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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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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在中國  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

第一章 緒論

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中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距美國獨立宣言之後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開始宣傳其革命主義。至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創立其革命總部——興中會於檀香山,成為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就揭櫫其推翻中國已有四千年歷史的君主政體的主張。惟其當時的號召,雖為推翻滿清專制,而其最後的目的則在使中國自列強侵略下獲得解放,並使中國步入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成功以後,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遂相繼而起,許多君主專制政治支配下的歐美各國,乃建立了民主政體,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若干曾為歐洲殖民地和保護國的亞非民族,亦獲得了獨立自由,其間兩個主要的革命潮流,一個就是個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斷爭取,另一則為民族意識之逐漸覺醒,最後形成民族主義的怒潮,尤以在亞洲國家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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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美國革命之成功,乃為全世界被統治的民眾,及其各民族,要求獨立自由的願望,實創一歷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國父孫先生正當此中國海禁初開,中西文化接觸的時期,乃潛心中國典籍,復深受西方教育,故能從現代的革命潮流,來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同時更從中國的政治哲學,來評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其具體的一例,就是他匯合中國古來的考試和監察制度與西方的三權分立主義於五權憲法的理論之中。更顯明的一點,就是他所手創的三民主義完全符合美國林肯總統所稱「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以為建立其中華民國的惟一藍圖。故其政治思想,無疑的是受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的理想之影響。
 一九一一年, 國父孫先生領導其革命黨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斷奮鬥,在其革命運動十次失敗之後,卒為中國人民建立了共和政體,就是產生了中華民國。惟在其革命政權初建,而基礎尚未鞏固之時,帝制餘孽袁世凱乃憑藉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結帝國主義,顛覆中華民國,恢復君主政體。於是國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體,因此而遭受其第一次的失敗,這一帝制雖不久即歸幻滅,惟北洋軍閥割據紛爭,使國家終陷入於混亂和破碎的狀態,而 國父所手創的中華民國亦等於名存而實亡。
 國父孫先生為盡其革命建國的責任,乃繼續奮鬥,致力於國民革命,直至民國六年,始以廣州為基地,準備北伐,以期削平軍閥,再造共和,恢復其國家獨立與自由。當時西方國家與日本對於中國國民革命,不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積極援助軍閥,以阻撓國民革命之進行。故此十年之中, 孫先生為了革命建國的事業而尋求外援,都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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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以後,不僅在俄國產生了一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新政體,並且使歐亞兩洲人文主義的文化,都受到強有力的刺激。共產制度的思想,創始於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寧的手上,更有其顯著的發展。列寧推翻臨時政府而建立其蘇維埃組織,在理論上自稱其為「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且宣傳其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大多數民眾的解放」,好像布爾雪維克是世界上最前進的革命政黨,而共產主義,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實際上,馬克斯主義乃是法國革命中的一種反革命的運動,亦就是當時歐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圖是破壞民主政治而建立專制制度。列寧所創「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後繼者所謂「人民民主」的極權主義政體,自是師承馬克斯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所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馬克斯主義在俄國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倘如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蘇俄和中共所謂蘇維埃制度的殘暴行為,亦必將大為驚詫。
 蘇俄共產主義誘惑群眾的宣傳,就是使他們誤信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為達到其烏托邦的惟一捷徑,他為了世界革命,認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們的理想能夠實現,即可為整個人類創造永久的理想國家。當時俄國革命對亞洲的民族運動,發生了極強烈的影響。因為一百餘年來,西方殖民地主義的統治,在亞洲激起一般民眾極端的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這一情勢,對這些國家,施展其滲透和顛覆的陰謀,而推行其從亞洲向歐洲迂回的世界革命計畫。
 當時中國在列強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之下,淪為次殖民地國家。俄共認為這是他在東方散播共產主〔
第16〕義的種子,來製造階級鬥爭的第一個大好園地。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齊釆林報告,和民國八年加拉罕宣言,聲明蘇俄準備放棄其在華特權,立即引起中國人民之嚮往,並博得其空前的好感。於是蘇俄一面派遣外交使節,與北平政府開始談判;一面派遣其國際共黨黨員與我 國父孫先生聯繫。但在此必須注意的,就是蘇俄同時更在另一方面進行組織其共產國際支部之中國共產黨,並供給其財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導和操縱。
 民國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孫先生與越飛達成協議。俄共對孫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孫先生手訂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國家統一的事業。俄共更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服從我 國父孫先生的領導,從事國民革命。這就是國共及中俄之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開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從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至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的全面清黨及國民政府對俄絕交。這一次嘗試,就很快的歸於失敗。然而此後我們中國國民政府又經過了第二和第三次與蘇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時期。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一年中蘇復交,及民國二十六年中國對日抗戰發生,中共的乞降投誠,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結束與五次和談。第三次是民國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十八年,由中蘇條約,政治協商,經共匪全面的叛亂,乃至大陸關入鐵幕。而中共毛澤東在蘇俄卵翼之下,憑藉其武裝暴力,來破壞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要騎在我全國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極權主義的統治。這不啻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為我們第一次國民革命失敗時袁世凱挾帝國主義以擊敗 孫先〔
第17〕生所領導的革命新興勢力,而後帝制自為的歷史重演,而其賣國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殘暴方法,更不是北洋軍閥所能企及。這就是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後結果。亦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第二次失敗的惟一原因。
 關於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敗之後,仍不得不與俄共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再作兩度「和平共存」的試驗之環境,及其經過之事實,我深覺其有向我全國國民和世界各國舉實相告的責任。大家應特加注意的一點,就是在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們政府的決策往往對於國內和國際上各種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慮,而受其牽制,所以我們反共鬥爭的行動,亦就不能不經由曲折迂回的路線,以至於中途遭受挫折。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然而事勢的演變與環境的壓迫,使我們本黨和政府雖看透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而仍不能不再三墮入侵略者的詭計。我們縱能確立堅決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國內民眾的了解與國際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終於失敗。所以這些記錄的字埵瘨﹛A遍灑?我們愛國軍民的鮮血和反共鬥士的熱淚。在另一方面,我在這反共鬥爭的經歷之中,對國家的忠誠和對人民的服務,本於 國父的遺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八年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以及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廣州參加革命政府,以至於今日,始終自矢為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而且確信中國全體同胞,對於革命建國的途徑,亦惟有始終遵循著 國父所手創的〔
第18〕三民主義,乃為自救與救國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產、反奴役的鬥爭時期,更應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我們全國愛國同胞一致的目標。
 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如其能喚起我全國同胞以及自由世界愛護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認識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對於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與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過是要你單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讓他俄共獨自生存,並聽其第五縱隊自由發展,而最後任其從外部來武裝征服,或從內部來「和平轉變」之一個簡單符號。他這個「和平共存」的符號,換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統制世界,奴役人類的一個代名詞而已。故本著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時期(民國十三至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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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註一)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第一個典型的附庸。
 如果不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定亂,(註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黨,(註三)使中國的統一與獨立,在我們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完成,那我中華民國早在這個時期,已成為布爾雪維克的試驗場和蘇俄的附庸國,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這一千二百萬方公里和四億五千萬人民,為其世界革命戰爭取之不竭、雄厚無比的基地與資源,向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戰了。
 今日世人誰都認識俄共侵華的結果,造成了今日世界這樣的危機。而且誰亦了解唯有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纔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貢獻。我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從「聯俄容共」到「全面清黨」與「對俄絕交」(註四)的歷史,在今日應當重新估定其在亞洲反共史上的意義及其對自由世界所發生的影響。
 (註一) 國父在「孫文學說」第五章中說:「吾國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為『螟蛉』雲。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螟蛉蔽而〔
第20〕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想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所謂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並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卻知覺,毫無自動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動,而暫保其軀體,不使腐爛。否則,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腐爛,不適於為糧矣。若其活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故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而為將來適於其己子之食糧而已。」
 (註二)本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三)本章第十四節,第九三四至九三七頁。
 (註四)本章第十七節,第九四三頁。

第二節 中國的革命建國運動

 十九世紀中葉(一八四至五),西歐的列強從海上叩中國的門戶,帝俄亦從陸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東北。他們在中國取得租借地和租界為根據地,以領事裁判權與協定關稅為保障,以鐵路建築及管理權,與沿海及內河航行權為線路,向內地伸張其經濟政治的影響。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強瓜分中國的計畫如果實行,帝俄將取得中國黃河以北將近全國百分之四十的領土。到了一九○○年,美國反對中國的瓜分,並提倡門戶開放政策,中國在名義上乃得保持其獨立而不亡。但是帝俄與日本對我們從東北〔第21〕到西北的廣大區域,仍不放鬆其領土要求。一九四年日俄戰爭以後,戰敗的帝俄乃與日本成立諒解,在這區域內劃分其勢力範圍。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倡導國民革命,其目的要從列強殖民地主義的壓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建設獨立自由的國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滿清專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當時,革命建國的運動仍然沒有完全成功。帝制餘孽、北洋軍閥——以袁世凱為首,憑藉列強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專以恢復帝制、推翻民國為謀。尤以日本軍閥從中鼓動各省地方軍閥,割據自雄,以逞其干涉內政,宰割中國的野心。因而中華民國主權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現代工業不能發達,而農業手工業趨於衰落。所謂民主政治者,不過是政客豪紳爭權奪利的口實,一般民眾的自由沒有保障,生活益趨貧困。
 民國三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歐洲為主戰場,西方各國與帝俄都捲入戰爭漩渦,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勢力,一時減退。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漸恢復了,新工業乃有長足的進步,國民經濟亦有顯著的發展。這是我們國民革命發展的契機。那時中國國民黨雖然沒有什麼革命的武力,也沒有得到什麼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其指導國民革命的最高原則——三民主義,卻深植於全國國民的心中,對於中國整個社會發生了普遍而激劇的影響。

第三節 中俄和平共存開始之前,蘇俄對華第一次友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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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接近中國西北邊境的俄羅斯帝國內部發生了革命。在俄國革命過程中,列寧領導布爾雪維克政變的成功,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標榜,馬克斯共產主義的號召,使世界為之震驚。

 大戰結束之後,西歐列強都轉向中國,企圖恢復他們的特權。蘇維埃俄國卻單獨對中國作友好的表示。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釆林(G··Chicherin)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提出報告,說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oKarakhan)簽署的宣言,就是根據齊釆林這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說:「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他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
 這是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東方最先嘗試的第一次笑臉外交。他這個笑臉外交所發表的宣言,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偉大的宣言。他這一個宣言真是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俄國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蘇維埃俄國是首先自動撤廢了,故其對中國影響之大,而其所收穫之富,亦是史無前例的。但在實際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三月才到達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才派越飛(AdolfJoffe)來和北京政府談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
第23〕,再派加拉罕來繼續談判。他們在談判中間,屢次食言翻案,最顯著的一著,就是否認宣言中關於中東鐵路無償交還中國的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才得簽訂。
 這一長期談判所達到的中俄條約,從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就是蘇俄與我國「和平共存」黑字寫在白紙上的第一個根據。

第四節 共產國際製造中國支部

 莫斯科的對華外交計畫是兩面的。在一方面,蘇維埃政府的外交部,與北京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到中國來組織其中國支部之中國共產黨。蘇俄對中國的交涉,雖極盡其反覆之能事,但是中國國民心理從蘇俄笑臉外交所得的印象,卻被共產國際利用,來推銷他共產主義,製造中國共產黨。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春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GregoriVoitinsky)到中國來,與李大釗及陳獨秀等籌備中國共產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莫斯科再派荷蘭人馬林(Maring又名Sneevliet)來參加指導。這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者侵華工具中共匪黨的起源。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結合,接受馬克斯的教條,具有親俄的感情,向勞工運動發展其組織。但是莫斯科並不聽任中共自然發展,還要繼續加工,揉造其為陰謀暴動的間諜集團。

第五節 中共的「聯合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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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寧亡命在布魯塞爾。當時社會主義的「人民報」發表我們 國父孫先生宣示「中國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國目標之論文。列寧乃在「火星報」發表其「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文,把國民革命比之於俄國民粹主義,並且說這是「亞洲的資產階級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健全的民主政治」(註)。到了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訂定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其第八條指使各國共黨「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義」,並且「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煽動其武裝部隊,反對其對殖民地的壓迫」。同時,列寧在大會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規定了共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策略。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更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目標。
 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中國國民黨組織聯合戰線。在他的宣言堙A有如下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與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堙A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品。……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達到〔
第25〕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的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說,中共目前與國民黨合作,組成聯合戰線,並且使他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中共必須保持獨立組織,不做國民黨的附屬品,並且防制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中,以「農民革命」來造成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註)列寧「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選集(英文本)第四冊,三七頁。

第六節 國父聯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為了進行這一秘密計畫,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馬林特到桂林謁見 國父,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合作的建議。
 馬林為了取得 國父的同意,向 國父陳述蘇俄並不實行共產主義,而改取新經濟政策。當時國父致廖仲愷等的電報說道:「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畫,相差無幾,至為欣慰。」
 到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 國父離粵赴滬。十二月,越飛到上海謁見 國父,商談中俄兩黨合作問題。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條〔
第26〕就是 國父聯俄政策的根據,其條文如下: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及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國父與馬林談話後致廖仲愷的電報,和他與越飛共同宣言,對於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顯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國父認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二、中國最急要的問題是民國統一的成功及國家完全獨立的獲得。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援助,乃對於此項大事業的援助。中國國民黨與俄共合作,也就是為了此項大事業的成功。
 孫文越飛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國共和平合作的根據。在這個宣言發表以前, 國父本已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準備改組本黨。其時滇湘粵桂諸軍,奉命進討陳炯明,佔領廣州以後,乃恭迎 國父回粵,復行大元帥職務。 國父回到廣州,在內即遭沈鴻英的通敵叛亂,而陳炯明又退踞東江,負嵎頑抗。尤其是外受西文殖民主義的壓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實行。而黨的組織亦益形渙散,雖有三十萬黨員散佈全國,而有志者人自為戰,不肖者挂名投機,革命建國事業更是無由著手;因而實行改組本黨,並派我到俄國去考察俄國革命後的黨務與政治軍事的組織,以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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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我的遊俄觀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雲、張太雷等,由上海啟程。二十五日從滿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三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遊俄報告書」,寄奉 國父。這時候, 國父屢次催我回廣州親自詳報,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廣州,即向 國父再作口頭的說明。
 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參觀其設備,並聽取其負責者對於實況的說明。其黨務方面,我們考察俄國共產黨中央黨部,由其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Rudzutak)說明俄國革命的經過,及其當時建黨的情形。我們又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自信其在兩三年內必有成功的把握,並指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實際工作,還有隔膜,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中國來考察。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與軍隊黨部的組織。我們在彼得格勒,考察〔
第28〕海軍大學等各級學校,並參觀克隆斯達軍港(Kronstadt)及其艦隊。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沉。兩年前,克隆斯達軍港曾以海軍軍士為中心,發生革命,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專制獨裁,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這一革命不久即歸失敗。當我們到彼得格勒考察時,其地方當局和海軍官員對此亦諱莫如深,但是我從當地軍民的精神上,還是看得出其創痛的痕跡。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訪問蘇俄,正是加拉罕發表其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國來與北京政府談判新約的期間。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飛亦聲明蘇俄「決無在外蒙古實施其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之意」。但是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
第29〕誠意所在。
 當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沉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和革命戰略,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特別提起其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經過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斯基託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 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一九二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盡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所以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 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 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釆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為多,他們都是在帝俄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後,已經失意了。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
第30〕就非常憂慮他們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們訪俄代表團內組織而言,本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國民黨員。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畫、考察工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國之後,共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紛歧為藉口,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我在報告書堙A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 國父面陳我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愷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遊俄報告的意見。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黨員也。而我國黨員之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第31〕。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我們了解 國父當時聯俄容共的政策,乃是為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儘可把中共這一分力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至於當時革命的形勢,我們要為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根據地,只有廣州是最為理想的所在。但是廣州,乃為英法舊殖民地主義的勢力控制之下的商業都市。我們中國國民黨在這媔做痍痔R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從這堨X師北伐,求得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必須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強若不是與我們革命政府為敵,就是對我們國民革命袖手旁觀,更無仗義援手的國家可覓。適於此時,俄國共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助東方民族獨立為號召。我們國民革命得到他這一消息,無異認為是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幾乎視為人類的救星。故對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誠歡迎而並不有所致疑。 國父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第32

 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 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 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制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但是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份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本黨不能達成 國父所賦予的任務為憂。於是代表大會閉會以後,我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並將籌備處交給廖仲愷,而離粵歸鄉;直至當年四月,復感於 國父函電的催促不已,重責我革命黨員,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堅不准辭;復派戴季陶同志來奉化,轉達其准許我不聞黨政,專辦軍校的要求相約,我乃重返廣州,接受黃埔軍校校長的任命。

第八節 李大釗的聲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發表之後,共黨份子首先加入國民黨的就是李大釗。(註)其後共黨份子紛紛入黨。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制定黨章,選舉中央執行委員與嚴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之中,就有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于方舟、瞿秋白等共黨份子在內。在大會中,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第33〕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李大釗乃代表本黨內的共黨份子,提出「申明書」,陳述他們「加入本黨的理由」,其中說道: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們覺得光是革命黨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總理指揮之下,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步驟,為國民革命的奮鬥。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總理亦曾允許我們仍〔
第34〕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李大釗的聲明好像是很坦白的。這是因為共黨份子要加入本黨,就不能不接受 國父所確定的條件和範圍。這容共的條件和範圍,是 國父對莫斯科歷次派來的代表胡定斯基、馬林、越飛、鮑羅廷等鄭重而周密的商討,而確定下來的。李大釗的意見,不過是公開加以申述。但是他這一笑臉迎人的申明書,而又添上了以下的最後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黨以公開的「跨黨」為名,而為其他日顛覆本黨的陰謀之伏筆。他說:
 「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加入本黨為不合,則儘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本黨對於跨黨分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黨以黨團的組織與活動,來把持、操縱、分化和破壞,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註)李大釗,字守常,民國七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其時北京大學文學院長為陳獨秀。民國八年冬,陳為北京政府所不容,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來北京,與李接洽,並由李介紹到上海與陳商談,籌組中國共產黨〔
第35〕。共黨成立之後,陳為其中央書記,並負南方黨務的責任,李負北方黨務的責任。

第九節 國父對共產主義的駁斥與三民

     主義的闡明及其建國大綱的頒佈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 國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講三民主義。自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學演講一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各講六次,民生主義只講了四次,沒有全部講完,即往韶關督師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師,隨即北上。
 國父在演講中,特別警惕的一點,就是共黨份子對民生主義的曲解。他演講民生主義的時候,第一講就駁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說,和階級鬥爭的主張。他認為歷史的重心不是物質而是生存。他認為商品的勞動價值說不合事實,由發明、製造,到交換和消費,都有貢獻於生產。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大多數人的合作,而不是階級鬥爭。他主張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階級鬥爭與群眾暴力。
 因為要預防共黨使用其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國父又於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發布其手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並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中,申述其確定三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影響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今後之革命,不但當用力於〔
第36〕破壞,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以掃除障礙為開始,以完成建設為依歸。所謂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建國大綱可以說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憲章。我們遵循這一憲章所規定的程序,以武力掃除革命的障礙,而以和平建設的方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預防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這一革命方略和建國程序,不僅與共產主義沒有相同之處,並且是國民革命過程中防制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
 國父對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許任何人曲解的,而且其對於共黨將來阻礙國民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不加考慮而預為設法防制的。所以我個人服膺 國父的教誨,始終相信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國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沒有馬克斯主義和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成分在內。

第十節 共黨顛覆工作的開始

 本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分設八部,即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軍事部、婦女部、海外部,後來又增加商民部與實業部。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各部負責人選的時候,共黨份子最注重組織、工人和農民三部,但他們為了避免本黨黨員的懷疑,竭力隱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譚平山為組織部秘書,馮菊坡為工人部秘書,林祖涵為農民部秘書,而不願居任何部長名義。
 當時八部之中, 國父本擬以共黨份子一人林祖涵為農民部長,其他七部皆由本黨老黨員擔任,並以廖仲愷為組織部長。後因廣東工人組織工作重要,且以廣東籍的黨員擔任其指導者為宜,故廖仲愷自〔
第37〕願擔任工人部長,而由他轉推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因為譚原是本黨黨員,當民國九年共黨組織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參加共黨的。廖先生認為譚擔任這一職務,必能忠於本黨,為三民主義來工作。殊不知譚任組織部長以後,他就薦楊匏安為該部秘書。楊是一個純粹馬克斯主義者,於是組織部就在其共黨組織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這一關鍵地位,來執行其共黨的滲透工作了。
 廖仲愷先生擔任工人部長之後,以其兼職很多,部務皆交秘書馮菊坡辦理。馮是共產份子,於是各地工會和總工會就多被共黨份子操縱。
 林祖涵任農民部長以後,推薦其共黨分子彭湃為秘書。他自己乃辭去部長職務,以分散本黨黨員的注意。其後部長屢次更易,但部務始終由彭湃把持。其所設農民講習所,皆由共黨份子包辦,錄取的學生,都是共產派及其外衛分子。各地農民協會和「農團軍」都亦為共產派操縱。
 共黨以「嚮導」週刊為其機關報,並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斯主義。一方面更滲透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黨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來曲解三民主義。只有他們用馬克斯主義曲解三民主義,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員對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排擠宣傳部長戴季陶,及青年部長鄒魯,致使其憤而離粵。
 國父當時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黨,並鼓勵其參加基層工作。即如廣州市黨部,就是本黨的忠實分子所組成;又如廣州機器工會始終是在本黨的領導之下而共黨無法滲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識青年和各界民眾相率集結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其所組成的黨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團體,究竟〔
第38〕不是共黨分子所能完全操縱和把持的。

 共黨分子對於本黨組織,最初並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僅在滲透,第二步就要來分化。所以他在本黨內部,全力製造其所謂「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稱,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更加以挑撥離間的工作。如此本黨黨員受了共黨跨黨分子分化挑撥的影響,自相矛盾,互為排斥,而共黨分子才能乘機把持本黨的黨務與民眾運動。就在本黨改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氣燄就逐漸猖獗,已為識者所深憂了。

第十一節 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 國父的指示

 十三年三月共黨所刊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刊載其「擴大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接受共黨的指示,教育他的團員在國民黨中進行組織和工作的方法,並明白規定:「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共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並且在此以前,共黨早已指示他的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的基礎。」於是廣州市黨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黨部提出跨黨分子破壞本黨組織的檢舉案。本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根據共黨陰謀文件,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譴責跨黨分子的彈劾案。他們鄭重說明彈劾的主旨,不是反對共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為黨員者之個人,完全是為本黨的生存發展起見,認為不宜黨中有黨〔第39〕,並且他們既有黨團作用,即不忠於本黨,而其行為又與李大釗申明書所表明的跨黨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請從速處分。
 國父當時曾對監察委員鄧澤如等明白指示說:俄國革命成功之後,他們首先認為俄國革命政權,必須西歐工業國家的社會革命成功,才能鞏固,後來他們認為東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會革命。因此他們對於中國,要幫助我們的民族革命,因而與本黨合作。 國父看到了這一層,又在民國十年與十一年間,聽到了馬林和越飛等國際共產黨人的話,相信他們要幫助中國國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國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產主義;所以才定下聯俄容共的政策。故本黨是以國民革命獨立自主的立場,與俄合作互助而聯俄,更不因為聯俄而對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國父又對鄧澤如等最後指示,說:「如果中共分子借本黨的名義來推行其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陳獨秀想要破壞本黨的組織,本黨也不難加以制裁,而棄絕他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這就是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們必須明白指出的,就是 國父的聯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認為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更不應該為了聯俄而受共黨的要挾,或對共黨有所姑息。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這一彈劾案之決議如下:
 「共產主義者之接受本黨黨綱而加入本黨,即當視為本黨黨員以管理之。」

 第40

第十二節 國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如果 國父親手領導革命的時間,能再延長五年至十年,同時本黨的領導幹部,能深切體會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對馬克斯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訓示和精神,我們可以相信北伐不會受到共黨分子的阻撓,北伐時期國民革命陣營也不至發生分裂。不幸我們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不過一年, 國父離粵北上,隨即在北京逝世。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國父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與「開國民會議」的兩大主張,喚起全國國民的覺悟,指出了唯有與國民結合的革命武力,才能永絕與帝國主義結合的軍閥,達到中國獨立自由和統一的目的。 國父本於這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消滅軍閥的宗旨,而直達北方軍閥勢力範圍的中心之北平,這一剛毅果決的行動必將為全國國民所擁護,亦將為北方軍閥所嫉忌。本黨的一般黨員都認為此行危險,且力加阻止。但是 國父仍於十二日起程,船經黃埔, 國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視軍校,並到對岸魚珠砲臺一帶看第一期學生的築城工事。他回來的時候,在途中對我說:「我現在進京,將來能否回來,尚不能定。然而我進京是去奮鬥的,我看見了這個學校的精神,能繼續我的革命事業,就是死了也可安心。」
 在 國父起程之前,鮑羅廷(MichaelBorodin)傳達莫斯科邀請 國父訪俄的表示。 國父問我的意見,我力加反對,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為求中國的獨立自由,而與俄合作; 國父此〔
第41〕時訪俄,將使共黨乘機散播謠諑,來混淆一般國民的耳目,更使我們本黨國民革命的前途發生重大的障礙。此後 國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訪俄的計畫了。
 國父北上之後,共黨分化本黨的陰謀活動,益加積極。他們分化軍校學生,並進而奪取軍校的企圖,更是顯明。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產分子發起青年軍人聯合會,吸收軍校及其他部隊中的跨黨分子,甚至散佈謠言,說我本人也加入了共黨組織,來誘惑軍校學生向他投靠。軍校學生及部隊中忠於三民主義及本黨之官生,不堪其組織的壓迫,於是陳誠等乃發起孫文主義學會,以對抗青年軍人聯合會。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廣州,又發現滇桂軍勾結北方軍閥,以反對本黨聯俄容共為名,乘我黨軍未回廣州以前,積極圖謀叛亂。我乃再往潮梅,親率黨軍回師,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變,卒於六月十三日收復廣州。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其時本黨已經表明其反共態度的黨員,在北京上海另行集會,即一般所謂「西山會議派」。本黨在廣州的中央負責幹部,尚能一致團結,並沒有顯著的裂痕。但是共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為「右派」,指汪兆銘廖仲愷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為「左派」,而挑撥胡汪間之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第42

 共黨這時竭盡其對本黨分化的伎倆,又在其所謂對「右派」鬥爭之中,更加緊其對汪的包圍,而汪亦終受其煽惑,並在共產派壓力之下,藉廖案嫌疑關係,強迫胡漢民以出使俄國的名義,離粵出國。於是共黨乃以往日挑撥胡漢民與汪兆銘的慣技,轉施於汪兆銘與蔣中正之間,製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

第十三節 中山艦事變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陳炯明殘部負嵎東江,重起叛亂,我率師再度東征。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陸豐,再定潮梅。接著又削平南路與海南鄧本殷叛部,重奠廣東統一的局面。廣東既告統一,國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師北伐了。
 東江戰事初告結束,我還在潮汕的時候,共黨已在廣州散佈謠言,對我誣蔑中傷。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我從潮汕回到廣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張。在會期中及會議後,汪兆銘對於北伐,均表示贊成,鮑羅廷亦未表示異議。惟開會後,鮑羅廷以奉召述職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鮑回俄後,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Kissarka)忽在軍校會議中,極力宣傳北伐必敗之謬論。他對我面談的時候,反對北伐的意思,也逐漸暴露出來。廣州市面接連的散播傳單,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為新軍閥。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張膽,破壞本黨的北伐計畫。我知道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個的策略,而不僅是中共叛亂的開端,於是本黨處境的阽危,已到了極點。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是消極的引退以放棄革命的責任?還是積極的衝破難關,完成 國父北伐的志事,以報黨國?憂思不能自決〔
第43〕。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國民革命軍總監之職,九日復呈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等職。汪兆銘對我的辭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發者半月之久。我乃於二月二十七日訪汪,明告其如不準我辭職,就應令李山嘉回俄。三月八日,又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繫,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自主地位。」但是我們的秘密談話,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結已深,無法使其徹悟俄共陰謀之所在。於是共黨與季山嘉更肆無忌憚,明指我為背叛革命的新軍閥。到了三月十四日,汪仍未批準我的辭呈,而間接的暗示我離粵。此時我方知道如我不離粵,不測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我既辭職而未獲準,如果自動離粵,又陷入棄職潛逃的罪名,真使我進退維谷。
 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命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其實他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鋪裝足煤斤,以備臨時遠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計畫,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第44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註)並派兵收回中山艦。
 二十二日,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代表為了這一事件來見。他問我:「這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我答以對人不對俄,並表示希望鮑羅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接受汪兆銘的意見,決議令俄顧問季山嘉等離粵回俄。但是會後,汪即稱病,遷居就醫,並致函中央監察委員張人傑,表示他不再負政治責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離粵,赴法養病。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廷自俄回粵,他與我屢次會商國共合作問題,訂定整理黨務辦法,於五月十五日,提出本黨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這辦法一共八點:
 一、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 總理及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批評及懷疑;
 二、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
 三、中央黨部各部長須不跨黨者方得充任;
 四、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不許在黨的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黨務會議;
 五、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
 
第45
 六、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所發一切訓令及策略,應先交國共聯席會議通過;
 七、國民黨員未經准許脫黨以前,不得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黨籍而入共產黨者,以後不得再入國民黨;
 八、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並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懲罰。
 當鮑羅廷與我會商這個辦法時,對我的態度極為緩和。凡我所提主張,都作合理的解決。同時我恪守 國父的遺訓,不因聯俄而對共黨姑息和遷就。所以我們的會商能夠達到這八點的協定。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
 (註)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廣州的總工會發起對香港的罷工,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原由廖仲愷領導,而實際上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糾察隊且持有槍械。共黨認為這一罷工委員會,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工農兵蘇維埃」,並認為這一工人糾察隊等於俄國當時的「赤衛軍」。共黨把這種組織當做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第十四節 從誓師北伐,經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這時候北洋軍閥的勢力:吳佩孚所部號稱二十五萬人,據有河南湖北,遠及湖南四川貴州,並結納〔第46〕兩廣殘餘部隊。孫傳芳亦擁二十萬眾,盤踞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張作霖所部及依附奉軍之直軍魯軍,合計不下五十萬人,據有東北、熱河、察哈爾,及河北、山東諸省。國民政府既已統一兩廣,剋期北伐,於是吳張妥協,共謀對付國民政府的北伐戰爭。孫雖以「保境安民」為號召,其實他與直魯軍仍是彼此呼應,反抗我們北伐的。我國民革命軍無論兵力或財力,都遠不如北洋軍閥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務之艱鉅是可以想見的。
 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北伐軍動員令。國民革命軍的部署,是以第三軍集中茶陵,第四軍集中攸縣,第五軍集中桂陽,第六軍集中安仁,第七軍集中永豐,第八軍集中衡山,而以第一軍主力集中衡陽為各軍的策應。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肅清湖南省境內的敵軍,以便會師武漢。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並發表宣言,指出「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三民主義為基礎,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號召全國軍人,共同為國民革命奮鬥,並要求全國人民,共負國民革命的責任。七月十日,國民革命軍克復長沙。於是國民革命軍分三路前進。中央軍為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以武漢及武勝關為作戰目標。右翼軍為第二軍、第三軍、第五軍,和獨立第一師,由我親自督師,以南昌及九江為作戰目標。另以第一軍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轉進,再會合右翼軍而以上海南京為作戰目標。左翼軍為第九軍和第十軍,以荊沙為作戰目標。十月十日,中央軍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軍克復南昌。國民革命軍聲勢之盛,進展之速,不僅使北洋軍閥為之膽懾,亦且使世界為之震驚。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
第47〕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做他「革命運動的第三階段」,要在這一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謂「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運動與農民革命合而為一。」具體的說,就是要中共黨徒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接近農民,實現他所謂「農村綱領」,製造他所謂「農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村暴動中組織武力,建立共黨政權。莫斯科為了指揮中共,實行其「徹度的農村政策」,認為鮑羅廷不夠激進,再派羅易(M··Roy)和譚平山來到中國。
 中共為了執行莫斯料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游民無產者(地痞流氓),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
 右翼軍克復南昌時,我在前線督師,當即進駐南昌,策定討伐孫傳芳的計畫。十一月,本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到南昌集會,決定中央機關暫駐南昌,主持戡定東南的軍政大計。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份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其所謂「黨的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會開會,我更向全會辭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表明我開誠布公,促成團結的〔
第48〕誠意。
 三中全會之後,共產派更加猖獗。武漢「中央」在共黨操縱之下,破壞二中全會「中央各部部長不得任用跨黨分子」之規定,對於二次全會決定「共黨交出跨黨分子名冊」,及「組織兩黨聯席會議」等條款,都一筆勾銷,似乎根本沒有這一回事。我們至此更加認識,無論與中共或俄共簽訂什麼協定,都是等於廢紙,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當時本黨在武漢的工運和農運的機關,全被跨黨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變本加厲。於是武漢的總工會,和各地的農民協會,擁有武裝,到處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業與鄉村的農業,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脅之下,亦全部陷入癱瘓狀態。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為共黨分子滲透的主要目標。他們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隊之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而且對於江西浙江作戰的部隊,扣發餉械。右翼軍要從長江上游調遣部隊到江浙增援作戰,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轉戰東南的國民革命軍於絕境。但是我國民革命軍右翼軍,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奮勇邁進,剋期完成其所負以上海南京為目標的作戰任務。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南京市內忽發生軍人侵入英美領事館,殺害館員,同時又有侵入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之事。當北伐軍事開始之時,我以總司令名義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發表「對外宣言」,剴切聲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統一中國,實為完成世界和平。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之行動及作戰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所以國民革命軍的部隊,無論到了長沙、漢口,或是九江、杭州,從來沒有違令殺害外人的行為。現在南京竟發生這種暴行,顯然是〔
第49〕部隊中的共黨分子,製造事變,企圖激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直接衝突。
 國民革命軍指向上海,上海本黨所領導的勞工群眾實行總罷工以為響應。共黨分子乃乘機組織工人糾察隊,發給槍械,企圖乘機暴動,成立勞工市政府,挑起列強在上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攝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免為武漢之續。四月十二日,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黨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吳敬恆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並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以保持,而東南各省才算沒有替俄國布爾雪維克做試驗場,更沒有為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黨中央常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秉承 國父的遺志,定都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第50

第十五節 武漢左派的悲劇

 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中國問題決議案」原是史達林的作品。史達林對於武漢政權的構想,就是要組織其為「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簡單的說,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就是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史達林首先在東歐,接?在中國製造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藍本。
 民國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產國際以本黨國民革命形勢,北伐進展之速,實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僅利用武漢左派的組織,和聯席會議的名義,決不能與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達成其毀滅本黨、阻礙北伐之目的。此時他唯有力促汪兆銘由法經莫斯科回國。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這一宣言顯然就是史達林的決策之重申。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再容忍俄黨的滲透和劫持,更不能聽任赤禍的蔓延和持續,而毅然決然清黨了。
 此時莫斯科共產國際之內,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左派」組織,以組織蘇維埃。史達林為了打擊他的政敵托洛斯基,仍堅持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國組織蘇維埃的時機未熟。他要把武漢政權從「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就是史達林在他〔
第51〕黨爭的氣氛中強製作成的。
 武漢以汪兆銘為首的「左派」中央黨部及其政府,其會議完全受共黨分子的劫持,其民眾運動的部門亦都由共黨及其同路人任首長。例如農民部長就是譚平山。他執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決議和指示。駐在兩湖的國民革命軍,其各級政治部大抵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各軍之間,更飽受共黨的挑撥離間,彼此意見無法融和。但是共黨雖操縱著武漢政權,而莫斯科的黨爭,鮑羅廷與羅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內部的爭議,又形成一團混亂。
 實際上,兩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更不能忍受其「現金集中」與「糧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長沙「馬日事變」發生之後,各地農民蜂起反抗共黨的操縱和控制。這些農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革命」的引誘而歡迎共黨的農民。這一事件對於共黨的農民運動乃是致命的打擊。
 武漢的「左派」和中共的內部,到了這時,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議。關於軍事,有兩種不同的主張:
 一是主張北伐和東征,企圖打破武漢的孤立,力謀政治軍事局勢的擴張;一是主張南下,企圖在兩湖和兩廣發展農民革命,以鞏固其政權的社會基礎,並對東南採取包圍的形勢。鮑羅廷與「左派」主張前者,羅易則主張後者。
 關於農民運動,他們也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為保持國共合作,要糾正農民運動的「過火」;一是主張農民的武裝革命。鮑羅廷主張前者,羅易主張後者。

 第52

 這時候,史達林對中共的指示是什麼呢?(一)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二)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過火」的行動;(三)清除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軍隊;(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舊份子;(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動軍官。史達林的電報是六月一日到達武漢的。鮑羅廷主張不要告知汪兆銘,羅易卻拿給汪兆銘看。武漢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們國民革命來達到他赤化中國的目的之陰謀和野心,乃決定分共,而與中共決裂。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十一條的「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企圖採取「退步」的政策,維持兩黨合作。七月三日,又決議送羅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漢左派政府即實行分共。於是鮑羅廷也就不能不離開武漢,經過西北馮玉祥的防區而回俄國。
 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轍,即嘉倫將軍(GeneralBlucher),離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國十四年底,應召回俄,由季山嘉繼任其軍事顧問團團長,竟演出中山艦事變。民國十五年春夏之間,我要求俄國派他再來廣州,擔任軍事顧問團團長,與我相處,仍甚融洽。他在無形之中,對鮑羅廷所作所為,流露其深惡痛絕的心境。寧漢分裂時,他由南昌被召赴漢,直到武漢分共,他特來與我作別。彼此相見之初,實有黯然魂消之感。臨別之時,我慰勉他說:「我們將來還〔
第53〕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於悲傷。」他答道:「但願我們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別,再會吧!」他這句話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別辭。後來中俄復交,我屢次要求史達林派嘉倫來華,任軍事顧問,終久未得史達林的答覆。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立法院長孫科赴俄,我託他當面問史,史乃答覆說,布魯轍已因犯日本女間諜之引誘而處決了。

第十六節 史達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動

 武漢分共事件迫使史達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張,就是採取蘇維埃路線。他派遣紐曼(HeinzNeumann)和羅明納茲(BessoLominadze)來到中國,傳達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會議」就是在紐曼指使之下舉行的。「八七會議告黨員書」處處為史達林作成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辯護,卻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陳獨秀、譚平山的頭上,指斥他們是「機會主義」。於是陳獨秀喪失了中共「書記長」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等為常委,領導共黨,轉向暴動政策。
 史達林為了準備在俄共十五次會議中打擊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製造城市暴動,以圖誇張中共的氣勢,證明他指導的正確,掩飾其消滅「反對派」的暴行。
 南昌暴動是由羅明納茲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本是一土共,後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這時乃受共黨煽動,要搶劫南昌的財富和鎗械,再行擁兵南下,到廣州設立「新政府」。葉挺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他本人是共黨,其部隊中的幹部亦多為共黨分子,此時接受共黨的〔
第54〕命令,開到南昌。這兩枝軍隊乘第三軍和第九軍分防各地,南昌守軍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的暴動。從夜間起,匪軍劫掠中央銀行,並搜刮商店,拘捕國民黨員。八月一日,有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者,發出佈告,其主席團列名者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但是不過四天,張發奎即與朱總指揮培德會同圍剿匪軍。所謂「革命委員會」內部又發生爭執,譚平山等主張南退廣州,葉挺堅持退往汕頭,匪軍到汕頭,肆行燒殺劫掠之後,乃竄入海陸豐一帶,與澎湃的土共會合,建立蘇維埃。
 「八七會議」之後,共黨指派毛澤東到長沙組織暴動。其目的在利用共黨「土地革命」的殘餘基礎上,建立工農軍,組織蘇維埃。但是事實上,城市工人暴動絕不可能;在鄉村堙A除了零星的燒殺劫掠外,毫無成就。所謂「秋收暴動」完全失敗。毛澤東與少數匪徒竄到湘贛邊界上的井崗山落草。
 南昌暴動失敗之後,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動廣州及其他都市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是由紐曼及愛斯拉(GerhartEisler)等從蘇俄領事館中策動指揮,並由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執行的。這所謂「教導團」,就是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和農民運動訓練所的學生改組,其中不少共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分子。他們提出的口號,完全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麵包」與「土地」。他們同樣組織其所謂「工農兵蘇維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軍長李福林軍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區,第四軍薛岳亦趕回廣州,而廣州機器工會工人亦組織敢死隊,參加作戰,這一叛亂遂告消滅。

 第55

第十七節 對俄絕交——和平共存第一個時期的結束

 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戡亂的時候,即已當場捕獲俄國副領事及其助手。叛亂平定之後,查獲秘密文件,更證明俄國領事館及其商業機關就是俄共間諜組織和策動叛亂的根源。國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銷各地的俄國領事館,並勒令各地的俄國商業機關停業,乃即宣佈與俄國絕交。
 關於對俄絕交一事,我曾對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駐京滬記者高橋發表談話,其中說道:

 「吾人之對俄絕交,僅與俄國共產黨政府斷絕關係,而於中俄兩國人民間之感情上並無變動。
 「試觀中國各地之俄領事館,事實上等於第三國際之支部,同時亦為中國共產黨陰謀之巢窟。
 中國國民黨為保持國家主權與自衛計,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計,為實現三民主義計,且為東亞和平計,出於斷然之手段,自是當然之舉。」
 中俄兩國的關係至此遂告斷絕。五年來共產國際指使其中國支部的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利用國民革命,以圖接近群眾,煽起鬥爭,顛覆本黨,然後他再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由他來領導北伐,獨佔中國,這一野心企圖,是失敗了。中國大陸的赤化因此遲延了二十三年。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

   (民國二十一至三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制共定亂,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黨,對中共顛覆本黨,假借國民革命來赤化中國之陰謀與暴行,予以致命的打擊。中共此後的蘇維埃路線,至民國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他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中立戰術,先求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死灰得以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中國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號,及其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民政府所用的方法為藍圖,因此我認為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三路線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正是史達林於擊敗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轉向布哈林「右派」鬥爭。為了進攻「右派」,史達林的政策轉向左傾。在他這左傾的動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繼續其過去已告失敗的暴動政策,並且更加激化。大會決議案以「推翻國民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第57〕李立三路線」的根據。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軍隊侵入我東北之滿洲里與海拉爾,壓迫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伯力協定。蘇俄承襲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對中共加緊鞭策,要他們承認「革命高潮是到來了」,要他們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的中心」,「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匪區內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組織叫做蘇維埃,其土地政策由農民平分土地轉向農奴式的「集體農場」。十九年(一九三年)七月
二十八日,匪軍乘我們中央討伐西北叛軍的時機,乃侵入長沙,並企圖進攻武漢。莫斯科共產國際興高釆烈,炫耀其「工農兵聯合行動的勝利」。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匪軍被我們當地的部隊進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從長沙潰退,同時他進攻武漢的企圖也化為烏有了。
 李立三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勝利了,那就是史達林的成就。現在是失敗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惡。於是這年九月以後,中共的黨乃轉入米夫(PavelMif)所領導的留俄的國際派之手。

第三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亦名紐堡,乃是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在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和方式來實施的。十七年以後,紐堡的「武裝暴動」(ANeuberg,TheArmedUprising)乃成為中共的城市暴動和農村暴動的教程。從我政府所〔第58〕搜獲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地組織「行動委員會」煽動群眾、實行武裝暴動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據這個教程為其組織與行動的準則。
 當時共匪對於城市,組織「赤色工會」為工人的基本組織。一方面在總工會之下,組織各種產業「同盟罷工行動委員會」,發動總同盟的政治罷工;另一方面,組織赤色先鋒隊,使其黨員受軍事訓練,準備武裝暴動。對於農村,仿效蘇俄的貧農團(Kombyed),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當地團隊武裝,以武裝其匪黨農民隊伍,實行「農民協會專政」。然後由其所謂「工農軍事委員會」糾合城市與農村的武裝暴力,組織「工農革命軍」,來「爭取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利」。
 但是共匪學會了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了中國舊時流寇式的暴動方法。據共匪自己的軍事訓練教材「中國紅軍發展小史」,說明民國十六年間共軍流寇化的起源,是這樣的:
 「井崗山是湘贛邊區的羅霄山脈。山堶鴞釣滫悀g匪,一個叫王佐,一個叫王文才。毛澤東同志的紅軍到了這堙A不能不和他們講統一戰線。」
 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贖、籌款,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
 最初在「李立三路線」之下,共匪還是相信「以城市領導農村」的原則,而其在農村中所製造的武裝暴力,仍以奪取大都市為其最後目標。這個時期,俄共的暴動方式還是佔?優勢。到了十九年九月「立三路線」被清算之後,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
第59〕,乃亦成為共匪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特別要採取打家、劫舍、綁票、撕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墳坑來活埋自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炙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佃戶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著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軍每當侵入一個鄉鎮之時,他就肆行其燒殺劫掠,煽動其清算鬥爭,到了他從這一鄉鎮撤退之時,當地的壯丁被其裹脅以去,而殘存的老弱婦孺,仍受其地下組織的控制和監視,不敢與國軍交談,更不敢與國軍合作。
 特別是其共匪所盤據的地區,他對於民眾的控制與消息的封鎖,乃是以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
第60〕學方法,混合使用,來發揮其暴行的效用。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總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發生心理的變態和生理的畸形,為惟一的手段。他們這樣的刑具,據當時各地民眾向我政府所控訴的,乃有七十二種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詳舉這種惡毒穢褻,殘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刑具名稱及使用的殘酷方法。這是他們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其在各省匪區製造暴動,以及今日大陸上,在各鄉鎮中控制民眾的情景,自始至終,還是有加無已的在那媢磟I。我們在這一點上,認為中共匪徒對民眾殘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只是毫無遜色,而且可說其是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了。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毀謗侮蔑,無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法對日」的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著著進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
第61〕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畫,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三省匪軍著手。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三月,長城之戰繼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畫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圍剿計畫,對江西匪區,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勝利的時候,共匪乃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山岳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

 第62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和封鎖,步步緊縮其包圍圈,而其內部農業的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了。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共匪奉行其共產國際命令,作成決議,認定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企圖進攻長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這種軍事冒險主義究竟能否成功,俄共與中共內部屢起爭執。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再度來到中國,視察匪區。羅明納茲回俄後的報告,認為中共的蘇維埃路線必歸失敗,主張中共放棄瑞金,西走四川,作長期鬥爭的打算。史達林對他的建議沒有採納。到了二十三年,在我國民革命軍圍剿之下,八個游擊區完全瓦解,殘餘匪軍不能不化整為零,突圍流竄。於是莫斯科共產國際過去在其六次大會指使中共的武裝暴動、蘇維埃組織、「土地革命」、對中國整個的赤化計畫,至此乃告一結束。
 徐向前部竄入川北,企圖入陝,我國民革命軍迎頭截擊,並由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聯絡川中各軍,督率會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澤東部亦由贛南竄到貴州,企圖偷襲貴陽不成之後,潛渡大渡河,與徐向前部會合於懋功松潘一帶,兩路殘匪在毛兒蓋會議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轉入雲南。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北上,展轉流竄,轉入陝北,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與高崗的老巢。其所殘餘部隊共計不〔
第63〕過五千之數,在軍事上實已不成問題了。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民國十八年蘇俄侵略者的滿洲里事變,與二十年日本軍閥的九一八事變,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要從日俄兩個鄰國夾攻之中,打開一條血路前進。中東路事件雖以「地方事件」而暫告解決,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裝暴動策應日閥的侵略行為,仍然是這兩面夾擊的變形。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安內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謀抗日。這一決策的堅持不變,就是第五次圍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軍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圍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竄。他到了軍事已走到絕境的時候,乃假借「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口號,求作政治的解圍。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開會。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在大會上提出「統一戰線」的報告,對於中國主張建立「廣泛的抗日反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史達林的決策,也當然成為大會的決議。中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一決議,在史達林指使之下,執行其「統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新戰術了。
 這時候,朱毛匪軍轉徙川黔,渺無出路。八月一日,他們從毛兒蓋發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其所謂「全國人民聯合國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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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九一八」四周年紀念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三十個以上的團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產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第65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的。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境

   ——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又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十三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壓力,企圖孤立中國,以遂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兵變,威脅其天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畫,綜合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三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第66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內瓦公佈中俄復交。但此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三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到了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三原則,我認為對蘇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談,覓取中蘇共同維護東亞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協定是公佈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佈秘密談話相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
,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對西方各國進行?反戰運動和顛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則通過其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衛團體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
第67〕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佔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三原
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而聯俄,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佔中國而對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得而知的。總之,當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侵佔蘆溝橋事變發生。中蘇的談判更是加緊進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其主要的條款就是: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
第68〕,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第一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第二條)
 我中華民國是受侵略國。我國此後與日本的「衝突全部期間」是八年,中蘇協定應該是這八年之內,兩國和平共存的準則。我們且看協定訂立後,莫斯科對於這個協定,實行到如何程度,並且看他這八年間的作為,及其所發生的事實與結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十節 西安事變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手對蘇交涉,一面亦?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和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
第69〕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且他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以陝西為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份子及其外衛組織的活動,於是「第三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傳,亦毫無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
第70〕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布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方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
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瞭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家安危,只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八項條件,只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簡單,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的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即親自送我回京。(註)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立即下令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他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他只願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了聖〔
第71〕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的脫險回京。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才得完全明瞭。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議的楊虎城,其與共黨勾結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內瓦代表匪偽與美國詹生大使舉行談話的王炳南,就是當時楊虎城的私人秘書,於此亦可了解共黨對此案的策動及其關係為如何了。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報館主筆,亦是我們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張季鸞,來華清池見我,談及陝北共黨勾結東北軍的不穩消息,他認為這恐是共產黨使用反間的一種手段,須加注意。我就對他說:「你是陝北人,關於你家鄉問題,自必格外關切,請問你們在延安的記者,最近有什麼重要消息麼?」他說,謠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這些無稽之談。其他就吞吐其辭,欲說復止,他只說這些謠言,不要說他,自然會止息的。我乃自動的問他說:「你所謂謠言,是否亦聽到了張漢卿與共產黨在延安面商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麼?」他忽現驚駭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他又說,他不相信這個消息會是真的。他且對我分析的說:如其他們果真是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話,那張漢卿必會坦率的報告中央,決不會越過了中央,與共黨私自勾結。所以他認為這個謠言,至少亦是共黨的反間陰謀作用。然〔
第72〕而最近謠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範。我聽到他這番話,更覺此事嚴重了。他乃又繼續的談下去說:目前倒是另有一種情勢,不能不特別注意的。就是西安社會上瀰漫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氣。他此次來西安視察已有十日,感覺這個問題嚴重,比其他一切問題更為緊要。他就問我對於這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如何?我對他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後,既定的方針。但是大家應知共黨的用意,其目的並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謂『一致抗日』,不過是其過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黨真能一致抗目的問題。你們報館主筆,應該將這個意思徹底闡明給一般社會了解。」他說可否將你的意思,先告訴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級將領開會,來討論這個問題。」後來西安事變發生時候,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所散發勸告張楊與東北軍的傳單,其大意就是當時我在華清池與張季鸞談話的要領。這是在西安事變約一星期以前的事。現在回憶,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變以前,對張楊進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極少數的共產分子之外,其他如公開作反動宣傳的,並不是共黨,而是其共黨的外衛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第三黨」與「救國會」以及所謂「學生聯合會」等中立份子。可是這些中立份子,確實不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亦不要他們加入其組織,取得黨籍,只要他們採取中立態度,或以第三黨名義發言就夠了。正因為他們不是共產黨,所以都能夠明目張膽的在西安散播謠諑,煽惑軍民,並對張學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圍挑撥的伎倆,發動其〔
第73〕攻心戰術,時時予張以不斷的刺激,最後張學良卒以其「剿共」與「抗日」的矛盾心理弱點,竟被他們攻心戰術所突破。但張學良並不承認他被共黨所煽動,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復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黨力量來一致抗日。從張學良自述其事變以前的經過,分析他被共匪誘惑生效的原因,並不是共黨有什麼真正伎倆,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共黨才得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盾與弱點,來盡量擴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從二十餘歲起,擔當方面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學忠原係與他對敵作戰的,但由他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匪停戰以後,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
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盡可為良友。他且說這種錯誤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過去好些將領,犯了這個錯誤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又接下去說,當時對共黨實無深刻的研究,只認他們所說「停戰抗日」是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那堛器D對共黨根本上認識已錯,自然亦就擬於不倫,所以其他一切推斷,亦就大錯而特錯了。
 最後據張學良又自述其在事變期間的心境,最初發生事變之後二日內,與我數次談話所得的結果,及見我的態度與決心,無法轉移,自知其預定的計畫,已無實現希望,其內部亦發生問題,並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樣容易;而當時特別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討伐的電報,更覺情勢險惡,已〔
第74〕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才決心派機接共黨代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他們所謂東北軍、西北軍(楊虎城)與共產軍三位一體的軍事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就完全變了質,而其中共本身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其外衛組織的中立主義活動,互相策應,乃構成其所謂「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作戰方式,來達到其對張楊所預期的目的。
 (註)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七)確實遵 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這八項條件顯然就是當時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號。其實質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衛團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政府。

第十一節 中共問題的解決

——「共赴國難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為根據。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果,致電本黨三中全會,提出如下的四項原則: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
第75〕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本黨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針對共黨的四項原則,決定四點如下: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
鬥爭。
 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第76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我為了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我發表這個談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大過,卒致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
第77〕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

第十二節 國府收編投誠的共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三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以葉項為副軍長,共轄四個支隊,其兵額是一萬餘人,列入第三戰鬥序列,歸顧長官祝同指揮。
 以上所述本黨的「根絕赤禍案」,中共的四項諾言,以及共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就是抗戰時期國共「和平共存」的根據。現在我們就拿這些根據,來檢討此後共黨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樣發展和轉變的。

第十三節 國民參政會與抗戰建國綱領

第78

 二十六年七月,長期抗戰決策之初,中央召開牯嶺茶話會,實即為國內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集會。抗日戰事既已開始,中央復邀約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文化界領袖,成立國防參議會,為政府的諮詢機關。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設立國民參政會,由各黨派、各民族、各職業、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組織之。其第一次大會即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這一綱領確定了三民主義為救國建國最高指導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最高統帥的統一領導權。
 這一綱領確定了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國際和平機構,促進國際合作之外交方針。
 這一綱領確定了戰時民主制度和戰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的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培養國民道德,維護中國文化的方針。
 這一綱領更是各黨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據。
 國民參政會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議會。每當開會時期,政府提出軍事政治報告;如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亦隨時提出報告,徵詢大會的意見,並取得大會的支持。國民參政會的建議案雖提供政府採擇或參考,但其重大的決議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佈實施。
一般人常以為國際共產黨反對議會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實際上,在這抗戰期間,中共所堅持的戰略原則及其最後目的,雖為「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但是他亦與其他政黨一樣,仍然指派代表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我們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間,四屆國民參政會堙A共黨的議會戰術是這樣的:
第79

 (一)把國民參政會當做宣傳講臺,使一般國民相信共黨是堅決抗日的,共軍是勇敢作戰的;
 (二)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一部份參政員,以中立的姿態,在共黨對政府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衝突時,轉嫁其責任於政府;
 (三)在他的宣傳不能發生效果,或一般參政員不予以支持時,共黨即拒絕出席,或中途退席,來破壞或阻礙大會的進行。
 但是國民參政會仍然得到一般國民的信任。抗戰建國綱領更是全國國民在抗戰中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準繩。
 我國民政府對於這個議會始終是尊重的,對於這個綱領始終是信守的。

第十四節 抗戰初期毛澤東的姿態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其要點如下:
 (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第80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
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戰前途及中共的路線」的決議,又確定其工作方針如下:
 (一)「擴大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由局部變為全面,為黨(即共黨)取得合法的平等競爭的地位。」
 (二)「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為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
 這就是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的路線。此後八年之間,他的行動,當然是跟著這一路線。但是他還有一個更高的指導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領史達林。而且蘇俄的利益始終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後的行動,得到確切的證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期。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張沖破例接見時,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
 二十七年,日德義三國締結同盟已具體化。莫斯科對於我們中國對日抗戰,認為可解其東顧之憂。莫斯科這時對中國抗戰的長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軍企圖進攻武漢之時,蘇俄與中國的密切友誼,及其對抗戰的援助,都是基於他這一希望。而中共對政府的態度不過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達林來函對中國抗戰的必勝,表示其「堅決信念」。九月間,中共所謂「中央六次全會〔
第81〕」在延安開會。周恩來不待會畢,即攜毛澤東函到武漢來見我。其中說道: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
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們本黨建議四點:(一)是停止兩黨的鬥爭;(二)是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籍。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
第82〕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間的慘痛經驗,是不再上當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對著民族抗戰所激發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以及全體民眾心理與輿情壓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諾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抗戰來努力。

第十五節 史達林的轉變

 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為了安撫希特勒,而舉行慕尼黑會議。這個會議助長了納粹德國的氣燄,歐洲局勢已臨到爆炸的邊緣。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達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黨大會發表演說,指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進到第二年,這個戰爭從上海到直布羅陀,捲入了五億人民。」他強調蘇俄今後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並且說蘇俄為了和平而努力與一切國家保持和平,與鄰邦建立親切的友誼。這一演說就是史達林從「統一戰線」轉變為「保衛祖國」的信號。
 史達林這一演說,顯然鼓勵了納粹主義的侵略行為。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分裂捷克,接?就把捷克整個併吞了。史達林此後與德國秘密交涉,同時仍然公開與英法談判。我們國民政府當然希望蘇俄與英法的談判成功,來阻止歐洲的烽火。這時立法院院長孫科在莫斯科,於六月十六日與蘇俄訂立商約,他向史達林轉達我的一封信。我在這封信媢麰^蘇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達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語句:

 第83

 「我們與歐洲諸國的談判,如果這談判可得圓滿的結果——並非不可能——那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步驟,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也可以聯合起來。現在時機已到,使這種集團可以成功。」
 這一段話的意義是含混的。他所謂「與歐洲諸國談判」與「愛好和平國家的聯合」,可以解釋為英美法蘇的聯合,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一種聯合,但是他這句話也可以解釋為德日義蘇的聯合,那就是日本軍閥與德國納粹所希望的了。
 史達林這時還不希望我們發生過大的懷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說道:
 「因為兩年戰爭,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開始慌張,不深加考慮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蘇以及外蒙共和國。這實際已是日本力量是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種行動將使大家一致對付他。蘇聯已給日本以應得的反擊,英美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加害日本。我們不懷疑日本在很短的將來,會得到中國的一個一百倍的打擊。」
 他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我們抗戰表示好感,並且標榜其俄日在我們東北諾門罕衝突的戰役,來證明蘇俄亦從事反日鬥爭。(註)但是他提到日本攻擊「蘇聯和外蒙共和國」,這堶探N伏?一個蘇日談判的根源,並且抵觸我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
 八月二十三日,史達林竟公開與希特勒訂立蘇德互助協定,促成了歐洲戰爭。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與日本訂立了蘇日中立協定。
 (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日俄兩軍在我東北與蒙古邊界上之諾門罕,發生激戰。這一戰事延續至九月十五日,〔
第84〕日俄兩方才成立停戰協定,並且俄國與偽滿洲國開始談判「勘界協定」,至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勘界協定」成立。

第十六節 中共的轉變——第一次商談

 國際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進行的。此時,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俄,竟一轉而與納粹主義的德國訂立互助協定,促使其對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於是國際的共產黨,不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並且要在「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之下,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互相策應,來破壞西文國家備戰和作戰的工作。中共此時亦跟隨莫斯科而採取如下的步驟: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讚揚蘇德協定是蘇俄外交政策的勝利。九月一日,毛澤東在新華日報發表談話,以為「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
了義、德、日、反共集團對於蘇俄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的和平,保障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進步。」到了歐戰爆發之後,中共更公開指斥其為帝國主義戰爭。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延安演講「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明白指出「不論是德、義、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組織革命戰爭」。所以中共在這個時期,公開反對美英「帝國主義」,攻擊我們國民政府與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發起其聯俄運〔
第85〕動,並企圖將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其所謂「革命戰爭」即內戰。
 (二)在軍事行動上,中共的「七分發展」,乃更趨於表面化,而在其實質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國際反戰運動的一個支流。同時,毛澤東更企圖從此實現他在抗戰初期所預定的「三階段論」
之第三階段計畫。(註)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改名)進入山西。此後即自由行動,最先建立晉冀察軍區及晉冀豫軍區,並繼續進入冀魯豫平原,更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及中央抗日游擊部隊,將其收編,以擴充其實力。其進入冀中的呂正操部,在博野一帶圍攻中央的抗日民軍張蔭梧部。進入冀魯邊區的邢仁甫部,在鹽山襲擊中央的第五十三游擊支隊,殺害其司令孫仲文。劉伯誠徐向前部在冀中魯西收繳團隊槍枝,攻擊河北山東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三月以後,中共的態度更是惡化。他組織了陝甘寧邊區,成立特區政府,又在鎮原寧縣一帶策畫暴動。其「山東縱隊」進入蘇北,肆行暴動。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團軍更成立「五臺晉冀察綏邊區政府」,又在晉南煽動韓鈞部隊叛變。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規誡共軍,應信守諾言,服從政府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解決各地的糾紛。二十九年一月,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共軍參謀長葉劍英提示:中共違令擴充之部隊及軍區應加糾正。但共黨的要求是十八集團軍的兵額擴充為三軍九師;其「陝甘寧邊區」不僅保持,且再加擴展。商談乃陷於停頓。

 第86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鍾麟部及朱懷冰部,為共軍所迫,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晉西北之趙承綬部,河東之王靖國部,均為共軍所襲擊,全省局勢更趨混亂。山東方面,魯西之孫良誠高樹勳各部亦為共軍所迫,退至黃河以北。共軍更從魯西向豫東皖北伸展,企圖與江南向北移動之新四軍打成一氣。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統帥部為消弭各地衝突,作成提示案,由何總長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商談同意,交周恩來於二十四日到陝北交朱德彭德懷等遵行。我統帥部同時命令各部隊避免與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衝突。提示案之要點如下: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此時准其包括十八縣),改稱為「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將冀察戰區取消,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為戰區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
 (三)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奉令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規定地區之內;
 (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三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另再增兩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
 (註)參看本章第十四節,第九六七頁。

 第87 

第十七節 新四軍事件

 各地軍隊對於統帥部的避免衝突令,雖一體服從,但十八集團軍對於提示並不遵守。這年(二十九年)八月,魯西共軍向魯南進攻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之魯村。省府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撤出魯村。同時新四軍又乘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在江北正與日軍激戰之時,他乃渡江襲擊江蘇省政府作戰基地之如皋泰興一帶,韓德勤的部隊受了重大損害,但為避免衝突,撤至東臺。新四軍繼續進攻,復陷東臺。
 統帥部鑒於共軍在魯蘇各地造成的嚴重局勢,乃於十月十九日,由何總長以皓電重新布達這個提示案,限新四軍於十一月底以前,開赴提示案指定的黃河以北作戰境內作戰。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對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下令,將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於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十二月卅一日以前,移至江北,並於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
 新四軍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圖進兵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圍攻中央的第四十師於三溪。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將叛軍解散。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拿獲,交軍法審判。

第十八節 蘇日中立協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於訪德之後,訪問莫斯科。蘇俄外交部次長於〔第88〕三月二十七日對我駐俄大使說:「史達林接見松岡,是純禮貌問題。」四月十一日,駐華之俄大使潘友新對我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岡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定竟於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佈了。

 這一協定,日本承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亦承認所謂「滿洲國」,不僅妨害中華民國領土主權,而且是更進一步粉碎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與中蘇互不侵犯的協定。我們只要看他共產集團的首腦部——莫斯科破壞國際條約到了這個地步,而其中共對於他的一切諾言是怎樣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十九節 德俄戰爭與中共的態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戰爭爆發,迫使史達林再轉變。在史達林轉變時,毛澤東也就隨著轉變。中共此後對於國民政府,保持著一段平穩的態勢。
 三十一年八月,德軍深入蘇俄的高加索,進逼伏爾加河。九月,德軍直迫史達林格勒,由十月到十一月,俄軍與德軍就在城堻v屋作戰。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派林彪到西安來見我。林彪陳述意見,極力表示中共擁護抗戰建國,及其「精誠合作,永遠團結」的誠意。他對我陳述,有如下的要點:
 「毛澤東一再告學生,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此種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為政〔
第89〕治上全黨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彼等所主張與實行者,決不能依樣行之於中國。
 「即如 孫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凡此規定,中共均無異議。
 「目前因為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期無違國民之公意,而共趨團結抗戰與統一建國之鵠的,此則中共所盼於 委座領導之下,奠立穩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澤東這一態度仍然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反映。也就是這年十月,潘友新回俄述職。他返任時,攜來史達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達林和平共存的表示,顯然就是毛澤東和平共存的意見的藍本。這封信的要點如下:
 「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在艱苦嘗試過程中,處處表現。將來必能堅而且篤,久而不渝。
 「在戰爭完全勝利之後,此種友誼,必能奠定兩國人民合作之基礎,樹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第二十節 蘇俄侵略外蒙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

 第90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蘇俄乘德蘇戰爭的時機,進一步並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本節略述蘇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經過,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的步驟。
 民國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發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蒙古的特權。但是民國十年,西伯利亞俄軍即藉口追擊白黨,侵入外蒙。這年七月,俄軍進入庫倫,即由俄共所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設立其所謂「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國十年八月,西伯利亞俄軍侵佔我外蒙所屬一部之唐努烏梁海。蘇俄政府即製造其「土文獨立國」,並公布其俄式「憲法」,乃成為蘇俄的第一個附庸。
 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成立,其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俄政府並承諾兩國將來商定有關蘇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駐軍的問題。
 但是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人民代表大會」,公布其俄式「憲法」,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將「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的條款,一筆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為蘇俄的第二個附庸。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軍侵入蘇俄。土文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呼魯丹」大會,宣佈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蘇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請願」,併入蘇俄領土。至三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才正式宣佈其為蘇俄的一個自治區。於是唐努烏梁海乃從蘇俄的一個附〔
第91〕庸,轉變成為蘇俄赤色版圖的一個自治區。這一轉變,也就是此後蘇俄處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歷史先例。(註)
 (註)蘇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烏梁海,並為其一州,實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時期,帝俄策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佈成立所謂「大蒙古帝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帝俄公布其所謂「俄蒙協約」,並由其駐華大使要求中國承認其協約有效。民國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與帝俄訂
立「中俄協定」,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民國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與俄蒙簽訂「中俄蒙條約」,規定外蒙為中國領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實際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獨佔貿易與建設鐵路的特權。同時復將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分離,而納入帝俄的版圖,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稱為唐努土文。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爆發。外蒙古及唐努烏樑海乃依其人民的志願,重回中華民國的懷抱。但蘇俄仍襲取帝俄的傳統手段,捲土重來。

第二十一節 新疆歸向中央

 蘇俄併吞我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的同時,新疆脫離蘇俄的控制,而歸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盤據東北,窺伺冀察的時期,也正是蘇俄侵入新疆,操縱行政,掠奪資源的時期。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蘇俄策動新疆政變,以盛世才為督辦。蘇俄對新疆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說是步步加緊。
 二十三年一月,馬仲英部隊圍攻迪化,蘇俄派遣紅軍侵入新疆,助盛攻馬。這就是他對新疆的初步軍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蘇俄以防止日本侵略為藉口,派遣正規軍「紅軍第八團」進駐〔
第92〕哈密。於是蘇俄對新疆的軍事控制計畫,及其隔絕中央與封鎖新疆的企圖,完全實現了。
 蘇俄對新疆的侵略,是軍事與經濟並進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蘇俄假借「蘇新貿易公司」名義,與盛世才訂立五百萬金盧布借款合同,中國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獲效果。二十七年,蘇俄引誘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產黨。此後蘇俄對新控制更為加強。全省各機關密布蘇俄人員。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十一月,蘇俄乘德蘇協定之後,歐戰方殷之際,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簽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託詞開採錫礦,將新疆全省隨地設置鐵路、公路、電話、電臺,及測量、探礦、建築、居住,與駐紮武裝守衛等權,一律歸於蘇俄,其期限為五十年。此無異是蘇俄併吞全新野心的一個鐵證。
 前面(註)說到毛澤東殘部,於二十四年八月,從川北向西北流竄,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圖從新疆取得蘇俄的支援。後來因為他在陝甘邊境被我國民革命軍中途阻截,才轉往陝北,依附劉子丹和高崗的土共。
 新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久已列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亞洲心臟部的戰略基地,只有完全隸屬於我中華民國主權之下,才有貢獻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國民政府雖在這抗戰期間,全副力量都用到對日作戰,而對於我大西北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仍盡力保持,決不許蘇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國際路線,與蘇俄打成一片,來改變整個亞洲的形勢,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蘇俄對新疆壓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脅。三十一年四月間,蘇俄在新疆的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企圖推翻盛世才,來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我在是年八月間,巡視〔
第93〕西北陝甘寧青各省,並派蔣夫人同朱紹良將軍飛往新疆省會之迪化,慰勞當地軍民,乃與盛世才商決保全國家領土主權,與還政於中央問題。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機,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輸誠了。此時蘇俄聞訊,立派其外交次長趕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蘇俄所作
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之諾言,並以此相要挾,未得結果,悵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軍政各機關主管長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復工作,大體就緒,乃由我中央要求蘇俄將其駐哈密之紅軍第八團,及在迪化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廠之駐軍及其他機關,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與主權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蘇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軍進駐哈密。此正蘇俄宣告第三國際解散的時候,也正是蘇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國家強作笑貌的時候。
 但是史達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勢已不可挽回,乃令蘇俄大使潘友新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遞一個節略,指責盛世才對俄的措施為「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另外他把「盛蘇密約」交給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壞中央對盛世才的信任,同時製造盛世才對中央的疑懼。但是這個密約,盛世才在決定歸順中央的時候,已經全部報告了,所以他這種反間計不曾得手,徒然顯出他自己邪惡的無賴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復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動蘇俄與新疆阿爾泰山區域的哈薩克游牧民族,發生邊界上的武裝衝突,來尋找他侵略的藉口,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間,蘇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員,又發動其挑撥反間的慣技,從事活躍,幾釀政變。但是中央立即採取寬大政策,公正處理,旋即平定;並調盛世才到中央〔
第94〕服務,將新疆軍政事權直接聽命中央,納入常軌。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蘇俄認為其在迪化,已無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潛伏在伊犁之俄諜及共產分子,給以大量軍械,突襲伊寧城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
共和國」,嗣後並攻陷我飛機場軍事據點。三十四年迪化蘇俄總領事館人員,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態和方法,促使伊犁叛黨對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決。省府為謀取暫時的平定,乃允其叛黨首領,加入省府,任為副主席。在中央以為此一寬大之處置,可以化除當地反側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的陰謀,自有其一貫的步驟。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戰局不利之際,這一「聯合政府」中所收容之分子,遂首先策動叛變,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維吾爾族的麥斯武德。我們必須指出:這第一個俄共所倡導的小型「聯合政府」,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在其附庸國家所設聯合政府之典型。
 (註)本章第五節,第九四九頁。

第二十二節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美英在華特權的撤銷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同時進攻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造成了中美並肩作戰的形勢,也註定了日本侵略主義失敗的命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華民國與美、英、蘇等二十六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並表示共同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一共同宣言簽訂之〔
第95〕後,全世界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同盟和一個前途。而我們中華民國的任務,不僅是與同盟國共同「解決日本事件」,並且要與同盟國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這年十月九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向我國駐美英的大使館表示,兩國政府為了加強其對中國盟友的友誼與合作,決定放棄其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並將於最近期內,向我國提出新約的草案。次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日,美、英兩國政府復同時就此一決定發表聲明。
 我在戰時首都重慶各界慶祝國慶紀念大會上,宣佈這個消息,並且說明:「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我全國同胞從今日起,應格外奮勉,自強自立,人人要做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民,始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家,期無愧為同盟國的一員。」這時我全國國民,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國必成的熱望。
 但是莫斯科對中國的政策卻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俄共希望中國長期抗戰,阻止日本的北進。中共更要在長期抗戰過程中,發展他的武力,擴大他的地盤,達到他分裂中國和征服中國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參加華盛頓同盟宣言以後,史達林就要打算怎樣破壞中國抗戰勝利的成果,阻止我們獨立統一而強大的中華民國的復興。毛澤東也就要替莫斯科這一全面轉變作準備。而其首先的一著,要使美英兩國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的重大步驟,不影響中國國民,使其發生任何親西方的傾向。莫斯科及其國際共產黨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蘇俄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引起中國國民對俄的好感,乃成為中共組織建立與發展的契機。而美英兩國在中國抗戰艱苦的時期,作如此重大〔
第96〕的宣佈,這在俄共對我們中國正在進行及將要進行的野心企圖,不只是對其政治陰謀上一大阻力,而亦對於其歷來虛偽宣傳上一大諷刺。所以俄共與中共從此集其全力,要在國際間,破壞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譽;並在中國國民中間,破壞我西方盟友對我國的友誼,與平等新約的重大影響。而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他們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內,及其在各國使節中間,多方揚言中國政府已與日本秘密進行單獨停戰交涉的反宣傳。此其目的,全在影響美國使其對我政府斷絕援助,促成我抗戰軍事早日崩潰,以達到其顛覆政府之陰謀。
 但是中國全體國民都珍視盟國美英這一歷史性的友好行動,而且竭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對於他們這些反宣傳,都認為是謊謬怪誕,更知其用心叵測,故在社會上並沒有發生絲毫影響。不過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惡意宣傳,卻指摘這一平等新約的行動,是美英「對中國統治階級的安撫政策」,是「為了阻止國民政府向日本投降」,並且是「為了增高國民政府的威望,幫助他戰後對於全國的控制」。這一派的國際共黨同路人的論調,可以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作為他們的代表。
 (註)這當然是對於我們國民政府有意的毀謗,同時也是對於我們盟國歪曲的誣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與中英平等新約公佈。我全國各界人士熱烈討論戰後建設的各種問題。我政府確立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方針。我更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畫,要求全國國民集中其意志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並準備抗戰勝利之後,善用獨立自由的地位,歡迎國際資本與技術的合作,建設中國為統一民主的現代國家。這一要求,得到全國國民一致的支持,卻受到國際共黨惡毒的攻擊。當然,我〔
第97〕們如能在抗戰勝利之後,以獨立完整的主權,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則,與西方盟友合作,來開發我國家豐
富的資源,提高我國民生活的水準,建設中華民國為現代的民主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自是我們全國國民所企及的。這一計畫卻是莫斯科及其侵華工具中共黨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須加以阻撓和破壞的。
 (註)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對於盟國撤廢其在華特權之誣篾,乃有露骨的敘述。
 (LsraelEpstein,TheUnfinishedRevolutioninChina,pp·341-343)

第二十三節 第二次商談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軍驅德軍於史達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軍開始肅清高加索區的德軍。就在這個時候,中共的態度又轉強橫。江蘇山東的共軍乃重新起而襲擊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隊。
 其在長江北岸新四軍殘部,復乘我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率部與日軍正在激戰之際,他們就在我江北作戰基地之漣水,襲擊中央軍的預備隊一一二師。同時十八集團軍亦在山東方面襲擊中央所指派的于學忠部隊。
 而其周恩來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晉謁何總長時,亦提出四項新的要求,即(一)共黨取得合法地位;(二)其軍隊希望編為四軍十二師;(三)其陝北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四)黃河以南各軍〔
第98〕開入中央指定之作戰區域,請俟戰後。何總長重申二十九年皓電提示的原則。周恩來表示其對原則業已
接受,但對開拔的時間與軍隊的數量,要求重新商談。
 這次商談,周林顯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因而沒有得到具體結果。

第二十四節 中共全面轉變的準備

     ——整風運動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這整風運動乃是中共準備全面叛變的基本工作。在這抗戰期間,民族意識發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國家,要破壞抗戰,要反抗我們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必須從他每一個黨徒的思想中,毀滅其民族性;為了毀滅民族性,必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風運動,在其所謂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清算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自我批評」和檢討之下,對於民族思想與自由思想,痛下攻擊,而
其對於黨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階級性克復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風運動中,王實味說了一句話:「史達林偉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嚴厲的檢討,最後是失蹤了。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風運動的第一個宗旨。
 中共這次的整風開會,參加的幹部前後總計三萬人。自三十一年二月毛澤東的「整頓三風報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中間還舉行了四個月的「高級幹部會議」,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建立「毛澤東的一元領導」,就是整風運動的第二個宗旨。

 第99

 蘇俄布爾雪維克以其自己的模型,來製造各國共產黨。所謂「毛澤東主義」就是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的一元領導」也就是史達林個人獨裁的中國型。自史達林格勒之戰以後,史達林更加徹底使馬克斯主義俄羅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廢棄了的帝俄時代一些偶像重新標榜起來。例如彼得大帝、古圖佐夫(Kutuzov)、沙伏洛大(Suvorov)、米寧(Minin)、波茲哈斯基(Pozharsky),這些俄羅斯民族戰爭的人物,至此都成為民族英雄,而史達林亦儼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產主義也就成為大斯拉夫主義的外衣。中共為什麼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為什麼要建立「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顯然出自史達林的指使,要共黨杷權力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好叫他翻雲覆雨,賣國害民,不僅要將現在四億五千為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並使我中華民族滅絕人性,世世充當他大斯拉夫的奴隸牛馬,而不復自覺其為黃帝子孫。這就是他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及其實質之所在。

第二十五節 共產國際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使全世界為之震動。我亦信以為這是俄共對美國精誠合作的表現,而決不是偽裝的姿態。因為我相信,如果像共產國際這樣各國共黨的司令臺,並且是他們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達林竟將其撤銷,這還不是真實的而是偽裝的話,那就是他對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產,此後就沒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為了。所以我當時曾對羅斯福總統說:「這是你美國外交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勝利。」

 第100

 不料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在表面上,是針對?德日義三國反共盟約,而促進世界反軸心的民主戰線之團結。但在實際上,這仍然是史達林的政治戰術與宣傳手法,也就是他在史達林格勒之戰得到勝利之後,對世界施展其國際陰謀的張本。因為共產國際既已「解散」之後,各國共黨在莫斯科的戰略計畫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陰謀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負任何政治責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通過其統一戰線以後的決議,共產國際系統之下的勞工國際、青年國際以及婦女國際這一類的組織,逐漸改變為區域組織並改變其名稱,以便利其在外衛群眾中發展。直至此時,共產國際本身亦轉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佈其解散,完全是史達林當時運用其「統一戰線」策略的一個政治戰術與宣傳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戰略計畫之中,我們中國仍然是他的第一個目標。他為了開始對這一目標進行攻擊,首先就要隱蔽莫斯科與中共的直接隸屬關係。於是延安的整風運動,提出了「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指出「毛澤東思想」,認為他就是「中國的馬克斯主義」,這一著亦是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作準備。所以中共的整風運動是從三十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為止,而共產國際也就在這年五月宣佈「解散」了。
 自此時起,在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宣傳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產黨,不再是蘇俄的工具,而是中國農民的「民主黨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時起,莫斯科與延安就開始對我國民政府毫無忌憚的作猛烈的政治攻擊。

 第101

 美國共產黨接著亦改名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以掩蔽其蘇俄間諜的本質。但莫斯科賦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美國輿論和政府中,直接破壞中華民國政府的信譽,與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間接為中共宣傳其抗戰努力,實力強大,和「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描寫陝北匪區的「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幾乎是烏托邦的理想實現了。

第二十六節 羅果夫通訊

——「兩個」中國之說的由來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Vladimir Rogov)批評中國政府的長篇通訊,詆毀我政府堶惘部u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建設,削弱戰鬥力。並且說「他們挑撥各種衝突與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動」。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導致美國朝野誤信中國國民黨內,真有一班製造內戰的「頑固派」。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積極為中共全面轉變時作宣傳的準備。於是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報」及其他二三報紙轉載羅果夫的通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引用這篇通訊,說是「同盟國家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學會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T··Bisson)「中國在聯合作戰中的地位」,更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今〔
第102〕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是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打擊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裁」的名詞,反覆積累,加以我中華民國國家、政府和我個人,其目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的關係,使中國陷於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使抗戰歸於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之。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圖,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第二十七節 日蘇瓜分中國的藍圖和兩個戰爭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革命之後,列寧乘德軍的神秘棚車,穿過德軍的前哨,回到俄國,策劃改變。「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寧立即發佈兩道命令:一道是土地歸於農民:一道是對德表示和議。這一種利用失敗主義來取得政權的陰謀故智,中共於民國三十二年整風運動結束之後,即企圖其在中國照樣實施。
 遠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湘滬戰爭爆發之後,蘇俄駐上海的總領事館由虹口遷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蘇德協定激起了歐洲戰爭,俄總領事館又由法租界遷回日軍事區虹口的原有館址。此後日本軍部特務機關與俄領館之間,聯繫日密,亦並不因蘇德戰爭而有所間斷。其實當時南京汪偽政權之成立,乃是受到蘇俄的鼓勵。因為俄總領事透過日軍特務機關,表示莫斯科對汪偽組織,將於適當時間予以承認。

 第103

 日本與蘇俄秘密諒解的基礎,就是兩國瓜分中國領土的計畫。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日本參謀本部駐在上海的特務機關,立即與汪兆銘積極進行其「組府」的談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說明了日本軍閥與俄共分割中國的全盤企圖。他們在北方以東北偽滿洲國為其大陸政策的根據地,而割取其所謂「蒙疆自治區域」及「華北緊密協力地帶」,包括山西、河北與山東各省;對華中,以吳越平原為根據地,沿長江而上,直達宜昌;在華南,以臺灣與海南島為其海洋政策的
根據地,而以福建廣東為其外緣。至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之大西北區域,則承認其為蘇俄的勢力範圍。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為蘇方所諒解的條件。當時我獲得這個情報,並不為奇。我相信蘇俄之志,決不在此,日本軍閥出此一著,徒見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年)一月,「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來,而日蘇瓜分中國的陰謀乃大白於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蘇中立協定」不過是這個野心計畫的一角。上海蘇俄總領事對汪偽組織的支持,更是不成問題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戰,三十三年平漢路南段之戰,中共將我國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畫,透過日軍特務機關交給日軍。中共企圖誘導日軍深入中國抗戰大後方之華西,使共軍得以乘機突破國軍的封鎖線,向西北擴張其地盤,並且再進一步,與日軍夾擊我川黔抗戰根據地。所以國際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的全面宣傳攻擊,其幕後還有全面軍事攻勢,著著進行。
 在中共與日軍呼應的時候,蘇俄亦與日軍侵華戰事相呼應。三十三年三月,日軍對華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蔓延粵漢路。其時陝北共軍集中兵力,企圖乘此時機,侵入甘肅,打通延安與蘇俄〔
第104〕的交通路線。蘇俄駐迪化的總領事館也就在這一年內,策動新疆一聯串的事變。(註)
 這是中俄及國共「和平共存」中的一個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對華直接而公開的戰爭,與蘇俄對華間接而無形的戰爭,這兩個戰爭合流的一個事實及其內容。
 (註)本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九頁。

第二十八節 第三次商談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蘇俄對德軍的夏季攻勢,恢復了俄境以內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國的最後失敗已見端倪。史達林對戰後世界的全盤的計畫,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確立。他拒絕參加開羅會議。他於這年十二月,懷抱?整套陰謀,到德黑蘭與美英首長舉行會議。在歐洲方面,他擊敗了邱吉爾所主張的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的提議,促成了盟國在法國登陸的計畫。這是史達林世界戰略第一回合的勝利,注定了戰後東歐淪亡的命運。
 三十三年一月,俄軍解了列寧格勒之圍。二月至三月,俄軍收復了畿夫,從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進,並擊退了克里米亞的德軍。在這個時期,中共對我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當然也更進一步的積極展開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談,中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最後更完全變質。從這一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全面政治鬥爭的動向。

 第105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與政府代表王世杰等會談中,提出十七條,其內容還是與過去兩次要求,相差不遠。關於軍事問題,中共要求四軍十二師之數,於戰後轉移至指定的防地。關於邊區,要求改為行政區,隸屬行政院,不受陝西省政府指導。關於黨的問題,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此外則首次提出「撤除陝甘寧邊區軍事封鎖」。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乃將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條件如下:
 一、關於共軍數目,改變為要求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關於陝甘寧邊區改組行政區,改變為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三、關於移防問題,改變為「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

 中共關於邊區問題,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二、「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此次更提出「關於全國政治」的條件如下:
 
第106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這次商談,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變,其所提條件一次比一次苛刻,當然得不到何種結果。

第二十九節 史迪威事件

——中共對魏德邁將軍的排斥

 我對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共關於盟國軍援的分配及邊區封鎖之解除兩點。這兩點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癥結。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工作,在緬北作戰,我時時感懷他的勞績,對於他平時的各種建議,亦無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緬戰場的時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愛國民主黨派」,同時誣蔑我個人是頑固和反動法西斯的時期。他也是受了這種宣傳的影響之一人。他誤信中共部隊可以服從他的指揮。他向我要求把國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同時也將晉、陝兩省被共軍牽制而防備其叛亂的國軍,開出作戰。可惜他對於共黨的陰謀毫無了解。他不知道過去中共在莫
斯科指使之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也沒有預想共軍得到裝備,開出「邊區」之後,將取何種手段來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史迪威將軍後來對我的爭執,完全是共黨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兩國軍隊在中緬戰場上的合作,幾乎因此而完全破壞。

 第107

 我自己覺得我對史迪威將軍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他來華服務之初,不管他對我所說的話,信與不信,我應該把俄共對中國革命與抗戰的陰謀及其目的,以及經過事實,明白告訴他,使他事前能夠了解和預防。但是我以為自己與他初次共事,互信的關係並未完全建立,所以沒有向他切實說明。惟有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我的一個錯誤。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C·Wedemeyer)繼史迪威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兼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來華就職之後,純粹盡心於軍事的反攻,而中共問題則由赫爾利大使接洽和處理。(註)
 但是魏德邁將軍對於中共問題,仍然繼續研究其實情,把握其焦點之所在,並且赫爾利大使就其對共商談所得的經驗,和史迪威將軍在華任職的經過事實,予以分析,作為佐證。所以魏德邁將軍深切了解中共的陰謀,而毫未受其任何宣傳與包圍的影響。他與赫爾利大使二人,在華任職期間,對我中國軍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無間,而其成績亦更是優越顯著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邁將軍為了策劃全面的反攻,巡視華北,遍歷陝西綏遠的前線。他途經延安,卻拒絕了中共的邀請,沒有在延安下機訪問朱毛。因為共黨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陰謀詭計的人,魏德邁將軍就是了解共黨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對他懷恨在心,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也就毀謗他,反對他在華任職。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國在中國調解國共,統編共軍的時期,而魏德邁將軍亦就不能不調任離〔
第108〕華了。
 (註)赫爾利將軍初以美國總統特使來華。三十三年十月,羅斯福總統任命其為駐華大使,三十四年一月八日,呈遞國書。

第三十節 中共的軍費和政治資本

  (一)軍費轉作政治活動
 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指責國民政府歧視十八集團軍,不按照他擴充的兵員給予待遇,並且不給以國軍同等的待遇。實際上,國民政府所核准為第十八集團軍,其所編成的三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即是依照國軍同等的待遇,按期發給軍費的。但是中共從國民政府所領取的軍費,並沒有用到他的軍隊,卻在就地津貼其外衛團體和文化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營的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工作的政治作戰經費。如重慶新華日報,各地的生活書店,以及群眾雜誌、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都是由我國民政府發給他十八集團軍的軍費來支用的。而其各地共軍的糧餉,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區」和「邊區」民眾,以及就地用土改鬥爭與制販嗎啡等各種稅捐徵發而來的。
  (二)走私為其經費來源
 中共的政治作戰經費第二個來源,是日軍佔領區與自由區之間的走私貿易。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封鎖日軍佔領區,中共卻由五條路線走私。

 第109

 第一條路線是由包頭經綏德入陝北,再由陝北往隴東寧夏。如綏德的「抗敵商店」與延安的「光華商店」,就是買賣日貨的總機關;
 第二條路線是陝北邊區沿黃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團軍駐防的渡口,都有日貨運入河西,向陝西的中部及陝南傾銷;
 第三條路線是從濟南向西,到豫北與晉南;
 第四條路線是從蕪湖向西,到皖西與鄂贛一帶;
 第五條路線是從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帶。
 中共走私貿易所籌得的利潤,就地使用其為對自由區作宣傳戰、組織戰和顛覆工作的經費。
  (三)推銷鴉片與私發偽鈔
 中共走私之中,破壞國民政府禁令,危害國民健康的一種貿易,就是推銷鴉片。鴉片的來源有二:
 第一是從日軍佔領區特別是熱河等產煙地區,經十八集團軍駐守的道路與渡口,向自由區傾銷,中共收取過境稅,每兩鴉片要繳納法幣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陝甘寧特區之內,指使農民種植罌粟。至成熟時,中共派人收取煙土。依土地的肥瘠,或與農戶三七分,或與農戶四六分。其農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價收購。
 中共由其「特區」向自由區運銷鴉片的路線有二:一條是由特區運至宜川韓城;一條是由「特區」運至耀縣柳林。

 第110

 鴉片傾銷所得的法幣,一部分用作他「特區」擅自私發偽鈔的準備金;一部分就地撥充其對自由區滲透顛覆與組織宣傳的經費。
 上述的事實,可以說明中共指責國民政府對其十八集團軍不發軍費以及剋扣軍費,乃是他完全偽造的謊言了。

第三十一節 第四次商談

 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從第三次商談以後,更加積極展開,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無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斷的邀約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親赴延安,商談要務。赫爾利將軍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飛往延安。十日赫爾利將軍偕周恩來飛回重慶,攜有毛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定」。這一協定顯示了什麼是中共的政治條件: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中國所有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立即宣佈一新民主政策,規定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組織之。
 三、聯合國民政府擁護 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
第111〕及民主,樹立正義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之合法地位。
 這一「協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來,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所最愛聽的名詞,並且把「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西方國家所感覺其為冠冕堂皇的字句,亦全盤托了出來,而要求其訂為條款。當然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失為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很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政變之後,自然是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的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處理。我決定對這個協定中「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他各項儘可一一商談。但是周恩來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

第三十二節 第五次商談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來到重慶。這次商談,完全是他一種政治的宣傳〔第112〕攻勢,其所提出的口號就是「聯合政府」。其所擺出的面貌亦愈變猙獰。而他在此次宣傳攻勢之中,不但公然詆毀政府,而且公然誣蔑赫爾利大使。因馬赫爾利大使曾經聲明:「美國不以武器支助中國擁有
武力之政黨」,所以他到了最後亦成為中共攻擊的對象。
 這樣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談,自然無法得到結果,至五月遂告停頓。

第三十三節 憲政實施的決定

 我們中國國民黨秉承 國父孫先生的遺教,國民革命的目的,對外求國家的獨立平等,對內為建設民主政治,實行民生主義。本黨的訓政,乃是從軍政到憲政的過渡階段。如果沒有對日抗戰的發生,早在民國二十六年,國民大會即已召開,民主憲法早已實施。當抗戰之初,本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舉行於武漢,發表宣言,預期抗戰勝利之後,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間,抗戰雖極艱苦,而勝利已經在望。我戰時首都重慶對戰後建設計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中共惟恐我國民政府獲致勝利的果實,所以他在此時破壞抗戰、顛覆政府的陰謀,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我為了完成民主政治,準備戰後建設,決定提早實施憲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對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說,宣佈政府準備於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制頒憲法。七月七日,國民參政會開會,討論召開國民大會的議案。但是中共對於這一決定民主政治進行步驟的會議,反而拒絕出席,並且另籌召開其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對抗。

 第113

第三十四節 中蘇談判中之共黨企圖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佔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史達林佔了優勢。特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的整個陰謀策劃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蔣」的宣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衛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亂。此後的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
 這年六月,正是中蘇談判互助同盟條約的時候,陝北的共匪煽動淳化保安團隊,佔據縣城,與當地國軍衝突。同時浙東、浙西與綏南、綏北等地匪軍到處襲擊國軍。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機大肆宣傳,反誣蔑國民政府「發動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以軍火援華。美共與中共執行史達林所賦予的任務,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

第三十五節 第二個時期的結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時期,中俄兩國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發展,及其所得的結局。他們在全面抗戰之前,中共對我政府輸誠求和時所表現的馴服態度與卑恭的笑臉,以及其在抗戰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項諾言,毛澤東所謂「永遠團結,精誠合作〔第114〕,徹底統一」等謊話,到了抗戰末期,乃就轉變為其全面的武裝叛亂與顛覆國家的張本。這時候,中共何嘗不想蹈襲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敗主義顛覆其臨時政府的故智,來奪取我國家的政權。但是我全國國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終是集中的。國民政府對於戰局的控制,始終是穩固的。而且我國民革命軍對於共軍的防範,始終未稍鬆懈,再加以抗戰勝利之提早來臨,未曾給予中共以顛覆政府的機會。但是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對於我中華民國從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個計畫,到了抗戰初告結束之時,便全面展開了。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結果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三個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與支持之下,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乘日軍深入我後方之際,企圖推翻國民政府。因為我政府與全國軍民,上下一心,抗戰精神始終堅定,不受共匪的煽動,不為國際陰謀所乘,卒能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又因抗戰勝利提早到來,日軍專誠向國民政府繳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達成其藉抗戰來奪取政權的目的。於是俄共和中共重彈「和平共存」的舊調,來束縛國軍的雙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動員和全面叛亂,最後乃揭破其猙獰的面目,撕毀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條約和各種協議。三十年來,中俄與國共之間三度和平,三度決裂,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大陸關進鐵幕,〔第115〕作為蘇維埃帝國征服亞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第二節 國府受降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請降書,由瑞士瑞典轉達盟國,聲明「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經蘇聯政府贊成之聯合宣言所列舉之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日本政府竭誠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國代表盟國,請瑞士轉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實施投降條款,最後並聲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

 在開羅會議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廢,應依其人民的意願而決定的主張。羅斯福總統亦能諒解此意,乃贊成此議。到了大戰結束的時候,日本軍隊在國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繳械投降。同時日本國內秩序,亦以其天皇為之維繫,得免於混亂與破壞。
 中國戰區受降的範圍是中華民國、臺灣及越南的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我指派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處理全部日軍投降事宜。總計日軍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
 我在這堶n特別說明的,就是盟軍總部將我們中華民國東北領土上的日軍,劃歸蘇俄受降。事實上,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聲明請降,蘇俄直至八月八日纔宣佈自九日起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蘇俄軍隊是〔
第116〕在日軍投降以前三天之內纔進入我東北和熱河察哈爾。這一事實乃成為第二次大戰役,蘇俄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以及中共對國民政府的顛覆工作之新起點。

第三節 中共的七道「命令」與六項要求

 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日本宣佈投降後,立即電令全國各部隊,聽候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決定。其頒發第十八集團軍的電令並詳明指示:「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勿擅自行動」。
 但是共匪違抗最高統帥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總部」的名義,亦於八月十日,發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軍全面暴動。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軍動向是這樣的:
 一、「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萬毅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李運昌部由河北熱河現地,向遼寧吉林進發;韓共軍隨同進入東北;
 二、「為配合外蒙軍隊進入內蒙及綏察熱等地作戰」:賀龍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
 三、山西全省的共軍「由賀龍統一指揮,進據同蒲路沿線及汾河流域」;
 四、為佔據及破壞全國「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滄石路、正太〔
第117〕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滬寧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汕路等鐵路線及其他解放區一切交通要道兩側之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義向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協定和條約時,須事先和解放區抗日人民武裝力量商得一致意見」;
 二、「中國解放區淪陷區一切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受降辦法,接受所包圍的日偽軍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
 三、「解放區及淪陷區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派代表,參加接受敵人的投降,及處理敵人投降後的工作」;
 四、「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有權選出代表,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
 五、「請蔣委員長制止內戰,其辦法是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解放區軍隊接受投降,國民黨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國民黨軍隊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行一切政治經濟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項要求,其企圖極為顯明,就是破壞國家統一,破壞軍令系統,採取自由行動收繳日偽武器,佔據及破壞交通要道,擴大匪區地盤,特別是依附俄蒙軍隊,割據我東北及熱察綏,分裂我國家,並以「聯合政府」的口號,向國民政府展開其政治鬥爭與顛覆活動。

 第118

第四節 和平建國方針

 我們中國百年來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民生貧困,國力衰弱。中國國民黨為革命建國而奮鬥,北伐統一之後,致力於建設事業,但外患內憂,接踵而來,終竟不能不奮起抗戰。在這抗戰八年之中,徵發兵員一千四百萬人,傷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支出軍費計法幣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三億元,一般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尚不計算在內。所以抗戰既經結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復員,國家所需要的是建設。尤其是日本侵略主義已告失敗,我中華民國與西方各國之間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只要我們國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環境,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我們革命建國的事業必可成功,所以抗戰勝利之日,我們政府就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根據這方針,來決定對外對內政策。
 我們對外政策是為求國家統一獨立與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雖對國家權益有所讓步亦所不惜。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 國父孫先生說道:「為萬國互助者,當能有成;為個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當消滅於無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也抱定這同一信念。下列幾項原則就是基於這一信念而來的。
 一、我們是聯合國憲章起草國之一,聯合國組織的四個發起國之一。我們應以維護正義的立場,為聯合國忠實的支持者;
 二、我們對日本不採報復主義,應以寬大政策,為促成對日和約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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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們應力謀與蘇俄和平共存之道。我們知道,在日本侵略主義消滅之後,對亞洲的唯一侵略強權是蘇俄,我中華民國唯一的外患在蘇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四、我們對於韓國,依照開羅會議宣言,努力助成其獨立與統一,以保障東亞的和平和安全;
 五、我們對於泰國,希望其恢復戰前固有的獨立平等地位,與中華民國重建其正常友好的關係;
 六、我們中華民國兩度派兵入緬甸作戰,但為尊重盟邦主權,恪守國際信義,我遠征軍在緬甸戰場的任務一經完成,立即撤回本國;
 七、我們中華民國依同盟國的協定,派遣軍隊入越南接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之日軍投降。但是我們對越南沒有領土和其他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獨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後,所有國軍全部撤回本國;
 八、我們中華民國對於劃入中國戰場之香港,不願藉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們對內政策,是以建設現代民主統一國家為總目標。下列幾個原則必須在這堹S為敘述:
 一、我們要完成民主憲政。在抗戰期間,我們預定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這一決定為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所阻撓而中止實行。到了抗戰勝利之後,我們政府決定於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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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們要保持國家統一。我們要把全國軍隊化為國家的軍隊,不許再有私人軍隊和一黨的軍隊。黨派的政見應該遵循民主憲政常規,取決於議場,不能再以武力作政爭;
 三、我們要以國際資本與技術合作,發展生產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尤其要把東北的資源,在門戶開放政策之下,提供於世界,以貢獻於人類的福祉。
 我在九月三日(勝利日)曾以如下的語句,申明和平建國的方針如下:
 「在此從戰爭到和平的緊要關頭,我們正與各盟邦結束五十年來日本侵略主義所釀成的險惡局勢,共同締造東亞與世界永久的和平與安全。我們更須在四鄰親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戰局,恢復秩序,救濟收復區被難同胞,撫恤死傷軍民的遺族,安輯閭閻,醫治疾苦,而且為使過去抗戰期間的犧牲真正有其代價,更必須在此時際,開創民主憲政的規模,鞏固國家統一的基礎。」
 「我們過去的工作是軍事第一、勝利為先。我們今後的努力,則在國家統一、政治民主。我們只有共循統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國的工作,實行 國父的三民主義,纔能同臻於國力充沛,民生
康樂的境域。五十年國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戰所祈嚮,就在這個最大最後的成功。」
 國民政府對外和對內的設施,即依上述方針進行。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也就集中力量來破壞國民政府這個和平建設的方針。

第五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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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蘇三國在雅爾達簽訂的密約,我們中華民國沒有參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拘束,但在事實上,美國對蘇和對革政策所加於中蘇談判的影響之大,卻無可諱言。
 三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長宋子文率領中華民國代表團赴美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已攜帶著對蘇談判的方案。當然我們的方案是沿襲民國十三年「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和二十六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兩大根據,尋求戰役兩國「和平共存」的途徑。我們並沒有準備著莫斯科一筆抹煞這兩個協定,而完全恢復一九四年帝俄沙皇在東方霸佔的特殊權益。
 但在莫斯科中蘇談判中,我們仍然對於下列的國家權益,不得不作重大的讓步:
 一、承認外蒙的獨立自治;
 二、東北長春鐵路的共同經營;
 三、宣佈大連為自由港,對於長春鐵路直運蘇俄及蘇俄直運出口之貨物,免除關稅;
 四、旅順口由兩國共同使用為海軍根據地。
 蘇俄在這條約及其附件中對於中華民國所承諾的各款,則如左記:
 一、「蘇俄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蘇俄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份,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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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俄政府重申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四、關於蘇俄參加對日本作戰後,其軍隊由中國撤退之問題,「史達林統帥聲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並謂「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
 現在我們把中蘇條約及其附件和史達林的諾言,作為蘇俄外交與軍事上的國際行動的尺度,來衡量此後事勢的發展。

第六節 毛澤東的重慶會談

 國民政府與蘇俄談判友好同盟條約的同時,也重新開始與中共商談和平共存的途徑。自日本宣佈投降之後,我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來商談。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大使親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澤東飛抵重慶。
 此後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內,舉行了五次會談,至十月十日發表「會議紀要」,其重要事項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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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主席所倡導之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
 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憲法草案等問題,未獲協議,雙方同意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
 中共提出政府應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區實施計畫,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畫之下,中共願由現有數目縮編為二十四個至二十個師,並將應整編的部隊移至
隴海以及蘇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計畫正在進行,對於中共軍隊縮編為二十個師,可以考慮,「為具體計畫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進行之」。
 五、關於受降問題
 中共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共軍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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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離重慶回延安的前夕,發表演說,依中共機閱報之新華日報十月九日的記載,有如下語句:
 「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
 「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澤東口頭上說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實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麼呢?此後的事實就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協議及其一切諾言,都徹底破壞無遺了。

第七節 共匪阻撓受降

 這四十一天的商談,吸引了全國的視線,掩蔽了匪軍的實際行動。匪軍的實際行動是怎樣呢?據重慶新華日報十月十七日發表,從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軍佔據城市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據點,妨害華北和華中的交通要道;並威脅了山海關到杭州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陟的黃河沿岸,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
 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個月,正是國軍在各地接受日軍投降的期間。總計國軍在十一個受降區內,受降的日軍為一百二十四萬五千人,均依照盟軍總部的規定,遣送回日。但是匪軍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包圍繳械的日軍,將近三萬人,均扣不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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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匪一方面阻撓國軍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區積極擴大反美的宣傳。
 抗戰結束以前,中美兩國軍隊在中國戰場上並肩作戰。日本投降之後,美軍協助中國軍隊受降。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美軍與我軍共同作戰,以及協助我軍受降,都是衷誠信任,熱烈歡迎的。但是共匪橫蠻指斥美軍在天津、秦皇島和北戴河、青島、煙臺等地協助國軍受降的活動,是「干涉中國內政」。
 共匪的宣傳者說:俄軍從東北撤退,美軍卻在華北登陸,美軍顯然是支持國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們這種宣傳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響美國的輿論,壓迫美國政府撤退其在中國戰場的美國軍隊:
 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國軍到華北受降,特別是阻止國軍到東北接收主權。
 共匪在這一大宣傳運動的背後,做了一些什麼?他做的是:
 一、破壞交通:所有北方各鐵路的幹支線,都遭受共軍破壞,總計數百次,其破壞最為嚴重的處所,需要長時間始能修復;
 二、決潰黃汎堤:河南省太康一帶,造成數百堥a區;
 三、炸毀及拆毀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礦場;
 四、焚燬及搗毀工廠:單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廠被其破壞五百餘家;
 五、燒平村鎮:江蘇、山東、河南等省到處都發生這種暴行;
 六、屠殺人民:張家口附近崇禮的屠城,尤為慘酷;
 七、強拉壯丁:凡共軍到過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歲的男子都被迫「參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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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擴大地盤: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謂解放區已由七十縣擴大為二百餘縣;
 九、濫發「抗幣」和「邊幣」等偽幣,強迫人民使用,破壞國家的幣制。

第八節 蘇俄在東北的違約背信

 依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關於中蘇此次共同作戰,蘇俄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役,蘇俄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 第二條及第五條規定如下:
 「(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員若干人,在業已收復之領土執行左列任務:
 甲、在敵人業已肅清之區域,依照中國法律設立行政機構,並指揮之;
 乙、協助在已收復領土內,樹立中國軍隊,包括正規軍及非正規軍,與蘇聯軍隊之合作。」
 「(五)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
 直至八月三十日,赫爾利大使以美國駐俄大使哈立曼電文相告,史達林對哈立曼還是說:「迄至現在,紅軍並未與中共取得接觸」,又說:「在東北之紅軍並未發現有何共軍遊擊隊。」但在事實上蘇俄軍隊乘日本投降的機會,進入我東北,收繳日軍的武器,扣留日俘,同時,對於我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進入東北接收主權,處處阻撓,並正式拒絕,而為中共匪部進入東北爭取時間,並將其所收繳的日軍百餘萬人所使用的武器給予共軍。

 第127

 十月一日,蘇俄大使彼得羅夫通知我方,謂蘇俄政府決定十月上旬開始撤兵,請我派員於十日以前,到長春與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接防辦法。我政府即派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飛往長春,並通知彼得羅夫,謂我方決定於十月十日自九龍船運部隊往大連登陸,進入東北接防。五日,我駐俄大使傅秉常電告,蘇俄外交部表示:「大連馬運輸商品而非運輸軍隊之港口,蘇俄政府堅決反對任何軍隊在大連登陸。」我軍在大連登陸的計畫因而中止實施。熊主任到長春後,於十三日及十七日,兩度與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提出我軍在葫蘆島與管口登陸的計畫,馬答以「並無意見」。但至二十七日,我軍先頭部隊到達葫蘆島,竟遭岸上匪軍射擊,不能登陸,折回青島。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轉往秦皇島登陸,循北寧路向山海關前進。
 十一月五日,馬林諾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蘆島已被共軍佔據,營口已有共軍進入,他對於國軍的營口登陸,不能負責。他又說俄軍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蘇方概不負責。他對於我方編組地方團隊,及派聯絡員偕同我政府人員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絕同意。這時中共由山東海運北上的部隊已進入安東。十一日竟有共軍進入我東北行營所在之長春市。同時瀋陽亦有共軍準備作戰。

第九節 蘇俄盤踞外蒙並侵佔熱察

 前章說過,民國三十年六月,蘇俄對德作戰,唐努烏梁海的傀儡組織亦即宣佈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於是唐努烏梁海也就併入蘇俄的版圖。(註)到了民國三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將這一公式,應用〔第128〕於外蒙古。這年八月九日,蘇俄對日宣戰。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組織亦對日宣戰。次年(三十五年)
二月十三日,俄蒙重訂新約,於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謂「獨立」的名義之下,併歸蘇俄的統治。
 蘇俄對日宣戰之後,其軍隊隨即侵入我東北。外蒙對日宣戰之後,其軍隊亦即侵入我察哈爾。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匪軍在俄蒙軍掩護之下,竄入張家口。俄共與中共乃即製造「向蒙自治」的運動。俄軍更以外蒙傀儡組織的名義,向「內蒙」輸送軍火,並派遣其所謂「蘇蒙軍使節團」到張家口,對匪軍予以訓練和裝備。三十五年一月,竟在興安之南的葛根廟,召開其所謂「東蒙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其所謂「東蒙人民自治政治」。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東西蒙的傀儡舉行會議,將東蒙自治政府並入其所謂「內蒙自治運動聯合會」,企圖於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的時期,亦舉行其所謂「內蒙人民代表會議」,設立「內蒙自治區政府」。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蘇俄的紅星飛機掩護外蒙軍隊,從蒙古與新疆邊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後三十七年一月至四月,這一衝突,仍繼續發生。我政府對蘇俄政府屢提抗議,莫斯科反而栽誣我國國軍侵入外蒙邊境。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政府為了中俄兩國友好,並望長期和平關係,乃接受蘇俄所提外蒙獨立的要求。我政府對外蒙的政策,向以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為指導原則,如外蒙從此真能獨立自由,而為中俄兩國互不侵犯之仲介與保障,雖付出這樣鉅大的代價,亦在所不惜。不料我們承認其獨立之後,蘇俄對外蒙的控制,更變本加厲,而我外蒙民族乃淪入奴隸牛馬的境域。並且外蒙傀儡〔
第129〕組織,在蘇俄指使之下,即於當年策動我內蒙的叛亂,同時不斷擾亂新疆,而且歷次參加新疆事變。可知外蒙這種傀儡組織不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並且完全是蘇俄侵略中國和破壞東方國際和平的工具,絕對不能構成一個獨立自治的國家。
 (註)本編第三章第二十節,第九七七頁。

第十節 史達林採取行動

 三十四年八月以後,蘇俄違約背信,對我熱察及東北領土的野心企圖,及其對中共叛國陰謀的指使與策劃,暴露無遺。至於俄軍對於我東北人民擄掠姦淫的殘暴行為,更不忍在此有所敘述。
 我們認清了俄方對東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詐手段,乃決定將東北行營及接收人員自長春撤退,移至山海關。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項決定通知俄使彼得羅夫。同時我電告美國杜魯門總統,指出蘇俄違約背信所造成的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的領土完整與統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的重大威脅,唯有中美雙方積極的與協調的行動,纔能防止其繼續惡化。杜魯門總統表示其必與我密切合作,妥商辦法。
 我政府關於東北行營撤退長春的決定發表以後,俄方態度乃臨時轉變,而突然軟化,對我方極力表示友好,並聲稱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條約進行,而無不可以協商解決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針,令行營移駐榆關,所有調往東北的部隊,決定放棄大連、營口等港登陸計畫,皆由陸上沿錦榆〔
第130〕路兩側前進。十一月二十六日,國軍從榆關進駐錦州,佔領葫蘆島。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瀋陽前進。我政府對東北,決心不再進行接收工作,一任俄軍非法佔據,再看他將來如何解決這一國際和平安全所關的東北問題。
 但是當時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國政府同時復以誠意撥給大量運輸艦隻,協助我從海道運兵進入東北,期待我早日接收東北主權。於是我原定停止接收東北的政策乃又動搖,而改取積極進行全面接收的行動。十二月五日,馬林諾夫斯基亦派員與我方談判國軍由錦州向瀋陽推進時雙方聯絡問題。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國軍進駐瀋陽。
 至此,史達林忽亦採取行動。他邀經國訪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國以我私人代表的資格往莫斯科,至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國。史達林在其與經國兩次談話中,表示他對於中、蘇及國共兩黨和平共存的意願,並且表示他贊同中美蘇三國的合作,但反對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尤其反對第三者的勢力進入東北,而力勸中國採取不偏不倚的獨立政策。
 史達林最後對經國表示其希望我訪問莫斯科,或在中俄邊境上適當地點會談,實則此次史達林邀經國訪俄,其目的全在於此。我曾以此事徵詢馬歇爾特使的意見,馬歇爾特使的答覆是「如有助於中俄的邦交,他無不贊同」。於是我對他亦未便再道其詳,否則,他或許以為我有挾俄自重的心理。我乃決定婉謝史達林的邀請。
 到了五月五日(三十五年),蘇俄駐華大使館武官羅申接莫斯科來電,要見經國。六日,經國與羅〔
第131〕申晤談,得知史達林再度邀請我訪莫斯科,與他會晤,其時間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後。七日,莫斯科又電羅申,催我答覆。這個時候正是華盛頓對華五億借款突然停止的消息傳布於中國的時候,亦
正是馬歇爾特使行將回華而未回的時候。我經過鄭重考慮之後,認為這是我國今後外交政策成敗上,一個最後決定關頭。如我接受其邀請訪俄,則今後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對華一貫的策略,就是國共合作,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向蘇俄一面倒,以達其對我「和平轉變」的目的。我們如果走上這一條路,那就是斷送我國五千年歷史文化以及整個民族命脈。否則,拒絕他的邀請,使其斷絕對我的希望,則他對扶植其傀儡共匪侵華的行動,必更表面化,而再無迴旋的餘地。但是當時國際輿論已在共產國際宣傳籠罩之下,民主各國對於中蘇關係,多半姑息蘇俄,其對我政府的態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極度悲觀,而其對中國的前途及其本國在華的利益,幾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國當時,無論採取蘇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線,其所得後果如何,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後,我與中央幹部更加以徹底檢討,僉認為今日我國的外交,只有以本國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禍福閱系為基礎,來決定我們獨立自主的政策,而決不能以國際上一時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為轉移。自中蘇同盟條約訂立之後,我們在這樣重大的犧牲之下,尚不能饜足其欲望,那他非徹底統制我中國,滅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蘇俄未能履行此條約,以事實證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線希望之前,我實無與史達林會晤的必要。
 這時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的危機,正以我們東北為起點,而在加速發展之中。大家認為這一危機,〔
第132〕非中美徹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繼續惡化。莫斯科當然知道,為了他要獨佔東北,並促成中共的叛亂,必須要先破壞中美的關係,而使中國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們不能拒絕他的邀請,而與他會晤,無異於提供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離間中美關係的一個基本資料。當時中美關係已潛伏?一股國際暗流,中國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雙方要以其兩國對俄的共同利害關係為基礎,來商討共同對俄的政策,實不可能了。所以此時,我們只可不問國際環境,和西方國家對我國態度和政策如何,而堅持獨立自主的一貫政策,對俄共侵略者作孤軍奮鬥,與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對於史達林第二次的邀請,乃再度決定予以委婉的拒絕。
 後來美國駐華大使館員卻來向我探詢,說是我兩次要求會晤史達林,而皆為史達林所拒絕,其內容究竟如何?我纔把經過事實告知他。由此更可見史達林這一舉動,其目的顯然是要製造疑雲,中傷中美兩國關係。苦是我在當時,真是接受其邀約的話,那他對中美挑撥離間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無所不用其極了。這亦是我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個深刻的教訓。

第十一節 史達林對中國的建議

    ——中國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僅消極的中傷中美的關係,並且積極的企圖操縱中國的外交與內政。史達林屢次對我政府表達下列的意見:
 一、他說明他與中共的關係時,希望中國不再認定蘇俄與中共混為一體。他與中共在政治上並無任〔
第133〕何關係,只是俄共在國際上對各國共黨一樣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認蘇俄曾有代表駐在延安,但此時已經召回。他自稱其對中共派遣軍隊進入東北一點,曾經拒絕同意;
 二、他不僅要求中國拒絕「第三者」進入東北,並且希望中國採取「獨立政策」。他指責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並要求中國實行與蘇俄積極的「共同防日」,並希望中國重新採取民國十三年的「聯俄」與「容共」的政策。當時他所謂不偏不倚的「獨立政策」,其實就是要求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陷於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面倒」。
 三、他表示蘇俄對中國的道義與物質的援助,決不給予中共,而必須支持國民政府。如果對國共和解問題,中國政府沒有認為必要,則蘇俄必不願參與其間。他希望國民政府對中共的要求,多作讓步。他主張中國國民黨與中共作「和平競爭」。
 四、他極力說明第二次大戰之後,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內,沒有世界戰爭。
 這是蘇俄在抗戰勝利之初,三十五年的階段,對華的中立戰術,亦即為史達林的一個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當時只要我採取他的所謂「獨立政策」,對外以美蘇兩國和東西南方的橋樑自居,採取中立路線,而對內經由莫斯科的調停而與中共及各黨派組織「聯合政府」,其結果是整個中國「和平轉變」為蘇俄的附庸,蘇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個中國,從此他不僅可以和平的征服亞洲,而且更可以轉化太平洋為俄羅斯的內湖。因此我乃決心拒絕史達林這一切建議。

 第134

第十二節 國際共黨的宣傳攻勢

 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知道,要在戰場上征服中國,必先在美國的輿論與外交上擊敗國民政府。同時他亦知道,非推倒中華民國親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貫的謀略,作有計畫有程序的逐步實施,來排除美國的勢力,以達到其獨霸亞洲的野心。
 在抗戰結束時期,共匪的軍隊雖自稱四十七萬人,但若國民政府順利推行其復員建設計畫,全國國民趨向於還鄉復業,各安生計,共匪雖欲以武裝力量分裂國家,奪取政權,終必為國民所共棄。他只有放棄武裝,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國民政府放手動員作戰,亦必能重獲十年以前在贛南五度圍剿最後的勝利。這一勝利足以保持國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威脅與破壞。國民政府對這兩條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決中共問題。我在當時選擇了和平建設的道路,同時對共匪的武
裝叛亂,亦有控制與戡定的把握與自信。
 共匪當然知道,國民政府無論是和平建設或是動員戡亂,只要是順利進行,都足以打擊他的企圖,甚至消滅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國際同志們,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對國際社會與中國國內,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裝叛亂,以武裝叛亂助長其政治攻勢,使國民政府陷於孤立的地位,墮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戰的呆境。
 當時國內外人士如能作公平與冷靜的觀察和評判,必然達到如下之兩點。但是他們受了共產國際及〔
第135〕其同路人宣傳活動的影響,對中國問題的本質,沒有明確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裝叛亂,就是蘇俄侵略中國的戰爭。這一戰爭的執行者是中共匪軍,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眾口同聲,指為「內戰」,並誣為國民政府所製造,以掩蔽其侵略主義的本質。
 二、在法律上,國民政府與任何民主國家的政府一樣,對於國內的叛亂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維持政治社會的秩序。這是政府的職責,也是政府的權力。但是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反內戰」的宣傳,竟使國內外人士抹煞國民政府的應有職責和合法權力,誤認國民政府為窮兵黷武的侵略主義的法西斯,而加以詆毀;同時誤信共匪的叛亂為民主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而寄予同情。
 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傳活動,在國際間造成一種邏輯。當然這一邏輯是錯誤的。共匪製造武裝叛亂迫使國民政府不能不採取軍事行動,而一般人士卻指責這種軍事行動即為挑起「內戰」,而「內戰」乃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以聳動世界的觀聽。在這種邏輯之下,國民政府為了取得國際的諒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處襲擊,擴大叛亂。其結果,國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國家秩序的權力,於是共匪的武裝暴力全面發展,而乃真正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了。

第十三節 共匪對中立主義的運用

 在這國際共黨對中國一面製造「內戰」,而一面又「反內戰」的政治宣傳攻勢之中,共匪再度展開〔第136〕其中立戰術。抗戰以前,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到了抗戰期間,更與幾個政團結成所謂「民主同盟」。
 抗戰結束之後,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態,擴大活動。三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臨時全國大會發表宣言,自己承認其為中立主義者。宣言說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來,即以獨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場,對國家的和平、統一、團結,有繼續不斷的努力。」
 同時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內戰」與「反內戰」的宣傳活動。宣言說道:
 「中國今天還是國民黨共產黨兩黨對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後,對立的形勢更增加了內戰的危機。倘若這種形勢不能徹底改變,中國便談不到和平、統一、團結,更談不到民主。」
 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謂「聯合政府」的主張,宣言說道:
 「民主同盟始終相信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是當前國家和平、統一、團結的唯一途徑,同時亦是全國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國的唯一途徑。」
 當時的局勢如果是「國共兩黨對峙的局勢」,而有人採取獨立的中立的立場,為國家「和平、統一、團結與民主」來努力,這個人是何等時髦?於是這一宣傳攻勢之中,一般游離的政客,失意的軍人,以及一般對政治無遠見,和對蘇俄的侵略主義與共匪的顛覆活動無認識的人們,都認為這是他們得到一個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機。就是在這樣中立主義的空氣籠罩之下,社會反共的心理漸趨瓦解,政府也漸陷於孤立地位。

 第137

 同時在無形中,共黨既孤立了我們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這些中立者本來是對國民革命沒有認識,對共產主義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機取巧,混水摸魚是圖,他們就是這樣在政府與中共兩者的中間,縱橫捭闔,過?騎牆的生活。他們以為即使共匪得勢,亦可待價而沽,不患無利可圖。不料到了我們政府遭受挫折之後,這些自命為中立者一經淪入鐵幕,卻就喪了其「使用價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匯的宰制了。
 三十五年這一年中間,國際調處與政治協商,更是造成一種姑息妥協的氣氛,使中立主義愈益猖狂。這中立與民主的偽裝,掩蔽了共匪的軍事行動,伸張了他的滲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後破壞了政府動員戡亂的政策。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動,發生了更大的效力。

第十四節 美國調處的開始

     與第一次停戰令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其對華政策聲明。馬歇爾特使就在這一天啟程前來中國,執行這一聲明所賦予的使命。
 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商談,這次是第七次。從前六次商談,都是以失敗為結局。這次商談的前途,中外人士自然亦不抱樂觀。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與馬歇爾特使首次在南京會晤之後,有一位美國將軍即問我,馬歇爾特使此次來華調處國共問題的前途如何?我當時很簡單的答他說:「這個問題的關鍵,全在蘇俄,應該問莫斯科纔行。」我又反問這位將軍說:「你看莫斯科是否能允許你美國在華調處國共問題〔
第138〕成功呢?」他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將這意思,直告馬特使呢?」我答道:「現在尚非其時,待後再說吧。」不過,當時我仍相信馬歇爾將軍在世界上的信譽和地位,是可完成他這個使命的。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馬歇爾特使以調解人資格參加之三人小組,舉行了六次會議,停戰命令全部得到協議,並於十日,由政府與中共雙方將停戰命令下達於各指揮官。其要點如下:
 (一)一切戰門行動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但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影響;
 (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包括郵政在內)之行動必須停止;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一軍事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成之,一人代表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及命令,應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之。

第十五節 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就在停戰命令發佈的這一天開幕。我在開會詞中,誠摯表示:「政府對於本會的決定,只要有利於國家的建設,有裨於人民的幸福,有助於民主的推進,無不傾誠接納。」同時我宣佈了政〔第139〕府對於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政黨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及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決定實施。中國國民黨代表更首先提出「擴大政府組織案」,在國民大會未舉行之前,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行政院均將容納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以準備實施憲政。
 政治協商會議,在二十一天之中,成立了五項協議。其要點如下:
 (一)政府改組案
 一、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定為四十人。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
 二、國民政府委員之一般議案,以出席委員之過半數通過之。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得議決;
 三、行政院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均可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
 (二)和平建國綱領案
 在國民政府擴大組織之後,憲政實施以前,以和平建國綱領為國民政府施政的準繩。這一綱領對於人民權利、政治、軍事、外交、經濟財政、教育文化、善後救濟、和僑務諸般施政,廣為規定。其總則之四條如左:
 一、遵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
 二、全國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
 三、確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
第140〕國必由之途徑;
 四、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
 (三)軍事問題案
 軍事問題協議案分為四項:一為建軍原則;二為整軍原則;三為實行以政治軍辦法;四為實行整編辦法。其重要原則如下:
 一、軍隊屬於國家;
 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內有公開的秘密的黨團活動;
 三、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國防部內設一建軍委員會,由各方人士參加;
 四、軍事三人小組照原定計畫,儘速商定中共軍隊整編辦法,整編完竣。
 中央軍隊應照軍政部原定計畫,於六個月內完成其九十師之整編。
 上兩項整編完竣,應再將全國所有軍隊,統一整編為五十師或六十師。
 (四)國民大會案
 國民政府原定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因中共及民主同盟堅強反對,逐至延期。政治協商會議關於這一問題,得到協議,其要點如下:
 一、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為制定憲法;
 二、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照舊。臺灣及東北等新增區域及職業代表一百五十名;

 第141

 三、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五)憲章修改原則案
 政治協商會議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以前公佈的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提出修改原則十二項,並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修改原則,參酌各方提出的意見,加以整理,制定五五憲草修正
案。

第十六節 軍隊整編及統編案

 在這五項協議中,關於軍事問題,另由三人會議及軍事小組繼續會商。二月九日,三人會議召開恢復交通會議,其全部協議,由國民政府公佈。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軍事小組連開五次會議,簽訂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其要點如下:
 一、中共在雙十協定及政治協商會議中,要求共軍編為二十個師。整編統編方案協議為第一期十二個月的整編,政府從三百五十四師縮編為九十個師,中共可保留十八個師。第二期六個月的整編,政府保留五十個師,中共十個師。政府軍隊對中共軍隊始終保持五比一之比例。
 二、共軍編入國軍的步驟,協議為第一期統編為四個集團軍,每一集團軍以政府軍與中共軍各一軍編成。至第二期,始以師為單位,統編為軍,即國防軍二十個軍中,有六個軍由政府部隊與中共部隊合編而成。

 第142

 三、共軍與政府軍的配置,協議為第一期,華北配置政府軍與共軍統編的四個集團軍之外,再駐三個政府軍。東北配置五個政府軍,一個中共軍。華中配置一個中共軍,九個政府軍。至第二期,華北配置中共軍七個師,政府軍十一個師;東北配置政府軍十四個師,中共軍一個師;華中配置政府軍十個師,中共軍兩個師。
 一般人以為停戰令及恢復交通辦法的頒佈,軍隊整編與統編共軍為國軍方案的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設立與開始工作,及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協議,使國家從此進入和平建設的階段,人民從此得到復員還鄉安居樂業的機會。馬歇爾特使也自覺他的調處工作告一段落,回國述職。國民政府亦決定整編方針,無論共黨執行協議與否,政府必按照既定的辦法和程序,切實實施。但是共匪對於他自己參加議定的命令、辦法、方案和協議,是不是實行了呢?下面所說的各項事實,就是確切的答覆。

第十七節 美國調處與中立主義

 馬歇爾特使第一次啟程回美之時,我對他與吉倫將軍說:中共認定武裝軍隊是他「革命的資本」。今天的統編計畫雖於他們最為有利,但是要把中共的軍隊統編於國軍之內,可以說是「與虎謀皮」。如果我們真要希望中共履行這個統編方案,那只有仰賴上帝,能使中共「弄假成真」。
 馬歇爾特使回美之後,共匪乃即從事破壞停戰命令,對於恢復交通與軍事整編統編案等所訂的各條款,一概抹煞,拒不執行。而且匪軍大量竄入東北,擴大叛亂。當馬特使由美返華時,我鑒於停戰令以〔
第143〕後三個月之中,中共對於所有協議與重要條款幾乎破壞殆盡,乃特別對馬特使說:「這次美國參加國共和談,調處軍事衝突,務須中美兩國政策互相協調,更要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互相瞭解,免為共黨離間中傷的奸計所乘才好。」我始終堅持這個方針,並時加警覺,所以我對於共匪反覆無常,荒謬狂妄的要求,總是委曲求全,忍耐到底,無論如何不使中美雙方發生裂痕,使蘇俄共匪乘機得逞。
 但是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這一件事,是關乎美國、中國與蘇俄三方面的。因此,他的調處工作對於中國的局勢,到底發生了什麼影響,也要從這三方面來考察。
 從美國來看,他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調虛國共衝突,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使其戰後復員建設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這當然是十分誠意的,並亦自認其為十分公正的。但在這調處進行的中間,美國為使各方接受調處並遵守協議,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響。他這一政治影響,對於中共的匪區,以及蘇俄的鐵幕,都不能發生什麼效用,而其對於我們中國的國民心理以及我們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卻造成重大的結果。這是當時美國政府預料所不及的。
 在蘇俄方面,他對於美國的調處,是作為「中立戰術」來利用的。第一是他所供給中共之百餘萬人的日軍武器,還要有補充編訓約需一年以上的時間,方能發動全面叛亂,故其利用美國調處機會,來爭取這一年餘的緩兵之計。第二、他利用這個調處,不僅要求施展其普通的中立戰術,乘機來分化中美關系,瓦解我們反共的陣營;而其中還另有一個最大的企圖,就是他決不允美國調處有所成就。因為在俄共看來,如果馬特使在華調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蘇俄對華政策的根本失敗,所以他不只是破壞這一調處〔
第144〕,而且他希望中美兩國在此調停期間,發生衝突,而致破裂。於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約搗亂,另一面且對美國恣意指責,時加汙辱,到了最後階段,其反美的誣蔑狂妄態度,更令人不堪想像。這是莫斯科預定陰謀的實現。他要在美國無法調停,而馬使離華回國之後,乘機來調處國共衝突,干涉和操縱中國的政局。但是俄共這一個企圖,早已為我們所看破,而卒成幻想。

第十八節 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俄軍從長春撤退,中共匪軍隨即擅入長春市。國軍受了停戰令的限制,不能抵禦,更不能攻擊,只得退避。二月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宣佈東北有所謂「民主聯軍」三十萬人。共匪發言人更提出解決東北問題辦法四點:
 一、要求政府改組東北行營及政治經濟兩委員會與各省政府,吸收東北「民主人士」及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
 二、承認並整編東北的「民主聯軍」;
 三、承認東北各縣的「自治政府」;
 四、國民政府為恢復主權而開入東北的部隊,其數量應予限制。
 依據一月十日停戰令,國軍進入東北接收主權,不受停戰令限制。蘇俄裝備匪軍並幫助其接替俄軍,佔據東北的縣市,顯然是違反中蘇協定;共軍阻礙國軍接收主權的部署,並攻擊接收主權的國軍,乃〔
第145〕完全違反停戰命令。而且根據這一次共匪發言人所發表的正式談話看來,那他們簡直對於一月十日以前三人小組所訂立的一切協定,已經一概抹煞,毫無實行的意向,亦就很明顯了。
 馬歇爾特使回國的前夕,三人會議於三月十一日集會,商談東北問題。馬特使提出「關於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授予執行部命令草案」。其第一至第三條,規定軍事調處的程序。其第四及第五兩條有如下的規定:
 「(四)政府部隊有權佔領恢復中國東北主權必要之各地區,並特別指明政府軍隊在沿中蘇條約中所載明兩條鐵路之兩側三十公里,有單獨管轄之權。」
 「(五)政府軍隊為重建主權所必須佔領之地區(包括煤礦)需要共軍由之撤退;蘇軍所撤出之地區,中共軍隊不得開入佔領。」
 中共代表周恩來對於第四條不肯同意。馬歇爾特使回國後,由吉倫將軍參加三人會議,繼續商談。依照周恩來自己所擬訂文字,將四五兩條改為三條如下:
 「(四)政府為接收東北主權,有權派兵進駐蘇軍『現時』撤退之地區,包括長春路兩側各三十華里在內;」
 「(五)凡現時中共部隊駐在地區,政府軍隊如須進駐,應經過執行小組協議行之;」
 「(六)以後東北駐軍地區依整軍方案另定之。」
 周恩來攜本案回延安請示,延安竟不予同意。最後中美雙方作最大的讓步,將馬歇爾原案四五兩條〔
第146〕歷次修正文字一概刪去,只存留第一至第三條關於軍事調處程序的規定,周恩來始肯由延安回到重慶。於是三月十一日馬歇爾特使回國前所定「關於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授予執行部命令案」之協議,完全被
共匪違抗破壞,不能執行,而無效了。此後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八日與九日之會談,更無任何結果。
 這時匪軍在東北擴大變亂,軍事調處執行部派往東北的小組,對於俄軍支持之下的匪軍行動,無由進行調處。匪軍並集中四平街,阻止國軍從瀋陽北上接收主權,遂引起戰爭。激戰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號稱三十萬大軍,被我國軍總指揮杜聿明部徹底擊敗,傷亡過半,其他殘部潰不成軍,分途向中東鐵路、哈爾濱綏芬河一帶崩潰。杜總指揮即於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進佔長春,並令其所部以哈爾濱為目標,沿長春鐵路線向北追擊,勢如破竹,匪軍毫無抵抗行動。此一剿共戰役,可說是繼二十三年在贛南五次圍剿以後,又是最大一次決定性的勝利。而其共匪當時潰敗的情況,及其狼狽的程度,實與其在贛南突圍逃竄時的慘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在此時,馬歇爾特使,初由美國返華,遂與我進行商討如何停止戰爭與繼續和談的方法。我乃於五月二十一日,親飛瀋陽,視察戰局,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鉅痛深之餘,苟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其悔禍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從瀋陽致馬特使函,表示國軍在東北可以接受停戰的決心,只要中共能實踐其停戰協定與恢復交通辦法,以及實行統編方案等條款。我回到南京與馬特使討論數度之後,乃於六月六日〔
第147〕接受馬歇爾特使的建議,頒發第二次停戰令,並將已經越過小松花江停止在雙城附近的追擊部隊,乃復調回至陶賴昭與德惠縣一帶,仍取守勢,以待和談解決。同時並發表聲明如下:
 「余刻已對我東北各軍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擊前進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使其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政府採取此一措施,絕不影響其根據中蘇條約有恢復東北主權之權利。」
 中美雙方與中共之間,在這十五日之內,對於東北停戰與整軍問題,以馬特使「結束東北之戰爭」方案為底案,反覆商談,未能得到協議。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佈,將停止前進攻擊的命令延長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為止。
 但在這八日之內,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條件,以致商談毫無成就。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擊,直佔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苦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
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這不僅是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
第148〕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第十九節 蘇俄對東北工礦的劫掠

 就在這個期間,蘇俄對東北工礦的劫掠,加緊進行,而其對東北經濟獨佔的企圖,更是露骨了。
 俄軍進入東北後,即開始拆遷重要工業設備。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俄方更向我方提出:日本所經營的工廠企業,俄軍認為其應作戰利品;其偽滿及中國人所經營的工廠企業,交還中國政府;至日偽合辦的工廠企業,由兩國政府正式談判解決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馬林諾夫斯基對中蘇經濟合作問題,再度聲明「日本在東北經營的軍事工業,動產部門應為紅軍戰利品。但為對中國表示友好起見,蘇方願將戰利品之一部(工礦)財產權之一半,分讓中國,並由雙方共同經營。」又說:「東北經濟合作問題,希能採用簡單迅速辦法解決,並不願第三者參加,尤不願東北再成為反蘇的根據地。」這一聲明,顯系破壞我政府對東北的門戶開放原則,而其排美的獨佔政策更是鮮明。
 二月一日,我方就經濟合作問題提出具體對案。我對於俄方認為日本在東北的一切事業資產皆為紅軍戰利品一節,不能承認;關於「合辦」,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業、水電工廠、撫順煤礦、鞍山鋼鐵廠、東北航空及松花江航運,均不在合辦之列。但是馬林諾夫斯基聲稱:「蘇俄不願使東北再成為反蘇的根據地。此種經濟合作計畫,僅為對自身安全之一種戒備手段。」他對於我方從合辦案中剔除各處廠礦,均不同意。

 第149

 恰在這時,我政府所派之接收工礦特派員張莘夫,率領技師及警員九人前往撫順視察,被共匪拒絕接收,折返瀋陽,中途在李岩車站,被匪軍加以殺害。這一事件更激起我國一般民眾的憤慨,我東北同胞尤為悲憤。
 美國國務院於二月十一日,向中蘇兩國政府致送照會,認為東北工業絕對由中蘇共管,使美國及其他盟國人民未能獲得參加東北經濟發展之均等機會,為違反門戶開放的原則。日本在國外的財產,應由盟國組織日本賠償委員會作最後分配之決定。
 美國對我東北門戶開放的主張,是與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經濟政策相合的。但是美國的照會並未能阻止蘇俄對東北工業及資源的劫掠暴行與獨佔企圖。經濟合作的談判固然沒有結果,工業裝備的劫掠和破壞,一直繼續進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關於東北工業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說道:「估計該地於俄軍佔領期內,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復置費用和品質的變壞損失額,應為二十億美元。」這個數目就是蘇俄對東
北產業和資源劫掠的成績。

第二十節 匪軍的全面攻勢

 三十五年五月,匪軍為策應其東北的軍事行動,在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等省,到處破壞停戰
協定,發動攻勢。

 第150

 一、熱察方面
 一月十日停戰令頒佈之後,匪軍進入赤峰,國軍受停戰令的限制,只得退避。六月六日停戰令頒佈後,匪軍又進入承德。九月二十日,軍事調處執行部派到張家口的小組,在匪軍壓迫之下
撤退。
 二、山東方面
 六月六日停戰令後,匪軍於九日進佔棗莊,十日進佔德州與泰安,以及高密、膠縣、南泉、藍村等城鎮,同時在青島外圍結集部隊五萬人,在濟南外圍結集十餘萬人,向兩市進攻,於是激
起青島濟南兩處的戰爭。
 三、蘇北方面
 六月三十日,政府發佈政治解決的聲明以後,匪軍結集十六個團的兵力,圍攻泰興,國軍倉卒應戰,傷亡慘重。匪軍於攻陷該城之後,續向泰縣及長江北岸之口岸鎮攻擊,企圖威脅首都的
安全。國軍被迫抵抗,於是發生蘇北戰爭。
 四、晉綏方面
 一月十日停戰令後,匪軍攻佔侯馬與集寧。六月六日停戰令後,復攻佔聞喜、朔縣、新絳、榆次、介休等二十二縣,逐步完成其對太原與大同之包圍,於是激成晉南與大同的戰事。
 政府至此為保持平津的安全,要求匪軍退出承德。為打通南北交通,要求其撤離津浦。為保持首都〔
第151〕的安全,要求其退出蘇北。但共匪態度蠻橫無已,使軍事調處無法進行。

第二十一節 國民大會延期與八一四文告

 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但是共匪主張國大開會要在政府改組之後,而對於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的分配,力爭共匪與民主同盟共佔十四名,即超過府委四十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對於國府委員會重要決議,有否決權。這一蠻橫的爭執,為其他黨派所反對,因而不能解決。共匪也就遲延不提國大代表的名單。國民政府遂不得不將國民大會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當時政府所持的立場是必須軍事問題解決,再談政治問題。共匪卻藉口蘇北的行政問題,要提出政治協商會議的綜合小組,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一同解決。這是五月五日國民大會延期之後,雙方爭執的焦點。
 八月十日,馬歇爾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為軍事調處遭遇困難,發表聯合聲明如下:
 「馬歇爾將軍與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討各種可能之方法,以終止中國目前日益滋蔓之衝突,並著手開始發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驟。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實際上顯為全中國人民一致之願望。就經濟局勢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潰,亦須立謀政局之解決。現戰爭範圍日益擴大,幾有使全國捲入戰禍而致負責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與共產黨雙方領袖均渴望終止戰爭。但有若干立待解決之問題,迄難獲致協議,雙方對於此等問題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而俾發佈一〔
第152〕全國各地完全停止衝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決之問題中,有係關於軍隊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問題,即在軍隊重新部署以後,國民大會未作根本決定之前,此等已經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究應為何種性質,實較軍隊之重新部署問題更難解決。」
 八月十四日,我為了打開僵局,乃發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項主張: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國民大會,必須如期召開。
 二、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必衷誠遵守,盡力推行。關於憲法草案,只求薈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見,提供國民大會討論抉擇,以期制成完善可行的憲法。
 三、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務求迅速實現,並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的準繩。
 四、關於停止衝突,仍必遵守原議,忠實履行。而且我們並不要求共軍全面退出在停戰令後所攻佔的地區,只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經構成和平威脅和阻礙交通的地區。
 五、關於政治紛爭,仍採取政治解決的方法。只要共黨軍隊忠實執行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成議,遵行調處,實施統編,使軍隊國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層一有保證,政府隨時可與之具體商談所有未決問題。
 六、當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於安居樂業,所以政府必當盡力解除和平的威脅,更必竭盡職責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153

第二十二節 中共對美國調處之正面拒絕

    ——調處工作無形終結

 九月三日,我接受馬歇爾特使的建議,於三人會議繼續調處軍事衝突之外,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這是政府的一大讓步,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得以平行的商談和解決。
 但是九月二十日,軍事調處小組被匪軍所迫,退出張家口。匪軍這一舉動不僅破壞停戰協定,而且企圖割裂我熱察領土,並威脅我華北之平津重鎮,國民政府為了穩定平津,使其免於威脅,不得不對侵佔張家口及集中於其周圍的共軍作戰。但周恩來竟肆行要挾,向馬歇爾特使作強硬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軍事行動,中共即認為政府已公開宣佈全面破裂。」他隨即離京赴滬,迴避交涉。
 十月五日,我又接受馬歇爾特使的意見,決定停戰十日,在此十日之內,由三人會議商談軍事問題,由五人小組商談政治問題。
 軍事與政治問題同時商談,原是共匪的要求,但在政府接受其要求之後,共匪又藉張家口問題翻案。至此,政府已宣佈張家口停戰,而共匪的條件又復增高。
 這時,政府提出的條件,仍依政協的協議及整軍方案,為如下兩項:
 一、中共應即提國府委員中共方面之名單,及國民大會代表名單;
 二、為實施整軍方案,先行迅速規定中共十八個師的駐地,並遵照規定期限,進入駐地。

 第154

 共匪提出的條件,則如下列:
 (甲)關於軍事問題的三條:
 一、雙方部隊,在關內者恢復一月十三日之位置;在關外者恢復六月七日之位置;
 二、從現在起至軍隊整編之期間,雙方部隊之位置應予確定;
 三、一月十三日政府軍隊凡曾移動者,應歸還原來位置,俾便利軍隊之縮編。
 (乙)關於政治問題的八條,其重要者如下:
 一、中共及民盟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內必佔十四席;
 二、國府委員會組成後,應即進行改組行政院;
 三、在中央政府改組完畢後,各黨即依照改組後的政府所同意的國大代表席次,提出名單。
 十月九日,馬歇爾特使為圖打開僵局,前往上海親晤周恩來,邀其回京繼續商談。但周恩來堅持下列各點:其一為政府對張家口必須無限期停止攻擊;其二為中共與民主同盟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保持否決權;其三為國民大會的日期與代表名額,要由政協綜合小組協商解決。周恩來更一轉而對馬歇爾特使提出責難。他對馬特使「申述」兩點如下:
 一、「中共對於美國政府適於內戰進行間所給予國民黨政府之支援,不能同意,至於美國駐華軍隊之不能如諾撤退,更為反對」;

 第155

 二、「我更注意閣下與司徒大使每次發表聲明,輒在共黨拒絕政府條件之後,而絕不在政府拒絕共黨條件之時。閣下聲明文內對共黨雖無顯明之譴責,但其發出之時機,則實引使外界人士產生誤會。」
 他這第一點,不是針對馬特使的調處,而是針對著美國駐華軍隊。至此共匪已不把馬特使當做第三者看待,反而把他做對象來打擊。他的第二點,更是明白指責為馬特使的調處是偏袒國民政府的。這就是說,共匪不再信任他了。
 因之馬歇爾特使這次到上海,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而回南京。這亦就是他中共所需要的緩兵時間已經爭取獲得了,也就是他歡迎美國調停的笑臉時期已經過去了。從此以馬歇爾特使為中心的和平商談與軍事調處,都為共匪徹底破壞,而無形宣告結束。這一年餘的和平商談,竟與從前六次商談是同樣的結果。

第二十三節 第三次停戰令與

      國民大會的舉行

 停戰十日之期已滿,中共仍無恢復協商的表示,國軍乃收復了張家口。十月十六日,我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聲明」,重申和平解決的政策,並主張一切軍事問題,均依照三人會議的成議來解決,其中共所指的地方行政問題,可由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來解決。但中共代表仍悍然拒絕。
 這時政府及中共以外的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以「第三方面」的地位,出面調停。十月二十五日、二〔
第156〕十九日及三十日,連續舉行會談,其所提條件也不為共匪所接受。同時,共匪及其外衛民主同盟在平津京滬各城市發起了反美運動。
 十一月十日距國大開會只餘兩日,周恩來對馬歇爾特使提出「或者國大延期,或者單獨進行召開國大,任何政治會議即將無舉行之餘地」。至此,共匪的真正企圖,是阻止國民大會的召集,破壞民主憲政的實施,同時從根本上破壞和談與軍事調處,揭開其武裝叛亂,顛覆國家的陰謀,其用意已極顯明。但我總希望他中共天良未泯,最後仍能懸崖勒馬,參加國大,恢復協商,以挽救民族的危機。故於國民大會召開的前幾日,(十一月八日),作最後的呼籲,以期其在開會之前,或開會期間,仍能提出其在國大應有的名單,參加會議,達成舉國一致實行憲政之目的。因此發表如下的聲明:
 「政府一貫之政策,在促進國內和平,全國統一,以求達到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之目的。政府真誠期望我全國能獲得永久之和平及政治之安定,為實現此種期望,茲已明令關內外國軍,除為防守現地所必須者外,停止其他軍事行動。」
 「召開國民大會,為政府還政於民唯一合法的步驟,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決定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開。」
 「余在十月十六日之聲明,實已表示最大之忍讓,希望中共予以接受,以解決一切未決問題。政府對於中共,期待其與各黨派,同循民主之軌轍,而在軍事上,須使任何政黨皆不能擁有軍隊,而任何軍隊均應為國家之軍隊。」

 第157

 「因此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黨派在國民大會應出席之代表名額,仍望其隨時參加制憲。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參加各種會議,根據余十月十六日聲明所提之各點,商談停止衝突辦法與今後軍隊駐地分配以及恢復交通與整編統編等辦法,以期從速施行。」
 「關於國府委員會之改組,望能早日獲得協議,俾能正式改組成立。至於行政院則為實際負責之機構,其改組必須更加慎重。故國民大會閉會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變更。」
 「關於憲草,政府擬向國民大會提出憲草審議會未完成之修正草案。此次大會閉會六個月內,即依照憲法舉行全國普選,各黨派與全國人民屆時均可自由競選,以產生下屆國民大會,根據憲法所規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職權。故各黨派在下屆國民大會對於憲法如有修改意見,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這時各黨派國大代表都報到出席大會,只有共匪代表拒絕提出國大代表名單,民主同盟也撕毀他自己獨立的中立的面幕,跟隨中共,拒不出席。政府再接受社會賢達建議,立即決定延會三天,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開會,等待共匪及民盟代表出席,仍無結果。

第二十四節 中共土改的手段

     及其最後目的

 在和平商談的期間,共匪的「土地改革」正在劇烈轉變。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的四項諾言,聲明「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戰期間,共匪在其共區之內的土地政策,是一面減租減息,〔第158〕一面交租交息。這就是他利用農民對地主的鬥爭,控制地主,同時控制農民的生活。到了三十四年四月,共匪「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提出其戰後的土地政策,是「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然後有步驟的達到耕者有其田」。這句話在表面上是溫和的。但在實際上,他所謂「耕者有其田」,就是共匪在江西蘇維埃時代以「平分土地」的口號,發動鬥爭和清算的辦法。
 三十五年十二月,共匪撤回其駐京的代表團,隨即在延安召開各地高級幹部會議,對於土地問題,決定「徹底復查土地改革」。所謂複查,就是複查地主的田地、房舍、財產,交給「貧僱農」平分。土地複查運動,是「一切由貧僱農小組為主體,領導鬥爭」,達到經濟上政治上的「大翻身」。
 到了三十六年九月,共匪公佈「土地法大綱」。這一大綱,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以貧農團為改革土地制度的機關,分配土地。在「平分土地」、「徹底翻身」的口號之下,「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以至「查三代」。每一個農民都陷入恐怖。
 為什麼共匪要在匪區普遍發動三查四查運動,以平分土地、挑起鬥爭呢?因為他的土改運動同時就是參軍運動。匪區的農會告訴農民說:「今後不準地主階級,封建富農,當八路軍。必須把武裝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上。農民都應當踴躍參軍。」這就是說,土改運動發展到高潮,就轉變為參軍運動。所以共匪的土改運動,其實就是軍事的動員。
 共匪自稱其為農民民主改革派,自誇其「土改」是要解決農民和土地問題,並高唱其所謂「工農聯盟」,以保障工農共同利益。而且他至今在大陸上更強調其匪偽政權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
第159〕」的把戲。其實這些都是他在二十三年以前,共匪在贛湘等省的農村中騙誘農民的一種幻術,不過他的
手段毒辣,至今更是變本加厲而已。須知他假借這個「工農聯盟」的名義,不僅誘騙了農民,且亦誘騙了工人,徒然在政治鬥爭上供他驅使,及在經濟關係上供他壓搾的工具罷了。其實他的所謂「土改」,及解決農民問題,乃與真正之農民的利益,並無任何關連。他的「政權」乃是以恐怖屠殺的手段來控制民眾的暴力,更無「工農聯盟」可言。與其說是他為了工農關係的話,倒不如直截了當的說明匪農間主奴關係較為確切。更進一步,戳穿的說,這亦就是共匪所慣用的「統一戰線」與「和平共存」的幻術中,用來騙取農民另一套的變相手法而已,那有什麼「工農聯盟」保障工農共同利益可言?須知依照其共產黨之理論,凡持有生產資料或為經營主體而非藉出賣勞力為生者,均在資本主義階級之列,連農民小手工業者亦包括在內,故其列寧說「農民為最後之資本主義階級」。(註)資本主義階級為共產主義之敵人,故農民當然亦為其共產主義之敵人。共產黨對一般資本主義階級,採取沒收、合營或集體化的手段來消滅他們。因此,他對農民亦只有採取剝奪與沒收的手段,以期消滅其農民階級最後之存在。惟以「農民為最後之資本主義階級」,尤其是因為農民數量巨大,平時飽受地主商人及官僚之壓迫,且有不滿現狀與反抗現實之普遍情緒,因此當他武裝叛亂未完成以前,他就要利用這農民雄厚之潛力來供其驅使,作為奪取政權的資本。他對此種利用的關鍵,就是通過這「工農聯盟」的名義來遂行其陰謀的。同
時,復因其農民本身間經濟條件,亦有若干不同程度之差別,故匪對「工農聯盟」之運用,乃以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之分化策略為基礎。所謂依靠貧農,即以其從打擊地主富農所得之財物,〔
第160〕利誘貪農,以激發其積極之鬥爭意志;所謂團結中農,即以貪農對中農之威逼與脅制,專為共匪奪取政
權與「改造」經濟制度而獻身。
 共匪這一策略在全面叛亂時期,乃至其「土地改革」階段及「集體化」初期,均已收得相當的效果。惟自「農業集體化」進入其所謂「高級社」即「集體農場」階段後,地主富農已告絕跡。農工商人皆成為共匪之奴役,而其農民間所謂貧農中農,在經濟條件上之基本差別亦告消失。於是農民之間已無利害衝突的存在,故共匪之分化策略,不復發生作用,而其共匪與農民間之對立與仇恨,亦自必日益明顯。於是匪農之間的利害衝突,就自然形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即劃分為主奴兩個敵對的階級,而構成其共匪與民眾的總矛盾之中最尖銳的矛盾。這樣最後共匪政權,只有葬殉於農民反共革命之中,此乃必然之結果。回顧當時共匪在贛湘蘇維埃區內,他最初亦以分田誘騙一般農村無產者,對地主富農鬥爭,到了其所謂貧雇農分田之後,他更進一步強制農民,以合作的名義,組織集體農場,一般農民都變為農奴,而一切農產物都收歸匪黨的控制之下。於是農場減產,農民逃亡;其不能逃亡者,也沒有耕作的興趣。並且由於私產沒收和貿易的停頓,更增加其農村生產的衰敗及農民的恐慌。於是匪軍在贛南老巢,到了最後只有潰敗之一途。這一過程,說明了中共是起於騙取農民,而亦敗於農民之手。今日大陸匪區重演其二十三年以前農業集體化的歷史,我們對此更可以斷定其沒落和崩潰之必然趨勢,而且為期決不在遠。這是三十年間歷歷可數的事實,無論他任何的辯證,亦決不能逃避這個敗亡的實例。
 (註)史達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第四五七頁。

第161

第二十五節 中立主義者的轉變

    ——反美運動

 在中共尚未拒絕馬歇爾特使調處之前,他早已指使其外衛民主同盟發動其反美宣傳。到了他正面拒絕馬特使調處的時候,這個民主同盟亦即改變其所謂「和平運動」為反抗政府,附隨共匪全面叛亂,而其反美宣傳亦即進一步為公開侮辱,且見諸實際行動了。
 民主同盟素以獨立的中立的政團自命。實際上,中共所賦予這個外衛政團的任務乃是掩護共匪的顛覆工作,且為共匪對內對外宣傳工作的應聲蟲。在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決定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中共一面在華北擴大其非法的武裝暴動。一面對國民政府作和平的政治攻勢。在他這非法鬥爭與和平運動雙管齊下的陰謀之下,民主同盟以其中立主義的偽裝,「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欺騙一般國民,和國際人士,使其誤認為他們真是一個獨立的民主政團。於是中共乃利用他們間接的從事挑撥中美兩國政府的關係,而又暗中指使們組織「反美運動委員會」,實施反美運動。
 遠在三十五年七月,軍事調處尚在進行。中共的所謂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匪部,在河北省香河縣西之安平鎮,召集民眾,舉行「反美運動大會」。至七月二十八日,匪部在安平東南一帶斷絕交通,並武裝戒備。二十九日,自天津往北平之美軍陸戰隊護送隊官兵三十餘人乘車行經此處,匪部突然以步鎗、機關鎗及迫擊砲,向美軍射擊。美軍死三人,傷十七人。匪軍直接襲擊美軍的這一暴行,顯然是製造事變,來策應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迫使美國政府撤退其駐華軍隊的宣傳運動。其間所最為遺憾的,〔
第162〕就是自這年四月間,中共破壞停戰協定,而美國政府反停止其對我國民政府的五億貸款,至此共匪的反美運動正在開始的時候,而美國政府反停止其軍械運華。但是美國政府對於中共破壞停戰協定的暴行,並沒有採取何種行動;即對於當時蘇俄在我東北,利用日軍的武器裝備匪軍的事實,亦沒有施用任何措施。這事實更使反共力量日趨瓦解,中立主義益加猖獗。
 這年十一月四日,中美商約全文發表。這是中美兩國依據三十二年一月中美新約的精神,採取平等互惠的原則來簽訂的。但是中共指使其各地所謂「反美運動委員會」,發起「反中美商約運動」,在南京、上海、重慶、成都各城市中,以座談會、遊行示威等方式,擴大其反美運動。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發生了女學生沈崇案。中共及其外衛組織乃更藉此大肆宣傳。首先是上海共匪職業學生組織其所謂「抗暴聯合會」,並發起全國抗暴聯合會,宣言「美軍在中國一日,即反對一日」,並詆毀中美兩國之間訂有美軍駐華及軍事援助的秘密協定,而提出其要求「公開中美秘密協定」的口號。到了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共匪職業學生組織其所謂「抗議美軍駐華暴行聯合總會」以為各地學生反美運動的總機關。這個機關隨即發起一個簽名運動,其名稱就是「為敦促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全國學生簽名運動」。
 當時中共,因見反對中美商約的運動,對我一般工商界並無任何影響,乃一轉而為抗暴運動。復以抗暴運動對一般社會仍無多大反應,亦無以為繼,乃再轉而為「抵制美貨運動」。當時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軍援剩餘物資,以及善後救濟物資,對於戰後物資缺乏的市場,自有其重要的效用。他這一運動〔
第163〕更不發生什麼作用。而在實際上,中共所謂「抵制美貨」,就是反對美援。三十六年二月,民主同盟又在上海勸工大樓,繼續號召「抵制美貨」運動。此在表面上雖為仿效過去排斥日貨來排斥美貨,而其實際作用,乃是以「反對美援」及「驅逐美軍出中國」為其唯一目的。
 因此,美國政府就陸續撤退其駐北平、天津、青島各地的美軍,並停止其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於是中美兩國六年來對日共同作戰,共同受降,共同維護東亞和平,這一段並肩作戰的光榮歷史,就為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肆意侮蔑,盡力摧毀,而中美兩國百年來傳統的親善無間的友誼,亦留下黯淡悲慘的一頁。

第二十六節 憲政與戡亂的並行

 國民大會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於三十六年元旦由國民政府公佈。國民政府一面制定各種選舉法規,以期各種選舉如期舉行,憲政政府如期成立,一面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與行政院,由各黨派人士與中國國民黨共負國家的責任。
 改組後的政府,乃是青年黨、民主社會黨以及無黨派人士與中國國民黨共同組織而沒有共黨在內的聯合政府。憲法上的各種選舉就是由這個聯合政府來籌備選舉事務並監督舉行的。但是中共的武裝叛亂,繼續發展。政府不得不一面開始憲政,一面動員戡乳。
 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政府下令動員戡亂之後,國軍對個別戰役,如延安的收復,沂蒙山區的決戰,〔
第164〕山東半島的戰爭,乃至三十七年夏季的豫東戰役,都獲得勝利。到了三十七年十月以後,正值徐蚌之戰嚴重關頭,而一般社會乃至政府內部皆受共匪滲透的影響,竟流行著一種「口號」,以為「非蔣總統下
野,則美援不來」,並且「非蔣總統下野,則和談不能進行」。我乃不能不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從此我大陸軍民就失卻了重心,於是政治局勢、社會秩序與人民心理,都受了共匪無形的控制,而軍事作戰也就陷入無可挽回的頹勢。

第二十七節 蘇俄破壞美國調停的目的

 本章第十一節曾提到史達林對國共的和解,蘇俄是否參加調停的問題,(註)本節對此再略為說明。在三十五年春夏之間,民主同盟和自命為中立的報紙,已提出「美蘇調停」的主張。此後他們接著發出一種論調,指責美國扶植日本。這一「反美扶日」的論調,與「美蘇調停」的主張,互相對照,就可以看出莫斯科蓄意破壞美國的調處,而企圖以其蘇俄代之,最後由其單獨出而調解,來操縱我們中國的政局。
 三十五年十二月,美國宣告放棄調處,馬歇爾特使乃即回美,中共匪軍亦就公開的全面叛變。但在馬歇爾特使回美以後,蘇俄與共匪即繼續不斷的向我政府作試探和談的要求。特別是在三十六年秋季,國軍向煙臺、威海衛、蓬萊等地——渤海沿岸進展的時候,他們重開和談與停止國共衝突的要求,更為迫切。

 第165

 尤其是國內一般中立主義者,眾口一詞,以為國共衝突非由蘇俄調停,不能停止,同時造成一種氣氛,使社會中遍佈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使一般人認為剿匪戡亂沒有勝利之可能,唯有要求蘇俄出而調解,纔是國家的出路。
 但是我個人三十年與俄共相持的經驗,看透了莫斯科企圖調停的作用和後果。如果我接受了他對我們的調停,我們中國早在三十六年已成為波蘭以「聯合政府」而招致滅亡之續。所以對於他們曆次的要求或試探,毅然決然,皆一律拒絕。
 (註)本章第十一節,第一至一二一頁。

第二十八節 和平共存的結果

 國民政府於抗戰結束以後,接受了與蘇俄訂立友好同盟條約的要求,同時與中共作一年餘的商談,以謀中俄兩國及國共兩黨之和平共存。但是每次和平商談,政府的讓步愈多,共匪的要求愈高,到了最後,就是俄共指使其第五縱隊——中共發動全面叛亂,替他達成其獨佔中國大陸的任務,以此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不僅成為其蘇俄共產帝國肥美無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們所謂世界革命取之不竭唯一富庶的基地。
 在共匪執行莫斯科所賦予任務之過程中,他們對和平商談有怎樣作用呢?前面說過,他於美國的調處是作為「中立戰術」來運用的。(註)換句話說,他運用美國調處來助長中立主義的發展,並且利用〔
第166〕停戰協定來掩護共匪的軍事行動。所以他只要停戰協定一經訂立,就達到了他接受美國調處的最後目的
。他從頭至尾,就沒有履行或實施這協定中任何一條規定的條文。而我們國民政府為了遵守這個協定,乃使國軍處處陷於被動地位,束手坐待匪軍的襲擊。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的說,共匪當初之所以接受美國調處,就是要破壞這個調處;他之所以簽訂停戰協定,就是要破壞這個協定。由此造成了一種不戰不和、邊打邊談的局勢。這亦正是他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運用其辯證規律所採取的基本策略及其所預定的行動路線。因之三十五年這整整一年的歲月,完全是替他爭取時間,他就可以利用這個時期,來對政府作最後決戰的準備。
 中美兩國國民素來都是崇尚信義、愛好和平的國民,尤其是兩國明達之士,面對?這個不戰不和邊打邊談的局勢,都感覺惶惑失措。而國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更從中施展其虛偽的宣傳,甚至製造其虛偽的情報,挑撥煽動,破壞中美合作,孤立中國政府,各種伎倆,無所不至。於是自第二次大戰以來,對我政府,積非成是,無中生有,詆毀誣蔑,造謠生事,有組織有計畫的國際宣傳攻勢,發生了他預期的效果。而莫斯科對華的國際大陰謀,就是他獨佔中國大陸的幻夢,亦幾乎完全實現了。
 但是俄共對於統治中國大陸的這個問題,真的解決了麼?不,絕對沒有解決。我們不必多說,西起康藏,東迄鴨綠江的全國同胞,無時無地,不與他們作殊死戰,決不為俄共所征服的事實,而只要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率領全體軍民,始終在我們自己本國領土之上,繼續與他們積極戰鬥到底的實際行動就夠了。我們敢說,俄共對這個中國大陸新殖民地的迷夢,畢竟還是一場幻想,不久就要為我們中華民國〔
第167〕全體國民的反擊而幻滅的。
(註)本章第十七節,第一頁。

 

 

 

蘇俄在中國  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第一章 俄共侵略計畫步步進展之主因

——在其對方的錯誤

第一節 法國革命中,拿破侖在歐洲戰勝一切的原因

 在克勞塞維茨闡述其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的各篇中,認為每一時代的戰爭,都各有其獨自的特質,也各有其獨自的戰爭理論。他從法國革命之後的政治關係中,指出戰爭的新趨勢。他說:

 「法國革命對國外所發生的影響,顯然不能單單注意於法國採用兵法上的新手段及新見解,而應注意於其簇新的政治及行政技術,並政府的性質和國民的狀態等。但是其他國家對這些事物,並沒有正確的認識,仍舊以一貫慣用的傳統手段,來對抗這勢如破竹的新戰爭。——凡此種種,都是他們政治上的錯誤。
 「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後二十年間的勝利,乃是由於其對方的各國政府,在政治上犯了錯誤的結果。

 第168〕 
 「誠然,戰爭本身在其本質上和形態上,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於法國革命在法國產生出新手段和新力量。於是遂使戰爭的性質,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狀態。
 「總之,兵術的變化,實際也是政治發生變化的結果,這就是二者不可分離,而具有緊密連鎖關係的有力證據。」(註一)
 這就是說,由法國革命直至拿破侖當政的時期,其對外戰爭是傾向於無限戰爭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狀態。而其對方的各國,仍然以過去的現實戰爭,即有限戰爭的兵術,來對抗法軍,所以招致失敗。但是戰爭能否向無限戰爭的方向來演進,其關鍵在於政治。所以克氏說:「戰爭本來好像一柄可怕的巨劍,……然而一到了政治的手裡,會變成一柄毫無鋒刃的廢劍。」(註二)這就是當時歐洲那些國家的政治社會形態,使其祇能以舊式的有限戰爭,來對抗拿破侖的無限戰爭,所犯的錯誤;而拿破侖戰爭的勝利,就是他們各國的錯誤所造成的結果。
 (註一)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一五頁至一八頁。
 (註二)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九四頁。

第二節 俄共反時代與反革命的特性之導源

 我在這堨眸楞出,在法國革命潮流之中,有一股反革命的逆流。這一股逆流就是社會主義旗幟之下的共產主義。一八四年代,民主革命潮流正瀰漫歐洲的時期,馬克斯亦於一八四七年為共產主義者〔第169〕聯盟發表其「共產黨宣言」,鼓吹階級鬥爭,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當時國際共產黨在法國革命過程中,雖不斷的發動階級鬥爭,表現其反動的力量,但他並沒有什麼成就。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卻在俄國革命中製造改變,奪取政權,實行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於是掀起了世界民主革命中的一股反動的逆流,竟形成了今日人類自由與世界安全的莫大威脅。
 本來社會主義乃是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就是本於公道正義的互助博愛康樂的社會,而其國家亦應該是獨立自由和平,而不是專制獨裁殘暴侵略的國家。但馬克斯則自稱其學說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指人道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為「空想的社會主義」。到了俄共的蘇維埃政府,則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就是其對內與沙皇極權主義的歷史傳統結合,其對外乃成為大斯拉夫侵略主義的思想武器了。瓦里蘇斯基說:「大彼得的俄羅斯乃是一座工廠和一個兵營。他把俄羅斯造成一個官員、工奴和士兵的國家。」(註一)恩格斯更批評大斯拉夫主義,說道:

 「在歷史學的領域內,幾個斯拉夫涉獵者的作品中,有一道反歷史的逆流。這一逆流的目的,是要把文明的西方屈服於野蠻的東方之下,把城市屈服於農村之下,把工業教育屈服於斯拉夫農奴制的原始農業之下。但在這滑稽的理論的背後,卻站著一個恐怖的現實——即俄羅斯帝國——他每一個運動,都是要把整個歐洲,看做斯拉夫部落——特別是其中唯一活躍的俄羅斯——的私產。」(註二)
 一九一七年以後的蘇維埃俄羅斯,恰好就是建立於農奴和工奴的背脊之上的現代作戰機構,而恩格〔
第170〕斯這段話,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最確切的描寫,也就是今日共產主義的反動性最恰當的說明。
 自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而共產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合流之後,世界上各種戰爭,無論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或是反舊殖民地主義的民族戰爭,皆為其俄共所乘機利用並且有計畫的裂造,而指使其第五縱隊,「轉變戰爭為革命」,並「轉變民主革命為階級戰爭」,來奪取其國家的政權,於是俄共首領們志得意滿的自誇其第一次大戰之末,奪取了俄國的政權;在第二次大戰後征服了中國大陸。他們今日的企圖,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完成他推翻西方資本主義,統制世界的計畫。
 我們知道,今日蘇俄集團所控制的人口,最多不過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且其中大多數是反對共產主義極權暴政的。蘇俄雖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部,而其海空優勢並不超越於民主集團,而且其大部分尚掌握在民主集團之手。為什麼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三十九年之間,他的侵略計畫,能夠步步進展?為什麼他至今對自由世界每一地區、每一事件、每一鬥爭,幾乎常能保持主動,且能達到他預定的目的?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亦以為是:蘇俄侵略計畫的每一步進展,都是由於他對方所犯的錯誤所賜予的。
 (註一)傅勒「西方世界軍事史」第二冊,一八五頁。引用瓦里蘇斯基的大彼得傳。
 (註二)葛羅斯主編「歐洲的各種主義」,第二十二編「大斯拉夫主義」八八頁引用。

第二章 中國反共鬥爭經歷

    中成敗得失的檢討

第一節 中國的國民革命與反革命

   ——時代精神的重要性

 我們抗日戰爭初告成功,不平等條約完全取消,次殖民地的時代已成過去,國家乃得到了獨立自由的地位,但為時不出四年,而戡亂剿共的軍事遽告失敗,大陸各省關入蘇俄共產帝國主義的鐵幕,淪為亞洲第一個新殖民地,更進入了一個最黑暗的奴役時代,這是我們中國歷史慘痛無比的記錄,也是中外一般人士惶惑不解的事實。我以為要推求這一大變局的由來,必先對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須有深切的瞭解。
     (甲)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及其基本方針
 美法革命所激起的世界潮流,由西方向東方發展,而我們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在這一世界潮流之中,都受到強烈的影響,發生各種不同的反應。其間最大多數的人士,都是力謀消極的抵制,而不謀積極的創造。但是我們 國父孫先生獨以其創造的精神和積極的行動,倡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從美法兩大革命的歷史先例之中,研究中國國民革命所應取的方針。 國父為中國國民革命所確立的方針,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將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要建設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國家。(註一)這一革命事業必須徹底,決不可半途中止。(註二)
 二、使國民革命成為全國國民共同的事業,以全民力量參加革命,求得國家之自由平等。

 第172

 三、反對殘暴的階級鬥爭,以和平方法解決民生問題,並以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合作互助的精神,為經濟建設的基礎。
 四、當革命破壞之後,就要繼之以革命的建設,而以地方自治為民主憲政的基礎。
      (乙)國民革命所代表的時代精神
 美法兩大革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歐洲與亞洲先後進入這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世界潮流,在西方以民主主義為其主流,而在東方卻以民族主義為其主流。現在要再加說明的,就是這一個時代精神,在西方乃是政治民主與學術自由的科學精神,在東方卻是國家獨立與政治解放的民族精神。故東方民族的覺悟與革命的興起,乃是與西方舊殖民地主義,先天的站在對立的地位。
但是這中間,我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獨有其遠大的眼光和崇高的理想。由上述國民革命的基本方針之中,就可知我們的三民主義乃是匯合東方的民族精神與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學精神為一個思想體系。我們的國民革命,當然是要解除西方殖民地主義所加於中國的束縛和壓迫,來建立中國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同時我們要在中國的主權之下,開放中國的資源與市場,與西方各國平等合作,來消弭國際戰爭與階級戰爭。(註三)我們可以明白確切的說:中國的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乃是十九世紀以來,時代精神在東方的結晶。這一時代精神,使我們國民革命,成為亞洲被壓迫民族新興力量的主流。 國父說:「此種力量,全由道德與真理所合成。」(註四)其對於東方,為民族獨立自由的先驅,而對於西方,為世界和平安定的關鍵。

 第173

      (丙)國民革命中之反革命的逆流
 但在我們國民革命對於舊的反革命勢力帝制餘孽,正在前線作艱苦的鬥爭過程中,而新的反革命勢力——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卻從我們的內部進行其滲透和顛覆的陰謀。同時,我們對於舊殖民地主義者正在直接衝突的時期,而新殖民地主義者卻對我們間接的肆行其陰狠的侵略政策。
 三十年來,我們中國對俄共關係的歷史,就是一部革命潮流對反革命逆流相激盪,爭存亡的記錄。這一歷史記錄,可以說明新殖民地主義和新反革命勢力,對於我們為國家求自由平等的國民革命,是更大的威脅,而且這新殖民地主義和新反革命勢力所使用的鬥爭方式——「和平共存」,實比舊殖民地主義者武裝侵略的砲艦政策,要受到更深的危險與禍害。故自民國十三年以來,我們國民革命的環境,乃是對新舊殖民地主義及新舊反動勢力兩面作戰的艱苦奮鬥。因為舊殖民地主義和舊反動勢力,從正面來
阻止我們國民革命,所以我們有北伐與抗日的戰役。因為新殖民地主義及新反動勢力,從背面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所以我們在北伐與抗日兩戰役之間,更有剿匪戡亂之役。現在我們對國民革命中新反動勢力的逆流,略加分析。
 在西方民主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的時代精神與世界潮流中,俄共的極權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反動。他要把俄國革命的公式,應用於中國,使中共的反動性更加增強。他交給中共的公式是這樣的:
 第一步參加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第174

 第二步以民主鬥爭,來分化民族革命的陣營。
 第三步轉化民主鬥爭為階級鬥爭,而其主要的工作,就是農村革命:
 (1)初期的農村革命,是以全體農民對地主鬥爭;
 (2)次期的農村革命,是以貧農對富農鬥爭;
 (3)最後以其所控制的貧農,為其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具。
為什麼俄共要在中國組織其第五縱隊,必須走上這次階級鬥爭來破壞民族革命,並且以農村革命來建立其專制政權的基礎?因為,俄共征服世界的戰略計畫中,要利用東方的民族主義及其廣大人口,來打擊西方的舊殖民地主義,同時又在東方的民族鬥爭中,利用農村暴動,來瓦解其民族精神,而後才得建立其蘇維埃附庸政權。當一九二二年,列寧強調「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納入一個為了世界革命的革命鬥爭」,(註五)和一九二六年季諾維也夫高呼「擁有九億人口的東方是覺醒了」(註六)的時候,他們就看到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所以共產主義,在我們國民革命中,形成了惟一反革命的逆流。

 三十年來,我們曾在國民革命過程中,三度克服這反歷史的和反時代精神的逆流。今日我們是第四度對這一逆流來繼續奮鬥。現在先檢討北伐抗戰和剿匪戰爭的成敗得失。
 
第175

 一、國民革命第一戰役——北伐戰爭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俄共阻止我們的北伐,十六年北伐軍事到達長江流域,俄共更進而破壞我們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廣州定亂與十六年全面清黨,乃是我們國民革命北伐成功的兩個關鍵。如果沒有十五年的廣州定亂,根本就沒有北伐出師的可能。若是沒有十六年的全面清黨,那更是沒有北伐成功的歷史了。為什麼俄共對我們北伐戰爭,定要這樣事前阻止,並且中途破壞呢?我在第一編中,業已分別說明其實際的經歷,本章只就我們北伐的戰爭思想和戰略原則上,重加
考察。
 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無論財力、兵力,和武器實力,都不及北洋軍閥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敵制勝,仍能在此三年之內,獲得最後統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我們的北伐乃是革命戰爭,發揮了國民戰爭的精神。(註七)當時中國是在一個社會變動和民族覺悟的時期,北洋軍閥在社會和政治上,都是違反國民心理和時代的需要,所以他們雖有優勢的財力、兵力,和舊殖民地主義的後援,仍不能抵抗我國民革命軍,而在軍事戰場上宣告失敗。
 我們的革命方略,是在軍事力量到達長江流域之後,以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方針,求全國的統一;並在軍閥割據一經掃除之後,立即從革命破壞轉入革命建設的階段。我們對外以外交談判方式來撤廢不平等條約,對內以社會民生建設來建立統一的基礎。所以北伐完成以後,我們國民政府即著手建設,於是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之間,雖遭受下共匪與日本不斷的侵略和破壞,而在政治、經濟、財政、金〔
第176〕融、交通、教育各種事業上,建設的成績仍得創造了中國的新紀錄。
當時俄共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只圖利用其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來發展其共產主義的侵略陰謀。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國國民黨始終警戒?他要在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過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義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黨中央還是局限於廣州的時期,奪取我們的政權為其反革命的基地,然後由他共黨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滲透全國社會各階層,來進行其階級戰爭,把我們整個國家轉向蘇俄而為其亞洲的第一個附庸。所以我們必須突破這限於廣州一隅的危局,實行出師北伐,使國家對內的統一,成為國家對外獨立的基礎。
 於是我們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艦事變,以及在北伐的中途,更要全面清黨,肅清了共產份子,防制下階級戰爭,並粉碎了他挑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上海、漢口各地與列強的衝突,為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建立東亞新殖民地的陰謀,於是國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戰爭,纔能達到最後的成功。這兩大事件,乃成為我們北伐戰爭成敗的關鍵。
 二、國民革命第二戰役——長江剿匪戰爭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一九三四年),我們國民政府對中共匪軍,實施了五次圍剿,第一編中,已略有敘述。我在這堶n指出的一點,就是我們剿匪戰爭的思想,乃是本於民族革命的國民戰爭的思想,這一戰爭思想,在第五次圍剿之中,表現得最清楚,執行得最徹底,所以這次圍剿就能達到最後的勝利。 

 第177

 在這一時期,中共匪軍竄擾湘、贛、浙、閩、鄂、豫、皖七省,開闢了他八個蘇維埃遊擊區,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實行他「戰略的持久戰,和戰術的速決戰,平時分兵以發動群眾,戰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包圍殲滅敵人」的原則。無論他自稱其這一「革命戰爭的軍事路線」如何「正確」,而在實質上,不過是俄國式的武裝暴動和遊擊戰法,與中國舊時流寇式的裹脅群眾,望屋而食的流動戰法,在其「絕對戰爭」思想之下,綜合運用而已。
 當時我們國民政府,正是在日軍與共匪兩面作戰之中。日軍每次的侵略軍事,常給予匪軍以突破國軍的包圍,而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日軍與共匪兩面夾擊的形勢,使我們國軍的戰爭,更限制於被動的地位,於是第一次至第四次,連續三年的圍剿,都未能收得預期的成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級將領顧祝同、蔣鼎文、陳誠、薛岳、孫連仲等,開剿匪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中,遵照政府「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之下,確定了第五次圍剿的計畫,採取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並確
立了「戰略取攻勢,與戰術取守勢」的原則。我們在軍事上實施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兜剿,分進合擊的戰法,來打擊共匪的人海戰術與遊擊戰術。尤其是在政治和社會上,凡是及齡的壯丁,不分農、工、商、學,皆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一致參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組織。在經濟與交通上,對匪區徹底封鎖,杜絕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鑽隙,超越滲透,和發展其宣傳與組織的間隙,更不使其獲有外援接濟的機會,以充實其戰力。因為在這樣政治、社會、經濟、交通的條件互相配合之下,國軍的艦艇、飛機和重武器,都能充分發揮其效用,使共匪破壞我交通,截斷我後方,孤立我據點,腰擊我增援〔
第178〕,所謂「圍點打援」、「猛攻速決」等等一切的戰術,喪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礙我國民革命軍進剿的計畫。於是第五次圍剿,乃繼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肅清長江七省匪區的大小巢穴,徹底粉碎了共匪蘇維埃傀儡組織,而貫徹了當時「安內攘外」的政策。
 三、國民革命第三戰役——抗日戰爭
時代精神在我們國民革命中所發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們戰爭思想中所佔有的地位,更不是舊殖民地主義者所能認識。這一事實,可以日本軍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毫無了解,而招致失敗為例,來加以說明。
 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日本軍閥把我們的國民革命戰爭,仍看做北京政府時代的北洋軍閥內鬨,認為我們國民政府,無論如何不能越過黃河以北,統一中國。所以他在我們革命軍進入黃河流域的山東省區時,他就藉口保僑,出兵青島、濟南,無端挑釁,橫阻我軍北進。後來我們國民革命軍,竟於當年收復整個東北,完全統一了中國,這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到了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清剿共匪,進行建設,對於日本,不
惜委曲忍痛,暫維和平。二十三年,我發表「敵乎?友乎?」的小冊,促使日本軍閥覺悟。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對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外交報告,決定對日的方針,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仍然期待日本軍閥能夠放棄其軍事侵華政策。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在廬山談話會中明白宣佈:

 第179

 「我們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日本軍閥至此仍然不能了解我們抗戰的本質是什麼。他倡言只要使用其三個師團兵力,在三星期之內,就可依照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征服整個中國;故毫無忌憚的一意孤行,繼續擴大其侵略軍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我為南京撤守,向全國國民宣佈: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不能徒顧一時之勝負,而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
 我今日率直的指出:這一抗戰到底的決心,與最後勝利的信心,乃是以三民主義的時代精神,發揮其民族革命的全民戰爭的特徵。再明確一點說,當時我們亦抱定無限戰爭的思想,乃毅然決然採取長期抗戰的決策,以消耗戰略打擊敵人「速戰速決」的侵略行動,以焦土政策打擊敵人「以戰養戰」的戰爭思想,並宣佈「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指導方針,來抵抗日閥「大東亞新秩序」的侵略戰爭〔
第180〕。最後乃以平漢與粵漢路以西交通困難的廣大地區為根據地,轉守為攻,而與敵人決戰。
我們這一戰役的決定,也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說「政治決定兵術」的原則。我們中國是一個弱國,無論經濟、工業、科學、技術,以及軍隊、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後,我們忍辱負重,與日本談判和平,六年之中,並不輕言宣戰。但是戰端一開,我們只有不惜「向國內退軍」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義的新精神,和國民革命的新戰法,來對日本軍閥,作絕對性的戰爭。我們堅持這一戰略原則,全面抗戰至八年之久,其間雖經過蘇俄無數破壞的陰謀,和共匪積極反動的叛亂,但最後終能與世界大戰,獲得共同勝利的結束。
 四、國民革命第四戰役——抗戰勝利後反共鬥爭的挫折
抗戰期間,國民革命的逆流——共產主義,在民族精神的壓力與我們政府嚴峻防範之下,他們企圖轉變民族戰爭為階級戰爭,以及其轉化外戰為內戰的陰謀,都被我們逐一粉碎,而終歸泡影。但是到了抗戰勝利之後,蘇俄與中共反得以施逞其侵略計畫,而我們反共戰爭,竟遭受悲慘的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在本章中,要對我們反共戰爭期間的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以及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分別加以檢討。而在這堨要指出的一點,就是中國對日抗戰所依恃的力量,是精神重於物質。這一民族精神力量乃使我對日抗戰前後繼續至十四年之久,而屹立未撼。當抗日戰爭發動之初,我們政府早已預定這一戰爭為長期戰爭,並且預計這一對日長期作戰之後,蘇俄必將乘我國力凋敝之餘,肆其外部侵略與內部顛覆之陰謀。因此我們確定「抗戰建國方針」,要在抗戰中加強精神動員,進行建國工作,並預期抗〔
第181〕戰勝利之後,建設三民主義富強康樂的現代國家。當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這長期戰爭之中,始終與日軍的侵略戰事,互相呼應。一面對我國軍乘虛蹈隙,內外夾擊;一面更在社會各階層乘機滲透,潛伏煽惑,運用其偽裝欺詐之反宣傳,無形中損害我政府信譽,沮喪我國軍士氣,尤其是阻礙我政府一切的建設計畫。到了抗戰結束之後,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賣國殘民,全面武裝叛亂的行動,摧毀我國家一切建設事業,阻絕我政府一切復員工作,破壞經濟,擾亂社會,特別針對人民久戰厭
倦的心理,散佈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最後卒致一般社會,是非顛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計後果。於是三十年來國民革命之傳統精神,被其斲喪,民族固有的德性幾乎毀滅。所有倫理道德立國的基礎,乃完全動搖,而反共意識亦就隨之瓦解。此為中國反共戰爭之所以慘遭挫折的一個基本原因。
 現在我們要開始檢討反共鬥爭經歷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推求這些缺點和錯誤的根源。
 (註一)民國紀元前六年十月十七日, 國父在東京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以為「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
 (註二)民國十年十二月,菲利濱分部黨所落成,並開懇親大會, 國父訓詞之一:「諸同志勉旃:作革命事業,必須徹底,如半途中止,必養廱而貽患。」
 (註三)實業計畫結論。
 (註四)民國十年,在梧州對國民黨員講「黨員須宣傳三民主義」。
 (註五)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冊,二九三頁。
 (註六)季諾維也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演說。
 (註七)本節所謂「國民戰爭」及「絕對戰爭」。參看本書第三編第二章,第一節及第二節,第一一四四頁至一一四〔
第182〕七頁。

第三節 我們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

 在前節中,我對過去革命戰役的成敗得失,已作大體的評判。我在本節中,再針對著俄共的行動規律及其鬥爭方式,來對我們自己重要的缺點和錯誤之所在,作一總檢討。現在先對我們反共組織與技術上的缺點,加以分析:
     (甲)反共組織不能嚴密而警覺不夠提高
 中國人為人處世的道理是「隱惡揚善」,是「不念舊惡」。我們中國國民黨又以傳統的倫理觀念和民族意識為其組黨的基礎。民國十三年容共與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後,我們對於中共是如此,民國二十二年對俄復交之後,我們對蘇俄亦是如此。我們對共匪始終是重倫理、講信義,相信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因而一向誠心誠意企圖與共匪同循民主的正軌,完成建國的事業。 (註)那堛器D共黨終竟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謀,處處都有陷阱。只要是我們組織不密,戒備未周的處所,就是他乘機構煽、伺隙施逞的機會。這也就是我們以民族意識和民主觀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戰爭,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我們過去組織散漫而警覺不夠的事項,分析如下:
 一、我們對共匪應該認為非法集團,而且予以絕對的隔絕和封鎖,不使他有公開活動的餘地。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我們隨即對俄絕交,自此以來,我國民政府始終未曾承認共匪的合法地位。這就是杜〔
第183〕絕他宣傳煽動群眾的一個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們仍然接受他停戰乞降的要求,並且對
共匪局部開放其宣傳與組織的自由。我們在政治和社會上,一經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給予他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尤其是民國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之後,本黨兩度陷於動搖分化的困境。這更是由於本黨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們一個重大的錯誤。
 二、我們應該防範共匪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轉變作用。三十年來,共匪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抗戰而破壞北伐抗戰,其所用的戰術,對於一般群眾就是「轉變經濟鬥爭為政治鬥爭」,和「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鬥爭」;而其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就是其所謂「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和「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我們對於他這種辯證法的質變戰術,不僅目睹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防範得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黨黨員,還有參加反共鬥爭為時甚久的份子,仍然
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甚且捨己從人,隨聲附和,對於我們反共的組織和宣傳,指為不民主;對於我們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為不自由;反而對於共匪的「新民主主義」,誤認其為民主思想;對於他的「統一戰線」,誤認其為民主運動;對於他的中立主義,誤認其為自由主義,對於他的「聯合政府」,誤認其為民主政治。殊不知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國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謂「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中立主義」與「聯合政府」,不過是他運用辯證法的否定律,來顛覆我們國家的一個戰略階段中的組織形態與戰鬥口號。到了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質變為「人民民主專政〔
第184〕」,並且再質變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成為蘇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這種轉變,到今日固已成為一種最明顯的事實,但在當時,一般人對共匪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竟使其陰謀詭計得以施逞,而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演成了空前的浩劫。這是反共鬥爭中最大的缺點。
 (註)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乙)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
 由民國十六年清黨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圍剿的勝利,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政府對於中共問題,如抱定決心,以軍事來解決,乃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當匪黨及匪軍已告失敗,窮無所歸的時期,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製造下列幾個論點,向社會上及政府中普遍散佈。而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論亦缺少戰鬥性,所以無法突破這國際政治心理攻勢,亦不能伸張民族正氣和國際正義,致令我們政府,受了國際上與社會上種種現實的牽制,雖屢次下定決心,而又復隨時動搖,不能堅持到底。茲舉當時共匪宣傳的論點如下:
 一、第一個論點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民主政治捲入兩道逆流而幾於潰敗。這兩道逆流,就是蘇俄的共產主義與德義的法西斯主義。他們都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亦同為民主政治的敵人。但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指使各國共黨,力求其與社會黨乃至民主黨派結成「統一戰線」,而以「反法西斯主義」為其共同目標。於是世界各民主國家,在共黨及其同路人宣傳煽動之下,造成「對法西斯的恐怖」,同時更造成一個「假邏輯」,就是「反共就是法〔
第185〕西斯」。在這一種氣氛之中,我們雖仍咬緊牙根,貫徹了「安內攘外」的政策;但在匪軍潰敗之後,我們仍不能不對共黨問題,尋求政治解決的途徑。後來抗戰結束了,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傳的攻勢,環攻我國民政府為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牽制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們不能不與共黨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這兩個實例,說明了我們宣傳的失敗,乃是我們對反共過程中自認為重大的缺點。
 二、第二個論點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黨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是他的思想武器。他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證明共產主義自原始社會已經存在,更要證明現代社會必然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共黨依據這個論點,在他潰滅的時期,就發出「共產黨可以消滅,而共產主義不會消滅」的「理論」。
 當然,在馬克斯列寧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均產和共產的思想,但是我們必須分辨,那種思想是基於人道主義的一種社會理想。而今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與此完全不同,可說他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系統,並且是國際共產黨製造仇恨和製造鬥爭的行動方針。而自俄國蘇維埃政府實行其所謂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之後,這種共產主義又是什麼?他是殘忍慘酷的暴君極權主義,他是大斯拉夫主義詐騙人類,征服世界的魔術圈套。這種共產主義是與馬克斯列寧以前的均產和共產思想
完全相反的,而且他並不是單純的社會思想,而為蘇俄帝國集團侵略政治的一種武器。因此,只要蘇俄共產帝國主義集團存在一天,人類社會就不應該容許這冒用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實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類〔
第186〕的共產主義存在。
 但在我們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們的宣傳亦不能打破這共產黨可滅而共產主義不滅的論點,致使其廣為傳播,不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並且動搖了社會上對我們徹底解決中共的信心。這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二個缺點。
 三、他第三個論點是「共黨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而必須求政治解決」。這是我們抗戰結束之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國際社會普遍散佈的一個論點,照他們的說法,軍事方法只能解決共軍而不能解決共黨,並且國民政府如用軍事方法解決共軍,必使國家財政艱難,人民生活困苦,而共產主義及共黨組織必將更為發展,最後的失敗者仍然是國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國內外一般人士都誤信這「剿共即是造共」的口號,來反對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而我們的宣傳,又不能突破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這個政治心理攻勢,於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與共黨和平談判和政治協商了。
 其實,莫斯科所規定而為共匪所堅持的信條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是革命的武裝,打擊武裝的反革命」。這就是說,共匪對國民政府的鬥爭,必須以武力對抗武力。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裝,他就喪失其存在的根據。因此,我們為了解決中共及其匪軍,固然必須統合軍事與政治的力量,擊敗他的武裝部隊,同時毀滅他的政治組織。但是如果我們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軍事方法,那就只有聽任他以武裝叛亂來助長他政治的攻勢,並以其政治攻勢來準備其暴力決戰了。
 抗戰結束之後,這一「共黨問題只可政治解決而非軍事所能解決」的論點,不僅使一般社會和國際〔
第187〕人士誤信我政府只有這政治解決的一條出路,並且竟使我政府內部對剿共戡亂的政策為之根本動搖,乃不得不與共匪進行政治協商與和平談判,於是就造成了不戰不和,邊打邊談之局,而最後結果只有讓他
單獨使用武力,來推翻政府,乃使大陸各省淪入蘇俄帝國主義的鐵幕。(註)所以我們對國際反共的宣傳沒有力量,就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三個缺點。
 (註)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八節,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頁。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
 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對於他鬥爭的目標,不是控制就是毀滅;對於他接觸的群眾,不是壓迫就是利用。所有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平談判、政治協商乃至白紙黑字的條款與協定,都是他一時的鬥爭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為了準備暴力,為了他最後決戰。用我國的習語來說:共黨的性格完全是「陰性」的。他們的行動是陰狠的,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陰險的。你如不消滅他,則他終必要消滅你的。但是我們解決匪黨和匪軍問題的時候,常為內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條件所限制,使我們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夠徹底,所以要招致這樣失敗的結果。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一、我們是以有限戰爭對共黨的無限戰爭。
 克勞塞維茨所謂「無限戰爭」的觀念,(註一)發展為莫斯科及其國際共產黨的總體戰。俄共與其第五縱隊之中共對我們中國的侵略戰,在本質上就是無限戰爭的總體戰。
 我們在反共鬥爭中,常受國內國外現實環境的牽制,和民族精神及文化傳統的影響,而只能作有限〔
第188〕戰爭。只有民國二十三年第五次圍剿,是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的各種力量,結成統合戰力,纔能獲得全面的勝利。(註二)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國內政治與社會都受到共匪的組織滲透,致使失敗主義瀰漫
全國,民族精神幾乎消失殆盡,以致動員遭遇阻礙,教育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不能穩定,尤其是通貨膨脹,金融混亂,再加以國際宣傳攻勢的包圍,國際陰謀的壓力,士氣人心完全動搖,社會基礎全部瓦解,只有軍隊單獨對匪作戰,而其戰鬥意志亦受到民族失敗主義的影響。(註三)這種有限戰爭,決不能對付共匪無限制使用暴力的總體戰,而註定其必歸失敗的。

 二、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
 我們中國是亞洲一個大國,有其悠久的歷史,高尚的文化,和民族固有的愛好和平崇尚信義的德性。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承接民族歷史文化的傳統,適應當代的世界潮流,從君主專制之下為人民爭自由,從帝國主義侵略與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為國家求平等。經半世紀的艱苦奮鬥,乃使三民主義在國民中間,有堅定的信仰;國民革命,在社會中間,得到普遍的擁護。因此 國父對於革命建國的成功,始終懷抱?堅強的信心。我個人亦復如此。
 民國十二年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註四) 國父於容共之後,雖親見當時中共領袖陳獨秀及其跨黨份子小醜跳梁的惡劣行為,仍然自信他們中共不能對中國有什麼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國。我個人遊俄回國之後,雖抱定反共的決心,亦由於同樣的自信太過,竟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
 
第189

 所以自民國十六年清黨至民國二十三年圍剿成功,我們的政策始終是剿撫兼施。只要在軍事上擊潰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壞其組織,我們常用民族感情和國家觀念去感化他們,希望他們轉變過來,為救國建國來效力。因而我們對其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追剿,而對共黨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註五)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匪軍盤踞延安,其實力不過五千人。當時我們在日本侵華戰事迫於眉睫之際,乃放鬆他一著,與他進行政治的談判。此後抗戰期間,我們一方面堅持對「特區」的警戒與隔離,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國際路線。(註六)然而另一方面又與他進行了五次商談,總以為抗戰進行之中,無論共黨如何背信食言,陰謀煽亂,而在此民族精神、國家意識與社會公論之下,始終有就範之可能。(註七)到了抗戰勝利之後,國家需要建設,人民渴望復員,而不平等條約已告撤銷,國家獨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觀念的一個中國人,必然是效忠國家,不敢再存這樣喪心病狂的出賣民族的企圖。所以我們政府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並接受盟國的調處,而與共黨進行和平商談。(註八)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獸性與暴行,因而對待他都是以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陰謀,得以死灰復燃,竟為我整個中國大陸招致今日這樣空前的災禍!
 三、我們對共黨防範較嚴,而對其外衛組織及同路人過於輕忽。
 共產黨雖具備一個黨的形式,而在其本質上不是一個普通政黨。他的黨之核心乃是一個陰謀暴動的組織。他的黨之周圍,乃有多數外圍與群眾組織。他從群眾組織中訓練幹部、吸收黨員,更以其幹部和〔
第190〕黨員組織群眾,來製造其武裝暴動。所以無論他怎樣高唱「和平共存」的口號,宣傳其「和平合作」的
政策,而實際上,他不僅隨時準備武裝暴動,並且隨時可作武裝叛亂。
 共黨的外衛團體和外衛份子,有各種組織方式,亦有其各種的用途。最顯著的就是共黨沒有合法地位而無法公開活動的時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來活動。即令共黨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開活動時,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對他敵人的後方或側面,迂回襲擊。所謂中立主義的活動,也不過是這種外衛團體的各個份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偽裝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敵友不分的政客們,替他共黨間接作戰而已。
 今日我們檢討過去反共鬥爭的一個錯誤,就是防制共黨不能如防制共軍那樣嚴峻,而對待其外衛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黨一樣的重視。所以我們能夠屢次擊敗匪軍,而未能消滅共黨的組織;我們能破壞有形的共黨,而未能制止無形的共黨外衛的活動。實際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團體能夠活動,則共黨組織就有其潛伏和發展的基礎。只要是其外衛組織能夠發展,則其武裝暴動就有其制造和擴充的根源。所以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共黨及匪軍雖經多次被我擊滅乃至敗亡,而他仍然猶能借尸還魂,貽害國家。這就是我們只防制有形的共黨組織,而忽視無形的共黨活動的一個重大錯誤。
 四、我們的國民心理不夠健全,而精神動員未能貫徹到底。
 中國百年來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以致一般國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我們國民革命救亡圖存的運動,首先的一個根本工作就是心理建設。九一八以後,我們發起新生活運動,在實質上就是〔
第191〕要從國民生活上,推行這心理建設的工作。到了抗戰期間,我們更實施精神動員,使一般國民在抗戰中
激發起來的民族精神,成為國家總動員的中心力量,促進各種動員工作,爭取抗戰的勝利。到了抗戰勝利以後,不平等條約早已撤廢,國家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正是我們革命建設的良機。但在此時,我們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長成之初,乃一方面內受共黨及其外衛份子散佈其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蘇俄共黨帝國及其國際同路人對我政府以及我國家的信譽,加以誣毀。而我們心理建設的一切努力,都為其所抵銷,而歸於失敗。卒使一般國民的反共意志,趨於瓦解,而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也就在這樣無法全面動員來支援前線的情勢之下,招致失敗了。
 (註一)本編第三章,第一節,第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五節,第九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九七七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六節,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九六五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四節,第一○○六至一○○八頁;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丁)外交陷於孤立與經濟陷於崩潰——通貸惡性膨脹
 蘇俄是一個鐵幕國家,且擁有國際共黨統一的組織,滲透世界各國,執行其採取情報,煽動群眾,〔
第192〕操縱輿論,製造恐怖,轉移其所在國家的政策之任務。反之,我們中國是一個自由公開的社會,和民主初創的國家。我們對蘇俄的外交,固然是站在極端劣勢不利的地位;就是我們為了中共問題,要積極的爭取國際的同情和援助,或消極的解除國際的障礙和壓力,也不易收到預期的效果,乃竟遭致國際重重包圍,陷於孤立,而卒歸慘敗。其中最顯著的事例:
 一、我們中國處處以誠信對俄共的詐欺,因而每次對蘇俄的交涉,終至陷於被動的應付。
 三十年來,中國與蘇俄簽訂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註一)互不侵犯協定(註二)和友好同盟條約(註三)。我們政府對於每一條約每一條款,都自動遵守,並引為交涉的根據,而莫斯科卻是隨手簽訂,亦即隨手撕毀。最顯明的實例就是第二次大戰結束時期,我們中國政府依據中俄條約及其附件的規定,接收東北的主權,而蘇俄處處背信違約,事事阻撓破壞,使我東北成為其蘇俄裝備中共匪軍,策動其全面叛亂之基地。(註四)我政府對於東北問題,受了中俄條約的拘束,和軍事調處的限制,而在外交上乃完全陷於被動的地位。這是我們以誠信對俄共的詐欺所招致的失敗。
 二、我們中國與各友邦是以個別的立場和紛歧的意見,對蘇俄集團整個的陰謀計畫。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對戰後世界的全盤計畫已經確立,(註五)而以我們中國為其侵略的第一目標。大戰初告結束的時期,如果自由各國的政策能夠協調,對共的認識能夠一致,我政府必能控制國家的全局,制止共黨的發展,保持國家的安全而有助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莫斯科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他集中國際共黨的全力,先在美國的輿論和外交上擊敗我們政府,而後在中國戰場上擊敗我們國軍。史達林為〔
第193〕了離間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對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戰術,企圖促成中國的中立化(註六);另一方面又在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處過程中,他以中立戰術促成美國對華政策之中立化。(註七)其結果,美國政府撤回其駐華軍隊,並停止其援華貸款與軍火接濟。而其美共同路人,抨擊我國民政府,尤其對我個人的誹謗,幾乎用盡字典上所有惡劣的名詞。莫所科這一著對美的中立戰術的展開,乃使我們國家和政府,於敵人當面的壓力之外,又受到國際上側面的脅制,而完全陷入孤立的地位。這是我們自由世界以個別紛歧的意見,和孤立的地位,對蘇俄整個的陰謀計畫,所招致的失敗。
 三、通貨惡性膨脹的結果,經濟陷於崩潰。
 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我政府與人民對於戰後建設,一致懷抱?熱烈的期望。到了抗戰結束之後,正是軍隊復員,各安生業,國家建設,急待進行。惟在這長期戰爭之後,通貨膨脹的壓力,已是日見嚴重,故一般國民對於和平復員與經濟建設,期待更切,如果當時復員建設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那這一通貨膨脹的威脅問題自不難於解決。所以共匪對我政府的經濟政策,乃力圖破壞,無所不至。於是政府對共匪的鬥爭,不祇是軍事作戰和政治作戰,並且是經濟作戰。
 當時我政府對共匪的經濟作戰,不只是在內政上努力,並且要在外交上鬥爭。就內政上說,我政府的財政收支不能平衡,而其主要原因是軍費浩大。政府為了裁減軍費,必須縮編軍隊,但是共匪亦看破這一點,所以他一方面更要破壞馬歇爾特使努力促成的「整編和統編方案」,一方面又破壞美國的軍事調處,致使我政府整編軍隊和復員計畫不能完成。同時,政府為了要恢復國家治安,乃不能不動員戡亂。〔
第194〕就外交上說,我政府的戰後建設方針,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需要國際資本和技術合作,來開發我國的資源,發展我們的經濟,和建設我們的工業,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反之,莫斯科的侵華計畫,卻是要孤立我政府,破壞我們的國民經濟以及自由生活方式,尤其要破壞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而遂其顛覆我政府以獨佔中國的陰謀。他這一經濟作戰,不祇是對中國,並且是對美國;他一方面指使中共來破壞我全國的交通,毀損我們的各地工礦,阻撓我們的一切建設事業;同時更動員其美共和同路人,在美國的輿論和外交上,破壞其政府對中國的貸款,及其人民對中國的投資。其最顯明的一個事實,就是三十五年三四月間,正在和平協商及軍事調處進行之中,而美國對我國之五億信用貸款,已經商定而突告停止。這在美方的用意,是要施用其壓力,使我政府接受調處,獲致和平;他以為這樣,更有利於建設的進行。但在中共看來,這五億美國借款如果成功,對他的叛亂暴行和顛覆陰謀,無異予以致命的打擊,所以他非徹底破壞不可。而我們一般國民,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治亂和經濟榮枯,全在於復員工作與和平建設計畫之實行,而其能否實行,乃取決於友邦美國政策,對於中共所蓄意破壞我們國家建設的陰謀,能否予以阻止。換言之,就是這次貸款,是否能如約實踐,表示其援助政府恢復全國秩序,促進和平建設的決心和誠意,惟有如此方能遏制中共明目張膽的叛亂,和阻止其顛覆國家的陰謀。亦可以說,這不僅是我政府對中共經濟作戰成敗所繫,而且是整個中國安危存亡的關鍵。
 不幸當時一經中共表示反對,而美國立即將這已經商定的貸款,無限期停止。這一舉動,就是我們中美的經濟合作基礎,竟為共產國際的陰謀所徹底破壞。其對我國的國民經濟所發生物質的影響還小,〔
第195〕而其對我國的國民心理所發生的精神影響之大,乃是無法估量的。就是這樣,一般國民對於國家建設的
前途,喪失了信心的情勢之下,我政府的財政經濟措施,不僅不能發生其預期的實效,而且其間對經濟的設計和行動,亦就不斷的發生波折,並犯了各種錯誤。在戰後第一任行政院,自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六年二月,為了應付財政困難和金融的動盪,動用了整頓幣制的基金,從此政府對於財政,就不能建立一個具體有效的政策,對於金融亦無法訂成一個長期穩定的計畫。於是第二任行政院,在三十六年三月,發行美金債券,不久以後,又宣告停止。到了第三任行政院,於三十七年八月,乃採取了金圓券改革幣制的計畫,以致幣信每況愈下。於是共匪乘機大肆其反動宣傳,煽惑人心,動搖社會,尤其對於各大都市的金融與經濟,施展其有形和無形的各種破壞手段,最後影響了全國金融的紊亂,物價的波動,乃使通貨膨脹的趨勢益加惡化,而無法遏止。於是軍公人員的生活更見艱苦,而軍政風紀亦就不能保持其抗戰時期的水準。我們反共鬥爭之所以遭致失敗,這實是其最大原因之一。這一失敗,無論是主觀的錯誤,或客觀的情勢之所造成,都值得我們重加檢討和警惕的。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三節,第九九至九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九節,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第一○○八至一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第十八節,第一三二至一三五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頁;第三十四節,第一○○一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一節,第一至一二一頁。

 第196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七節,第一至一三二頁。

第四節 我們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以上四點乃是我們反共組織與行政技術上的缺點。但是這些缺點,還都是可以設法補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補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決心能夠堅定,戰略和政策沒有錯誤,那我們雖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現在我再對過去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加以檢討。
 我們反共鬥爭的政策上,最大的錯誤在那堜O?一般以為我們第一個錯誤,是我們接受雅爾達的條件,而與蘇俄訂立友好同盟條約。因為雅爾達密約是損害我們中國的領土主權來作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條件。我中國接受了這些條件而與蘇俄訂約(註一),徒然給予蘇俄對我東北的侵略行為以條約的根據,構成了中共禍國殃民的張本。但是我們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並不是承認雅爾達密約而受其拘束。我中華民國未曾參加雅爾達會議,而美政府當時亦未曾諮商我政府,我們自可不受其拘束。當然我們與蘇俄談判訂約,亦是受他們美國的勸告,不過曾經我們自己的考慮。五十年來,我們中國在日俄兩面侵略之下,為國家獨立自由與國際和平安全而奮鬥。至此日本侵略主義者已告投降,我們為了結束東方的險惡局勢,而要保持國家生存,不能不謀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時間,而望與蘇俄和平相處的途徑。這是我們當時訂立這個條約的決心。我們亦預想到蘇俄是沒有信義的國家,如果他對這個條約破壞的時候,怎樣辦?那就是我當時在中央常會堜珨〞滿G「即令蘇俄此後對我們中國繼續其侵略政策〔
第197〕,則這個條約亦可以作為國際上衡量蘇俄侵華行為的尺度,和我們中國對俄交涉的根據。」所以這一?
並不能遽然斷定我們的政策為有重大的錯誤。
 一般以為我們第二個錯誤,是我們接受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停。當然,中共接受美國調停,只是利用其一紙停戰協定,來運用其中立戰術的陰謀,阻止我們政府的動員,束縛我們的軍事行動,以致坐待他匪軍的襲擊。(註二)我政府為什麼要接受美國調停,簽訂停戰協定,來作繭自縛呢?但是我們中國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如不簽訂中俄條約,並接受美國調停,將使我們更陷於孤立,政府此時雖有力量解決中共問題,卻沒有力量單獨對抗蘇俄共產帝國主義,而阻止其侵入東北,策應中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為了和平要仁至義盡,對待朋友要開誠佈公;只要我們盡其在我,而在道義上無所愧怍,不能即認為我們在政策上有重大錯誤。
 一般以為我們第三個錯誤,是我們剿共未成期間,實行憲政。因為剿共作戰,必須全國國民意志集中,而行憲時期,各省縣市各職業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堅人士,由於選舉上的競爭,而分化乃至對立,不僅影響各政黨間的主張紛歧,矛盾百出,並且使我們本黨的組織和紀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現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這個機會,在「民主」與「自由」的掩護之下,加緊其滲透、分化,散佈失敗主義,因此逐使剿共戰事歸於失敗。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設中國為民主國家,而在抗戰之初,我們預定抗
戰勝利之日,即為憲政開始之時。所以對日抗戰軍事一經結束,我政府即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實行憲政。在當時,倘如我們真是為了行憲而招致失敗,那我們對於這種失敗,是決無遺憾亦不後悔〔
第198〕的。到今天,事勢的演進,更說明了我們民主憲政不是失敗,而是成功。我們確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
主義,纔是我們擊敗共產極權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這部民主憲法,與蘇俄帝國鐵幕統制相對照,纔能暴露共匪對人民施行恐怖和殘殺的罪行,而註定其最後必歸失敗的命運。故在剿共未成期間實行憲政,對於剿共軍事雖有若干不利的影響,但亦並非是我們什麼重大錯誤。
 所以我們並不認為這以上三點是剿共失敗的重大因素,那麼我們在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又在那堜O?我以為下列四點,乃是我們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第一○○八至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頁;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甲)對俄復交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莫斯科為了阻止日本的北進,就希望中國對他復交。我政府對此極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纔宣佈中俄復交。(註一)此後的事實,可以證明下列四點: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這五年中間,中俄關係沒有任何進展,而蘇俄反而力謀其與日本接近,最顯明的就是他出賣我們中東路予偽滿洲國,侵犯我中華民園在東北的主權。(註二)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後,中俄兩國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註三)並訂立了易貨協定。事實上蘇俄對我國輸出的貨物,所索取的條件至為苛刻,而他對我國輸入的武器都沒有預備零件,且不能適時應用,並於民國三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第199

 (三)三十年四月,蘇俄與日本訂立中立協定,(註四)鼓勵日本的侵略,同時違反「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和「中俄互不侵犯協定」,事實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經喪失其根據。
 (四)中俄復交之後,蘇俄派駐中國的使館和領事館,以及其貿易機構,就是他部署其間諜組織,和指揮中共匪徒,顛覆我國家的機關。西北的國際交通路線,為莫斯科與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蘇俄領事館不僅成為中共對日軍特務機關的聯絡處,並且代表莫斯科給予汪偽組織以鼓勵和支持。蘇俄駐迪化的領事館更是製造新疆一切事變和糾紛的指揮臺。(註五)
 由此可見我們對俄復交,對於我們抗戰,不獨無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償失。而抗戰前後十四年的經歷,可以說明當時一般人以為「只有聯俄纔能抗日」的見解,完全是一種幻覺,也說明了我政府為了抗日而對俄復交,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九節,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八節,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乙)收編共軍
 民國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對俄復交,到了二十三年剿匪勝利之後,亦即著手於中共問題的政治解決。(註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更進而收編共軍。(註二)這一政策固然是我們受了日本軍〔
第200〕閥侵華戰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們誤認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勝過一切」的自信太過,而予以接受。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戰的時機,反得襲擊我抗日部隊,擴張其武裝暴力,到了我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他更傳播失敗主義,企圖與日軍夾擊我後方,而顛覆我政府。(註三)
 這一事實,說明了我們收編共軍,並容許共黨與其他政黨以同等地位來參加抗戰,對於我們抗戰,是無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證明,九一八以後,一般人所謂「抗日不反共」的論調,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衛「人民陣線」虛偽宣傳的流毒。而我政府對共黨談判和對共軍收編,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根本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九六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頁。
        (丙)對東北問題的處置
 二十一年,我們對俄復交,可以說是引致蘇俄進入太平洋的導火線。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間,蘇俄對東北問題既顯然違約背信,我們亦決定了停止接收東北的計畫,最後又復動搖,仍然與他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註)更是我們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東北土地是我中華民國的領土,人民是我中華民國的國民,資源是我們國家建設所不可缺乏的條件〔
第201〕。我們收復東北的主權這一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但是東北的安危,換句話說,就是東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個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當時中國既不能單獨解決,也非直接對俄談判所能解決,則我們應該採取停止接收的決策,一面將我們的部隊集中平津,堅守榆關而以錦州為前進據點;一面將東北問題提出聯合國公斷,同時公諸世界輿論,課蘇俄以應負之責任。如此則我政府在關內有充分的實力,戡定中共的叛亂,控制華北的全局,而以東北問題提出國際交涉,暴露蘇俄獨佔東北的狂暴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畫。
 然而我們決策之後,卻受了國內和國際各種牽制,不能堅持到底,而又轉向蘇俄直接談判,同時更將我們國軍精銳的主力調赴東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調度自如,爭取主動;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
 (註)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丁)對停戰協定的方針
 三十五年一月,停戰協定簽訂了,而政治協商會議也開會了。這中間,中美雙方堅持一個正確的方針,就是東北問題不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而「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不受停戰協定的影響」。(註一)我們的立場是這樣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東北是為了恢復中國在東北領土的主權,而莫斯科也承認東北沒有共軍,因此不應受停戰協定的影響。
第202

 二、我政府為了接收東北主權而對蘇俄交涉,乃是根據中俄條約及其附件。這是國際外交問題而不是國內政治問題,因此不應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
 但是,蘇俄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與其外衛之民主同盟,要把東北接收主權問題轉變為國共問題,而進行軍事調處,而且主張其由「美蘇調停」;同時要把東北的國際問題轉變為國內政治問題,而進行政治協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認中共在東北的非法行動和非法的事實。所以中共為了蘇俄對東北問題的陰謀策略,乃在熱察冀魯各地以及蘇北,發動其全面攻擊,(註二)致令三人小組不得不繼續與其商談東北的軍事調處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終拒絕政治協商會議或其綜合小組討論這個東北問題。
 所以當時中共對政府的爭執,實際的焦點乃是東北問題。政府認為接收東北,已非中俄兩國雙方所能解決,更不能作為國內政治問題,而中共硬要將其轉變為國內政治問題。中共利用關內的武裝叛亂來迫使政府對東北問題的讓步,而政府也只有決心阻止他這一企圖的實現。當時政府如其對外關係不太過顧慮,以致處處陷於被動,而能積極的集中力量,執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戰協定,對於共軍違背協定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制裁,雖發展為全面戰爭,亦所不顧,那還是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至於東北主
權接收問題,我政府本已決心如前節所述,提交聯合國解決,而不使其與關內的軍事問題,互相牽制。不幸我們的決心不夠,而對於這一個最重大的東北問題,在當初的決策,又因對外的國際關係而中途動搖,不能貫徹到底,遂使我們遭受這種軍事上無可挽回的失敗。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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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頁。

第五節 共匪在中國反共鬥爭中所以致勝最重要的一個魔術

——反戰運動與暴力決戰

 共黨與我們三十年鬥爭中所施展的各種政治戰術,我將在補編中,另行敘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戰中所使用的最後的一著,就是他一面以反戰的口號阻止敵人的攻擊,而一面準備其武裝以展開他自己的攻勢,實行準備決戰。分別說明於左:
     (甲)失敗主義和反戰運動的施展
 列寧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已提出「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他說:「政府軍隊的失敗,可以削弱政府,並使反抗統治階級的內戰較為容易。」(註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軍事失敗主義,乃擊敗了其臨時政府,而建立他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年各國共黨參加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件,其第四條規定各國共黨必須「在其本國軍隊中,堅決而有系統的進行其宣傳與煽動,並在其每一軍事機構中,組成共產黨團」。於是施展失敗主義,乃成為各國共黨的重要政治戰術。中共在我們國內所施展的失敗主義,最顯明的事例如下:
 一、中共施展這失敗主義來製造變亂,最早是民國十五年一月至二月之間,季山嘉與中共宣傳北伐必敗的謬論,隨即演成中山艦事變。(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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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國三十三年,日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粵漢路,深入我西南的後方。中共此時一方面宣傳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已經失敗,必將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圖乘機突破我國民革命軍的封鎖,向西北打通他與蘇俄的交通路線,並從我大後方與日軍來夾擊國民政府。(註三)
 三、抗戰結束以後,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一面與我國民政府進行和平商談,同時對我國民革命軍到處肆行襲擊;而一面在我國民革命軍的後方,散佈失敗主義和製造厭戰心理,使一般社會中間乃至政府堶情A流行一種論調,以為戡亂軍事沒有勝利的可能,只有和談纔是一條出路。(註四)
 民國十五年,我們制止了中山艦的變亂,誓師北伐,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我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奮戰到底,卒能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都沒有被他失敗主義的戰術所擊敗。但是到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敗主義的反戰運動,竟瓦解了我們的士氣,顛覆了我們的政府,其影響所及,徐蚌戰役以後,除了登步島之戰與金門之戰以外,幾乎沒有堅強的戰鬥,而大陸各省就相繼淪入了俄共的鐵幕。
 當時中共匪黨及其外衛團體,最顯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中,都保持著他的陣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跡。但是他的這些外衛組織變相的滲透工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態深入於政府內部與民意機關,以及社會各界之中,甚至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宗教團體,和秘密結社的哥老會之流,而且曾對共黨鬥爭、對匪軍作戰的軍人,還有一些以奔走國共之間為其政治資本的政客,都被他滲透包圍,而直接或間接的全為共匪所操縱利用。一般人以為落伍的軍閥官僚、投機的商人掮客,總不會是共黨〔
第205〕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黨要想顛覆國家、擾亂社會的時候,對於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後的廢物,更是無孔不入的來利用他們,為共匪明目張膽,奔走呼號,以其所謂反征兵、反徵糧、反動員、反內戰等口號,動搖社會的基礎,瓦解士氣和民心。我們政府雖明知其為匪作倀,但在民主法治制度的拘束之中,和共匪及其外衛之「自由」與「人權」的煙幕之下,只有聽任一般宗教團體、秘密社會、三教九流、黑團體、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機商人,受其煽誘和操縱,而成為共匪反對政府的後備軍。這亦就是如本編第三章中所引述的列寧所謂對其敵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為最古老的、最陳腐的,以及似
乎沒有希望的東西,都要攪他起來」,供他利用,以達到他作戰的目的。就是這樣,他利用一切中立主義和失敗主義,使其很迅速很廣泛的傳播社會堙A散佈於政府和軍隊之中,來挑撥離間,造謠生事,也就是這樣在社會與政府中間發生了矛盾和離心的作用。於是我國民政府正在必須動員的時候,無法實施動員;而我國軍正在最後決戰的關頭,亦不能集中力量與共匪作最後的決戰,而遭受這樣悲慘的挫敗。
        (乙)暴力決戰的準備
 無論是蘇俄對自由世界,乃至一個自由國家的共黨對其政府,不僅準備暴力,並且準備著隨時使用暴力。所以蘇俄集團的內部,固然是經常在動員狀態之中,就是一個自由國家的共黨,也是經常在動員狀態之中的。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說:「直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最後勝敗決定以前,恐怖戰爭的狀態必將繼續下去。」(註五)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中國與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經歷,指出了一個事實,共匪真是使用暴力來作戰的時候,他勝〔
第206〕敗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們的手上,而並不是完全取決於他的。唯有我們在共匪的戰爭威脅之下,自陷於動搖與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談,而以為從此可以獲致和平,這纔是百分之百的失敗。這個
事例,在我國最明顯的確證就是:
 一、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共黨發展至八個遊擊區,蔓延至七個以上的省區,擁有武裝部隊號稱五十萬人。而我們國民政府對他五次圍剿的結果,最後終能得到了全面的勝利。(註六)
 二、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戰軍事初告結束,當時匪軍非法盤踞的地區不過七十縣,即在受降時期,他一時發展,也不過二百縣。如果共匪以暴力對我國民革命軍作戰,他的結果必定是與民國二十三年時在贛南一樣的命運,被我國軍消滅,毫無疑問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對我們國家的顛覆工作,最後雖然施用其武裝暴力來決戰,但是他制勝的因素,並不是在於軍事,乃是共黨最後決戰的規律,就是他對於「從量變到質變」和「從漸變到突變」的辯證法之運用。他在全面叛亂期間,其軍事上所發生的效用最
多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而其國際宣傳與情報活動的力量之大,實在要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餘百分之三十;就是他在我們國內所運用的統一戰線與中立戰術,以及散佈失敗主義的宣傳。而他全面叛亂之所以能夠這樣迅速的發展,使國民政府失卻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運用其接觸、滲透、宣傳、情報、組織等詐術,復以其假和平的「反內戰」口號為掩護,而來準備其最後的武裝暴刀。故其真正的軍事武力戰爭,不過為其決戰階段最後使用的武器之一種而已。(註七)
 (註一)列寧全集第八冊一四九頁。

 第207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註五)列寧「新經濟政策」,選集第九冊二四二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四節,第九四八至九五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有關和談與調處各節。

第六節 我們在反共鬥爭挫敗中,建立

   了反攻復國最後勝利的基礎

 以上各點是我們過去反共鬥爭中,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以及共匪所以致勝的魔術,我們今日重加反省,乃是為今後反共抗俄戰爭,提供革命的教訓。然而我們在此可以指出的,就是在我們與俄共相處的時期,我們政府和我自己盡管在反共抗俄戰爭中,曾經有各種缺點和錯誤,但是我們在反共鬥爭的基本政策上,乃是有其堅定的立場和強固的決心。所以我們在這三十年之中,關於立國的幾個原則,始終一貫的沒有動搖,亦沒有受到他俄共的損傷,而且已在這長期間迂回曲折的過程中,建立了最後反攻復國,克敵制勝的基礎。
 第一、在俄共對我們三度「和平共存」的過程中,俄共的侵華工具中共黨徒,自知其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國家的需要與國民的要求,其先後一貫的陰謀,是假借我們國民革命的名義,來發展其階級鬥爭,篡竊我中國六十年來革命歷史所建立的中國國民黨的名義,隱蔽其蘇俄傀儡政權,企圖其把我們的〔
第208〕三民主義,脫胎換骨,來實行其共產主義,對我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偷天換日,來建立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組織,最後乃轉變我們獨立自由的國家為蘇俄帝國的附庸。但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始終堅持三民主義救國建國的最高指導方針,保衛了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嚴守國民革命為中國求獨立爭自由的立場,雖屢次為國際共產黨所不斷的圍攻和襲擊,並被中共匪徒長期的滲透和傾陷,而終竟突破其重重陰謀,不為其任何政治攻勢與和平詐術所動搖,且使他不能不提出其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的名義,來證明他自己是蘇俄共產帝國附庸之一員,以暴露其出賣中華民國的漢奸偽組織的滔天罪惡。
 第二、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雖在最後階段中,招致了大陸上悲慘的挫折,但是我政府始終拒絕蘇俄的調停,決計不在其所謂調停之下,而與其侵略工具的中共簽一個字。而且再三拒絕其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亦決不在其各種威迫利誘之下,來換取一時的苟安。如此堅持到底,以維護我國家的人格,與民族的尊嚴。因此我們保持了民族獨立自由的精神,繼續為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來奮鬥。

 第三、 國父手訂建國大綱,確定三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其民權主義建設的程序,就是革命戰事結束,統一告成之後,首先普遍推行全國地方自治,然後由各縣市各地區選民所選出的代表,舉行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因此,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之後,我們國民政府即依此一程序進行政治建設。後來國民大會雖因抗日戰爭發生而暫告延期,而政府當時仍對全國人民宣布其預定抗日勝利之日,就是憲政實施之時的約言。但在抗戰結束之後,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全力阻撓國民大會的舉〔第209〕行,惟恐民主憲政的實施。其目的即在組織聯合政府,並在其共黨操縱之下,轉變為「民主專政」的「人民政府」。但是國民政府仍然依照建國大綱中所確定的建國方針,堅決執行,自然不顧共黨反對國民大會的陰謀,亦不受共黨武裝叛亂的威脅,而毅然決然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實行普選,成立民選政府,以貫徹 國父實施民主憲政的國民革命之宗旨,至今我們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及其在臺灣所實施的地方自治,恰與大陸上共匪所謂「民主專政」的極權暴政,成為鮮明的對照,而我們反共抗暴必勝,和復國建國必成的基礎,也就在這堻定了。
 第四、我們在民國三十七年冬,剿匪戡亂戰爭逆轉之時,遭受到內外夾擊,四面包圍,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環境之中,乃決定寧可放棄整個大陸,而不能不保持臺灣一片乾淨土,以為反攻復國的最後根據地的國策。至今七年,我們仍在自己國土之上,屹立不搖,集結海內外愛國同胞,共同一致,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為太平洋的集體安全與復國建國事業,始終不渝的來進行反共抗俄戰爭,使俄共所預定的如期滅絕我中華民國,達成其統治大陸,獨霸歐亞之野心,為之徹底粉碎。
 第五、我們在反共鬥爭中,以誠制偽,以拙制巧,雖曾遭受其重大犧牲,但我們並不因之氣餒,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惡,公義自能戰勝強權。因為我們與俄共三十年的經歷中,凡是他們背約失信,甚至違反了盟約,毀棄了協定,而強佔我國土,傷害我主權,扶植其傀儡,顛覆我政府的時候,我們對他們始終是遵守條約,履行義務,不願違反在協定中任何一個條款。就是到了最後我們在聯合國控訴蘇俄違約的事證,以及聲明廢除中俄協定時,亦是依據法理,來採取行動的。所以我們與俄共在三十年〔
第210〕之中,一切行動程序,都是以法律與道義為根據,無論任何處所,絕不給他可以指摘我們為不合法或違約的行為,來作他侵略我們中國的口實。這是我們在法理與道義上的精神力量,自信其最後必能制勝強權的侵略,乃是絕無疑義的。
 第六、我們對俄共曾經三度和平共存,而始終不屑採取中立主義。最顯明的事實,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共黨的外衛團體,以中立的姿態,發起抗日聯俄運動,企圖迫使我政府跟隨?莫斯科的路線來前進。當時我政府決心排斥他這個壓力,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促成國際的合作,為國家生存與世界和平來抗日作戰。到了三十五年抗戰結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絕史達林的建議,排斥其中立戰術,保持國際正義,維護國家獨立與自由的立場。這就是我們國民革命一貫的精神。
 第七、我們始終認定中國的自由平等,乃是亞洲民族自由平等的先驅,並且是世界永久和平的關鍵。所以我們過去對日抗戰與今日反共抗俄,都是為了國家的自由平等,也都是為了亞洲和世界的正義與和平。我們從來不回避自己的責任,不對任何其他國家轉嫁其戰爭的災禍。我們本於中國「盡其在我」的古訓,寧可首先當強權侵略之衝,不惜任何犧牲,堅決奮鬥到底。儘管蘇俄及其國際第五縱隊,對我們盟友之間,極盡其狡獪陰險挑撥離間之能事,儘管國際輿論對我們的不諒解,而客觀的事實可以說明
,我們無論在何種艱苦的環境與國際逆流中,始終站在民主陣營的前哨,為反抗侵略強權,維護國際正義的一個忠實的鬥士。
 這就是我們反共抗俄的立場和信心,足以保證民族獨立與自由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211

 至於當時內政上的財政、軍事、經濟、工商、教育、司法、社會等各方面很多缺點,自然也是反共鬥爭失敗的因素,但是這些都不是失敗的主因。如果我們在反共組織和技術上沒有重大缺點,在政策和戰略上沒有什麼錯誤,尤其反共鬥爭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動搖,那我們這些行政上的缺點,還是隨時可以改正補充,根本上並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長期戰爭之後,政治社會上發生各種缺點,不僅是我國如此,即在其他任何國家,亦恐不能避免。所以我們認為當時行政上的缺點,並不是反共鬥爭上的致命傷。但是我們今日在各種行政技術上應該改進的事項,在我們的組織與宣傳上應該研究和發展的問題,以及在我們思想與精神上尤其是心理上應該改造的處所,實在還是大多了。特別是對匪的認識與警覺上,應該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而對於國民革命的時代精神,就是三民主義的建國精神,更應加以恢復重建,使之強固不拔。惟有如此,國民革命反共抗俄的戰爭,方能恢復戰力,再造河山,消滅國際共產主義,而獲得徹底的成功。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戰爭中

    的幾個基本觀念問題

第一節 戰爭目標與戰爭型態

 我們首先檢討侵略者與反侵略者的戰爭目標。克勞塞維茨以為戰爭規模及其努力的大小,乃決定於戰爭的目標,即戰爭之政治目的。克氏以為在戰爭的相互作用來說,雙方所用的力量,作戰的規模,以〔第212〕及其所追求的戰果,應該是猛烈無比的競爭,沒有限界的。但在現實戰爭中,由於政治目的之不同,而戰爭亦即有各種範圍和程度。有些戰爭不過是對敵人的威脅或示威,而促使其談判。有些戰爭不過是要佔領敵人的一部分領土,而迫使其接受某種條件。這種戰爭,都是有限戰爭。反之,如果戰爭具有強大的政治目的,例如佔領敵人全部領土,或迫使敵人無條件投降,則其戰爭即可呈現絕對戰爭或無限戰爭的狀態。(註)
 就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軸心國作戰的政治目的,在瓜分世界,而其戰爭即為絕對性的無限戰爭。同盟國的戰爭目標,是要求軸心國「無條件投降」,而其戰爭亦為一種無限戰爭。
 但在同盟國之中,民主國家與蘇俄雖並肩作戰,而其戰爭目標,卻各有不同。當時盟軍最高統帥美國故羅斯福總統所抱的戰爭目標,乃是一個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而聯合國組織及其憲章,就是他實現這一理想的具體方案,我中華民國政府竭力贊助這個方案,而且是聯合國組織草案的起草國之一,也是聯合國組織發起國之一。直至今日,我中華民國始終是基於正義的原則而為聯合國忠實的支持者。
 但是蘇俄的戰爭目標,卻是一個無限戰爭的現實性的計畫。他對西方,要分裂復國,併吞東歐;對東方要毀滅日本,來打開他東侵太平洋的窗戶,並且併吞中國,來實現其從北平經加爾各答,向歐洲迂回的野心。從德黑蘭會議到雅爾達會議,都是他為了戰後的世界戰略而奮鬥的外交戰場。不料在這外交戰場上,同盟國的戰後理想方案,乃為蘇俄的戰後擴張侵略計畫所擊敗。
 一九四五年四月和八月,德國與日本皆無條件的相繼投降,一般同盟國皆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勝〔
第213〕利了,民主國家的無限戰爭也就結束了。但是,同盟國的勝利,祇是軍事的勝利,而同盟國的戰爭目標,卻被蘇俄雅爾達密約所毀滅,致使這一軍事的勝利,同時就是政治的失敗。而第二次大戰也就沒有真
正結束。民主國家的原子武器雖然提早了日本的投降,卻沒有挽救其政治的失敗,更不能阻止蘇俄的侵略野心。於是蘇俄在大戰中所製造的逆流,到了戰後,乃就發展為其對自由世界的無限戰爭,而長期的延續下去。
 納粹法西斯主義與布爾雪維克兩者同在第一次大戰末期以後發展,亦同為極權侵略主義,同為民主政治的仇敵。納粹主義者的戰爭思想就是對其國內組成極權政府,來對世界進行其總體戰。他對敵國施展其閃擊戰以前,亦要先用神經戰使其敵人陷入心理矛盾,政策動搖的狀態。他就敵國進行其武力戰之時,更要指使其第五縱隊,製造其奎士林式的傀儡政權,且大肆宣傳其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對歐洲是這樣做,近衛和東條對亞洲也是這樣做。他們這一戰法是與俄共相同的。但是俄共
與納粹主義政治作戰的戰術,卻有其大不相同的處所。第一、納粹主義採取民族鬥爭的方式,反之,俄共採取階級鬥爭的方式。納粹主義的民族優越感,表現為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壓制與征服;反之,俄共的大斯拉夫主義,則標榜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於是俄共乃以控制世界各國共產黨為工具,來統治整個世界。第二、納粹主義直接攻擊民主政治,而煽動民主國家之內的反民主的運動,來破壞民主國家的組織。反之,俄共則在民主國家之內,利用「民主與自由」,使民主政治陷於混亂與癱瘓的狀態。第三、納粹主義使用其本國軍隊直接作戰,侵入敵國。反之,俄共並不使用其本國軍隊直接作戰,而指〔
第214〕使其第五縱隊,煽動敵國內部的階級戰爭,或挑起民主集團內的利害衝突,相互鬥爭,特別煽動其東方民族對西方舊殖民地主義的民族戰爭,使其替俄共間接作戰。俄共的侵略戰爭有了這三個特點,所以民主集團如以其對抗軸心國坐待錯誤的心理來對抗共產集團自鑄錯誤,那必將招致不能自拔的錯誤。
 過去軸心國的侵略無止境,今日俄共的侵略更是無止境的。但是過去軸心國以其軍隊直接作戰,而侵犯民主國家所不能放棄的盟邦,或襲擊民主國家的領土,民主國家乃起而應戰。於是希特勒終於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而招致最後的失敗。今日俄共決不願重蹈納粹主義的覆轍。他並不使用其本國軍隊直接侵入敵國或其敵國的任何盟邦,而採用其迂回戰略與間接作戰,就是一面利用其政治戰術與和平攻勢來麻醉其敵國,而一面又利用中立主義,來瓦解自由世界反侵略的盟約,同時指使其第五縱隊即各國共產黨,在中立主義國家及其敵國和他的與國之內,製造其「和平轉變」。所以俄共決不像納粹那樣,先使用其本國軍隊,直接襲擊其敵國或任何民主國家的領土,而是施展其和平攻勢與中立戰術,從其外部來孤立他,從其內部來癱瘓他,到了最後俄共使用其本國軍隊,對民主國家實行奇襲之時,這個國家已經在政治與心理戰場上完全失敗,而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或某一種武器所能挽回的了。所以民主集團等待俄共的軍事襲擊,再施行報復,是與其等待共產集團的內部自動崩潰,來求取和平,一樣不能阻止俄共的侵略,保障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所以我在本章中,要對共產集團無限戰爭的特點,以及民主集團應該採取的對策,加以研討。
 (註)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九至九六頁。
 
第215

第二節 共產集團的戰爭目標與民

    主集團對蘇俄政策的對照

 蘇俄對自由世界的侵略行為,目的是什麼呢?他的戰爭思想和政治目的,將在下一編中詳加研討。
 茲先就其侵略的行為和目的,略予分析如下:
 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實施其全民武裝和長期動員;
 二、以共產主義,建立其集體經濟和奴役社會,摧毀一切資本主義;
 三、以國際性階級鬥爭,摧毀世界各國民族主義和民族文化;
 四、以唯物主義,消滅人性與一切宗教信仰,箝制學術與信仰的自由;
 五、以共產帝國的蘇維埃制度,為政治組織的典型,毀滅其他一切國家的組織,而統治整個世界。
 俄共為達到他這狂妄無比的征服世界的目的,採取了無限戰爭的絕對型態。他對自由世界的戰爭,沒有時間的限期,亦沒有空間的限界;他可從一個戰場轉移到另一戰場,從一個方式轉換為另一方式;向敵人的內部展開其滲透、宣傳、組織、政治謀略、顛覆工作,乃至武裝暴動,而與其對敵人的正面所施行的經濟、外交、文化、政治、心理的攻擊,協調呼應;他每一行動都是為了配合其最後軍事決戰,他每一進展,都是從其最後決戰的影響上估計其價值;如此繼續不斷無限度的向其最後決戰的目標推進
,不達其終極而不止。
 今日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的鬥爭,乃是人性與獸性,光明與黑暗,真理與魔術之鬥爭;而不是為了〔
第216〕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賭存亡,決生死。如果共產國際與共產主義一日不能消滅,則世界人類不僅無和平安全可言,而且人人的生命與生活永陷於黑暗地獄,萬劫不復,亦就無人生之可言了。由此可見,民主集
團對於世界人類所負的任務之重大,是史無前例的,但其對蘇俄集團所持的目標,卻與其所負的任務完全不能相稱。民主集團所負的使命是什麼呢?
 一、消弭侵略世界戰爭的威脅,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
 二、保持全人類生活方式的自由,及其經濟社會的和平發展。
 三、保障世界各國的獨立,及其民族文化的交流。
 四、維護學術思想與宗教信仰的自由。
 五、解放共產鐵幕,消滅共產主義征服世界的禍根,使國際社會成為國家自由、民族平等的世界。
 但是民主集團今日反侵略鬥爭的目標和計畫卻是有限的。就是只要求其能維護現狀,求得苟安而已。由於其所採取的現狀政策與苟安心理,所以他有時雖能爭取局部的主動,但終久是仍陷於被動的地位,他雖亦可以局部的阻止共產集團的軍事進展,卻不能防制其政治顛覆和經濟的侵略。以下各節,將對民主集團所持的幾個觀念,及其所面對的幾個問題,加以商榷。

第三節 新殖民地主義與舊殖

    民地主義之爭的結果

 前節說到俄共對自由世界作戰的最後目標,是摧毀資本主義,破壞民族主義,消滅民主主義,箝制〔第217〕人類自由。但在其無限戰爭進行的過程中,他對於東方民族主義,仍然盡力利用,作為其政治作戰的重要資本。俄共說道:
 「在世界各地飛揚的無數火花之中,我們不知那一火花將要燃起大火。我們必須努力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為最古老的,最陳腐的,以及似乎沒有希望的東西,都要攪他起來。」
「我們不應該放過敵人政策之中,可以浸穿石頭的任何一滴水。」(註)
 歐洲帝國主義者的舊殖民地主義,在東方所激起的民族主義,今日是在繼長增高之中,而其所擁有的繁殖人口,又是俄共所認為「強大的後備軍」。那我們就不難想像俄共要怎樣來利用他,作為他打擊這舊殖民地主義的主要武器了。
 三十年來,俄共侵略世界計畫以我們中國為其第一目標,但是舊殖民地主義者對此並無警覺。他們並不知道我們中國大陸上的侵略烽火,必然延燃中東,而俄共在中東燃起的火燄,就會直接燒燬到他舊殖民地主義的策源地。為什麼他們對此沒有警覺呢?在俄共的心目中,就是舊殖民地主義有幾個傳統觀念,很可供他新殖民地主義者利用,作為他對東方施展其政治戰術的憑藉和助力。
 一、殖民地再分配的觀念 俄共認為西方國家最陳腐的一個觀念,就是把他蘇俄的世界革命(新殖民地主義),當做舊殖民地主義同一性質和同一範圍的東西來看待。西方國家以為他如沒有方法來阻止蘇俄的東侵,也就無妨與他求得諒解,來把東方國家的土地和資源,重新分配。他們以為這一「割肉餵狼」的政策,即令其不能滿足蘇俄的慾望,亦可緩和蘇俄南進中東以及其西進歐洲,而使西方得到一時〔
第218〕的苟安。但是俄共新殖民地的政策,決非如此。須知今日俄共不是要分割亞非兩洲的西方殖民地,而是要獨佔整個亞洲和非洲,以及其歐洲的全部的面積。
 二、現實主義 俄共認為舊殖民地主義者的「現實主義」,亦是助長其擴張侵略的現實武器。因為現實主義,其最顯明的表現,就是背棄國際正義,而承認既成事實。蘇俄的侵略無止境,則其所承認的既成事實亦無止境。
 於是由於這現實主義,就產生了姑息主義。當蘇俄指使中共侵略我們中國之時,舊殖民地主義者以為姑息蘇俄,可以延緩新殖民地主義的進展,至少亦可以避免大戰的爆發。到了蘇俄已通過其傀儡工具而侵佔我中國大陸之後,他們又對中共,存「狄托主義」的幻想,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不要迫使中共倒向蘇俄的懷抱」。於是他們對中共的政策就只有姑息主義。但是今日的事實,不僅說明了中共並沒有脫離蘇俄的可能,就是南斯拉夫的狄托,至今還是不能脫離共產集團的範疇,姑息主義到底發生了什麼作用呢?
 三、均勢政策 但是現實主義不限於消極的維持現狀,而亦有其積極的政策。而他的積極政策,就是均勢政策。不過這個均勢政策,在俄共看來,乃是十九世紀的歷史遺跡,至少亦是第二次大戰以前的陳腐東西。並且他認為這個政策,正可配合其擴張侵略的計畫,協助其提早的成功,故加以積極的利用。試觀今日歐亞大陸上,蘇俄漸次取得絕對的優勢,西方國家對歐洲大陸,固然沒有維持均勢之可言,即美國對於歐亞大陸,亦無採用均勢政策的餘地。在這一形勢之下而談均勢政策,那只有西歐國家幻想〔
第219〕美國與蘇俄永保其均衡狀態,來圖一時的苟安。殊不知美國與蘇俄之間的實力對比,是在不斷變化之中,西歐各國如不能堅決的站在反侵略陣線的一邊,而欲在美蘇之間,實施其均勢政策,其影響之所及,不僅給予中立主義以極大的鼓勵,而且更給予蘇俄以施逞其中立戰術的良機。中立主義的發展,其最顯著的結果,就是亞洲有一些非共國家,相率走進中立主義的道路,使蘇俄得以把握東方民族主義與歐洲舊殖民地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伸張其政治侵略。這豈不是西歐國家間接幫助蘇俄,增高其在亞洲的優勢,來驅逐西方各國於亞洲之外麼?
 四、歐洲第一主義 在俄共的心目之中,西方國家的歐洲第一主義,正是他們列寧迂迴政策指導正確的明證。故西方這個歐洲第一主義,在無形之中,給予蘇俄提早完成其亞洲第一主義的機會。今日蘇俄的迂迴路線,方從遠東轉入中東,幾乎是他俄共走進歐洲門戶的最後一步了。以上這些事實,證明了蘇俄新殖民地主義的侵略計畫,所以能夠步步進展的主因,乃在其對方的思想與政策所犯的錯誤。

 (註)萊迪斯「政治局的作戰典範」,十一頁引用。

第四節 東方民族主義徬徨歧路

——共產集團與西方集團對東方民族政策的區別

 今日東方的民族主義,亦走到紛歧的十字路口。蘇俄集團對西方民主集團的鬥爭愈為緊迫,這個路口愈沒有他們停留的餘地,而他們所處的地位,也就愈是艱險。他們對於這東西兩個集團,有沒有選擇的自由,那就要看西方國家的政策,和他們領導的方法如何來決定了。

 第220

        (甲)東方民族問題的癥結
 民族主義當然有其物質條件的存在,但是民族主義的力量,大過其物質條件的總和。民族主義乃是一種文化意識,其中包括著民族思想,也包括著民族感情。一個民族珍視他自己的歷史,愛護他自己的文化,維護他自己的尊嚴,恢復他自己國家的獨立,這就是民族主義的精神所在。所以西方國家對於東方民族,在經濟上給予以援助,從政治上要求其民主,這都是他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不顧他們的民族感情,或是傷害他們的民族尊嚴,那你雖然帶給他很誠摯的友誼,但仍不能促進他們的諒解和合作。
所以若干產業貧乏的東方國家或個人,就由於他要先求得國家獨立與民族平等的政治理想,情願過著他落後的經濟生活,而不肯接受西方國家經濟援助的好意。何況西方舊殖民地主義者,對於其原有經濟利益的特權,還要積極保持而不肯放棄,更引起他舊殖民地人民往昔被壓迫的餘痛。這就是今日西方舊殖民地主義對東方民族問題的癥結所在。
 這一個西方國家與東方民族矛盾的癥結所在,俄共是看得最透澈,所以他利用這個矛盾,亦最為徹底。因之,蘇俄對東方民族的政策,就與西方對東方民族的政策絕對相反。簡單說,蘇俄對東方民族完全是「投其所好」,亦就是他的糖衣政策。而且他這糖衣堶惟狴]的乃是最能引人興奮的「海洛英」。但是西方國家的作風,就與他完全不同。
 第一、西方人士以為亞洲人民生活的貧困,乃是共產主義的溫床,所以經濟援助乃是解決東方民族問題的主要方法。殊不知俄共的東方政策,是間接利用東方民族主義,而不是直接發展其共產主義,他〔
第221〕是利用他們的民族思想和感情,而不是完全利用他們生活和經濟的貧困。因之西方的經濟援助,並不能遏制東方共產主義的蔓延。尤其是美國要以經濟援助,來爭取那些自居於中立主義的國家,我們可以斷言,這種援助,無異於助長這受援國家的共黨勢力,使其反美運動更加猖獗。須知這對於物質的耗費之事尚小,而其對於打擊反共精神所加之影響甚大。因為中立主義國家唯藉其中立以勒索美國的援助,故其所得援助不僅是直接的鼓勵其親蘇的傾向,而且間接無形中增高其共黨在社會的地位。如果西方真是斷絕其援助,則他們是否即向蘇俄「一面倒」,而背棄西方?我以為他們這種投機為業的政客,必沒有如此膽量,亦不會有如此決心。因為中立主義者要憑藉蘇俄來敲詐西方,亦須依恃西方來見重蘇俄。我們可以斷定,美國停止其援助之日,亦即中立主義者不見棄於蘇俄,即將受蘇俄的凌逼,而傾向西方唯恐不及了。即使他投向蘇俄,亦不過使其共產集團中多一矛盾,而一時堥M不能增加其多大實力的。
 第二、西方國家要求亞洲國家的政治改革,希望他們走向民主主義,而不投入共產主義。這個政策方向,乃是正確而無可非議的。但是俄共的東方民族政策,就利用民主政治的改革,而使這一改革運動,就是其轉變為階級戰爭的關鍵。因之西方對東方民主政治改革的要求,乃適為俄共的「和平轉變」戰術,來舖平其道路。
 第三、東方人民的生活水準是較西方為低,但生活水準之低,並不等於文化水準之低。事實上西方國家以其生活水準較高,而有文化優越感,同時東方民族以其生活水準較低,而其文化亦感受西方文化的壓力。所以東方民族在進行其文化改革時期,常有兩種現象發生,其一是由於其固有舊文化的衰頹,〔
第222〕而喪失其民族的自信心;其二是其新文化尚未具體長成而又隨時遭受到共產思想之不斷襲擊,乃更陷於徬徨的境域。故其在文化改革的過程中,留下一段空隙,使共產主義以其民主與科學的面貌,獨立與自由的口號,而乘機滲透,潛滋發育,侵佔其民族文化的領域,也就是扼住了他民族精神的咽喉。這對於他民族前途的危險,要發生如何後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總之,共產主義在東方的發展,不是東方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落後」的自然趨勢,而是俄共為了利用東方民族主義與西方舊殖民地主義的矛盾,而有計畫的滲透煽動,及其製造而成的結果。
        (乙)俄共對民族主義的兩個政策

 西方人以為東方民族的文化,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而且東方人,就是我個人,亦一向認為共產主義決不能赤化中國的。然而蘇俄共產主義今日竟能在亞洲很快的發展,尤其是他在中國的赤化,為什麼會如此容易呢?如要解決這個答案,就要先研究蘇俄對鐵幕內和他對鐵幕外的民族政策及其方法,有什麼特殊的奧秘沒有?這個問題最好的說明是列寧一九一三年對民族主義的兩個答案:其一、對於一個民族,應否反抗其他民族的壓迫,他的答案為「絕對的是」;其二、對於一個民族,應否為了他的文化而求民族的發展,他的答案則為「絕對的否」。(註一)今日蘇俄就把這二種性質相反的答案,卻使用他的辯證法,給他巧妙地運用得十分成功。故其蘇俄今日對於鐵幕外舊殖民地的民族,應用這個第一答案的方法,就不去破壞其鐵幕外東方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亦不來直接發展其共產主義的文化。不僅如此,而且他們唯恐東方各民族覷破其共產侵略主義的本質,拆穿其援助民族獨立的幻術,所以他積極偽裝起來〔第223〕,極端的要隱蔽其共產主義的一切真相,使他們這些民族,都不覺得共產主義對他們有什麼危險或不利的地方。即使他們對當地的共產黨的破壞其經濟,摧殘其文化的行動有所不滿,但蘇俄並不承認是與他有什麼關係,這亦就是他今年所以要解散其共產國際情報局的一個最大原因。因之,蘇俄對於東方民族,只有利用其固有文化,來反抗西方舊殖民地主義,而決不表示其有任何輕侮的態度。同時他對於東方各國現有的經濟與生活,亦並沒有直接加以剝削,而且只是為其經濟與生活現狀大抱不平,來支持其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但是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一朝淪入其共產帝國鐵幕之內,那就是要實行其列寧的第二答案,非在其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即其所謂「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公式之下,完全變成為斯拉夫的奴隸不可了。(註二)
 至於今日共產鐵幕外的東方民族,其急迫的要求,第一是政治獨立,第二是經濟解放與生活自由,第三是他們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意識,潛在於其民族感情之中,而力求保衛其固有文化。第二次大戰之後,西方國家對於其東方的殖民地大部分的放棄,使其在政治上皆能成為獨立國家。當然這是舊殖民地主義者,對亞洲政策的重大進步。但是他們對於其舊殖民地的觀念仍在留著,亦就如前段所說的,他們對其舊殖民地在政治上雖承認其獨立,但在經濟上仍想保持其特權,在文化上更
於漠不關心之中,流露其西方文化的優越感。於是這個舊觀念,就成為他們對東方政策的障礙,因為有了這些障礙,所以使東方民族與西方國家的矛盾,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於是東方民族並不因其政治的獨立,而解除其往昔被壓迫被剝削的隱痛。

 第224

 因之,俄共的統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戰術,乃得以投其所好,乘機施逞,使東方民族的心目中,認為中立就是獨立,而又得到蘇俄的援助,與中共的支持,在「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地主義」的口號之下,放手對西方國家作堅強的鬥爭。而在鬥爭中,民族主義的感情,愈加激昂,更顧不到將來有什麼關進鐵幕的後果。我要在此提出一個蘇俄在中國事實的先例,當民國十三年夏秋之間,我們 國父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穩定期間,就有香港銀行的買辦陳廉伯,籌集大量武器和金錢,接濟廣州反動商團,企圖叛亂,來顛覆我們革命基地,蘇俄乃自動提議願以無代價的供給我們軍械。後來反動商團實行武裝叛亂時,蘇俄武器亦正在這個時候運到了廣州。第一批步槍八千枝,隨後第二批包括野砲六門,步槍三千枝以及其他機關槍手榴彈等,共計總數為三千噸,這是蘇俄與我們第一次和平共存時期在廣州所供給我們武器的總數。後來在二十六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蘇俄根據易貨協定,至三十年春季為止,供給我們大小各種飛機八百四十九架,還有其他高射砲,七六口徑野砲等少數武器,這是蘇俄在我們抗日戰役中以易貨的代價所接濟的東西。當然,這對於我們當時孤軍苦鬥,單獨抗戰的四年期間,是有其相當效力的。但是我們在這北伐和抗戰兩大戰役中,接受了蘇俄這些武器的援助,其結果究竟如何?實際的經歷告訴我們:蘇俄與我們中國在這兩次和平共存期間的援助,亦就是他的第五縱隊——中共對我們這北伐和抗戰的戰役中,進行其政治滲透和武裝顛覆陰謀的媒介。他對我們的滲透和顛覆工作,乃是與其對我們和平共存時期中的援助,同時開始。他決不讓我們從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中獲得獨立自由,他是要乘我們反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中,擴張他第五縱隊——中共的勢力,來顛覆我們的〔第225〕國家,奴役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中國在其和平共存中所得到的教訓。這一教訓,使我們對於今日蘇俄中共對中東和南亞的整個陰謀,看了格外寒心,我希望亞洲和中東的非共國家,對我這一段現實的經歷,乃能有所了解,而知所警惕。
 今日蘇俄對中東和南亞的非共國家,提出軍事和經濟援助,同時中共,在其俄帝指使之下,口口聲聲都是「和平共存五原則」,尤其是所謂「互尊主權」、「互不干涉內政」,更未曾暴露其共產侵略主義的猙獰面目。於是俄共新殖民地主義乃乘機向這橫亙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廣大地區,進行其政治經濟的滲透。而「和平」與「中立」的口號,乃構成這一道橋樑,竟使東方民族一方面纔脫離舊殖民地主義殘餘的勢力,而一方面又走到共產帝國鐵幕的邊緣,墮入其新殖民地主義的深淵,亦不知自悟了。
 以上的說明,乃是根據共產主義在我中國進展的過程,亦是我們在大陸上所親歷的教訓,並且體認俄共三十年來,在亞洲侵略行動的辯證規律中所得結論。恐怕西方國家和東方民族,到今天都還不甚了解這些歷史的事實吧?
    (丙)東方民族的敵人是誰? ——西方國家

            與東方民族如何協力互助來抵抗其共同敵人。
 今日俄共的迂迴戰略,把他的侵略的鋒鋩,從中國大陸轉到南亞和中東。這一廣大地區的非共國家,成為冷戰的對象,而共產集團乃是這一冷戰的主體。共產集團進行冷戰的目的,就是要轉移中東民族主義到共產集團的那一邊,改變侵略者與反侵略者雙方實力的對比,並且改變其亞洲和中東戰場的戰略〔
第226〕形勢。
 大家知道蘇俄乃是西方國家在亞洲和中東的敵人,因為他利用東方民族主義來打擊西方國家。但在實際上,蘇俄亦是東方民族的真正敵人,因為他要驅逐西方勢力於中東之外,纔能對東方民族施行其「和平轉變」的政治戰術,和各個擊破的軍事戰術,來完成其在亞非新殖民地的鐵幕奴役政策。這就是說,西方國家與東方民族的共同敵人乃是蘇俄。但是他們雙方卻在這個共同敵人的「和平共存」與中立戰術的安排之下,互相鬥爭。這亦就是今日中東危機之所在,而實為自由世界反共戰爭中,所應首先解決
的根本問題。
 因此我們認為西方國家對於東方民族,乃有重新研究其整個亞洲政策的必要。
 如前所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共產鐵幕以外的東方民族,已經多數得到他政治獨立,現在不過要求其經濟的解放和主權完整。而在共產鐵幕以內的東方民族,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歸還其統一的祖國,解放其被奴役的生活。這鐵幕外的民族主義運動,與鐵幕內的反共革命運動,實為自由世界中反共產反侵略的最大潛力,而且這也正是東方時代精神的焦點。西方國家今日如能協助東方民族主義,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共同一致,來抵制俄共新殖民地主義,則其為時尚未為晚。否則無論其為舊殖民地內被經濟剝削的民族,或是新殖民地內被極權奴役的人民,亦無論其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主義或自由社會主義,以及民族獨立主義,皆將在共產的世界革命及其階級專政之下,同歸於盡而已。西方的政治家倘能言念及此,自當寒心戒懼,積極奮勉,來袪除其過去殖民主義、自私主義的舊思想、舊〔
第227〕觀念,而代之以平等獨立,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互助合作,同仇敵愾的新精神,以期共同挽救此空前絕後,人類無窮的浩劫,重建永久和平的大同世界。這一切就要看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和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今後的反共決心及其實際行動如何而定了。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七冊,第一四六頁。陶斯特「蘇俄的政治權力」第五四至五五頁引用。
 (註二)蘇俄一九二五年所定的公式:「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麼?就是一個文化——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其目的在教育群眾以國際主義,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陶斯特「蘇俄的政治權力」第八七頁引用)

第五節 共產集團心目中的民主集團的戰爭思想

 俄共對自由世界進行其無限戰爭,而其勝利的希望,乃寄託於民主集團所犯的錯誤,已如前述。在俄共的心目之中,民主集團錯誤的根源,就是寄托於他西方舊式的現實戰爭和有限戰爭思想上。並且這一舊式現實戰爭和有限戰爭思想,又構成下列幾種錯誤觀念:
        (甲)在軍事上,唯武器論的思想
 軍隊的組織,戰爭的原則,都是社會政治的產物。戰爭勝敗的結果,多半是取決於社會經濟政治學術和心理的條件,不是單純取決於軍事,而軍事作戰的勝敗,亦不是單純取決於武器,這是俄共軍事教育的要則。因之他蘇俄及其國際共產黨,對於其敵國,必先滲透其社會,影響其輿論,動搖其國家政策,打擊其軍隊士氣,結果乃使其雖有精銳的武器,亦不能在戰場上發揮威力,爭取勝利。在俄共的心目〔
第228〕中,西方這唯武器論乃是唯軍事論的末流,決不適於對抗他俄共今日間接路線和迂回戰略的戰爭。
 所以俄共對於今日西方國家的軍備思想,尤其是對西方唯氫彈的戰略觀念,不僅為他所無畏,亦且為其所歡迎。因為一個戰爭如在社會政治的戰場上宣告失敗,即不是軍事作戰所能挽回,而軍事作戰亦不能完全倚恃單一武器(氫彈)來制勝敵人。所以俄共今日居於核子武器劣勢而未轉變為優勢以前,他就要以政治戰和心理戰來凍結其對方的核子武器,使西方雖握有威力最大的武器,而沒有使用的機會。這樣縱使西方國家核子武器的新發明,軍事技術的再進步,始終超過俄共,而俄共侵略主義的發展,亦
不會因此受到其任何的阻攔。因為西方國家發展更新的核子武器,來阻止其敵人使用核子武器,亦即是凍結其自己的核子武器而已。所以西方這唯氫彈的戰略觀念,乃是俄共凍結其對方核子武器,爭取時間,來轉變其劣勢為平衡的地位,他所求之不得的戰略觀念。
 
      (乙)在政治上裁軍談判與裁軍運動
 當第二次大戰初告結束之時,民主國家努力復員。史達林不僅申述其二十年至三十年沒有戰爭的意見,並且利用其與中英法各盟國所訂二十年或三十年和平友好的協定,(註一)來加速民主國家的復員工作,使其及早完成。而蘇俄則乘此時機,推行其膨脹政策,幾乎是從心所欲。但是到了他發動侵韓戰爭的時期,民主國家不得不宣佈緊急狀態,並加強其軍備競爭。於是蘇俄乃在韓戰結束之後,一方面在聯合國組織之內,進行其裁軍談判;一方面又在西方國家的內部,重新煽起其裁軍運動。
 一、先說明國際裁軍談判。我不擬在此討論西方與蘇俄雙方裁軍方案的細目,只是依據民國三十五〔
第229〕年間,中國政府與共黨談判整軍的經歷,來推論將來俄共對於裁軍談判所採用的鬥爭方式。
 (子)在談判裁軍問題時,共黨最後必另提政治問題為裁軍的先決條件。民國三十五年,中共與我們談判整軍時,他同時提出政治問題,就是要成立政治協商會議與改組國民政府,但是他最後又要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持有否決權。(註二)將來俄共對於國際裁軍會議,最後是否能不提政治先決條件?若其獲得了這政治條件之後,能否不再提類如其否決權等最後的要求呢?
 (丑)在談判軍隊數字時,共黨必使其對方減低其所保留的軍隊數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亦可減低他自己的數字。等到其對方實行縮編其軍隊的時候,他的軍隊並不縮編,且更加緊其軍事動員。民國三十五年,中共與我們所商定的第一期國軍從三百五十四師縮編為九十個師,共軍縮編為十八個師;第二期國軍再縮編為五十個師,共軍再縮編為十個師。我們政府就照這樣實行了。但是他不僅沒有縮編為他自己承諾的十八個師乃至十個師,反而加緊動員,盡量擴編。(註三)今日蘇俄主張美俄各縮編其軍隊為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我們可以預料,如果美國實際縮編到這個數字,而他俄共是否會實行縮編呢?並且還有歐亞兩洲的附庸軍隊隱蔽在鐵幕的後面,其結果如何,是不待多言而可知的。
 (寅)在談判撤兵時,共黨只求其對方從其所保持的陣地撤退。到了對方已實行撤退時,他卻提出一個政治條件,作為他拒絕撤退的口實。這個政治條件就是他撤兵之後,必須維持他佔據時期的政治權力。民國三十五年,中共與我們政府談判蘇北問題時,他答應從蘇北撤兵,但要求政府承認他在蘇北的行政組織。(註四)今日蘇俄所提的裁兵方案,要求美國從北大西洋公約國撤退其基地,他纔撤退其華沙公〔
第230〕約國的駐軍。我們可以預料,如果美國實行撤退其在歐洲的基地,則蘇俄亦可撤退其東歐駐軍,但是他必將保持東歐的共產鐵幕與附庸政權。這樣他就可一面撤軍,一面仍可隨時進兵和增兵。這種談判即令其達到協議,對於世界和平與安全,究竟是否有實際利益?還是更使其加速大戰的爆發呢?

 (卯)在談判國際觀察時,共黨必使國際觀察的組織,有共黨份子參加,可以供他利用來作宣傳,並刺探其對方的軍事部署。到了國際觀察團體要進入他的鐵幕時,他就要藉口政治問題來拒絕了。民國三十五年,軍事調處執行部派出的軍事調處小組,到我們國軍的陣地來執行任務時,都得到我們國軍的協助。但是那派到赤峰、張家口,以及東北和蘇北等地的小組,就被中共的匪軍拒絕或驅逐了。(註五)這共黨不僅是三十五年在中國如此,而其對於目前在韓國的停戰監察委員會的實際情形,恐亦不能例外吧!今日西方提出國際觀察以及天空開放計畫,亦復如此。我們可以預料,即令蘇俄完全接受這個計畫,到了實施的時候,俄共可以利用這個計畫來偵察西方的軍情,反之,共產鐵幕之內,決不容許其國際觀察團體執行其任務。
 總之,共黨的裁軍談判會議這一鬥爭方式的目的,在一方面是癱瘓其對方動員備戰的努力,改變其軍力的優勢為劣勢;另一方面是掩蔽他自己的擴軍備戰,並準備他第二步的軍事攻略,簡言之,這是他「和平共存」的政治戰術中之另一方式而已。
 二、再就西方國家內部的裁軍和反戰運動來加以說明。我以為西方國家唯氫彈的戰略觀念,尤其可供俄共利用,來推行其裁軍和反戰運動。於是他一方面渲染氫彈的毀滅性戰爭,是只有同歸於盡;而一〔
第231〕方面又使西方人士誤信只要核子武器的發展和進步,就可使蘇俄不敢冒核子武器戰爭的危險,亦即使其不敢向民主國家挑戰,因此世界也就沒有戰爭。再簡單一些說,他要使西方人士在無形中發生一種錯覺,以為沒有核子武器戰爭,就沒有一切戰爭。於是民主集團的內部,裁軍與避戰運動就會隨之而起。這兩個運動,如果發展下去,將使西方國家的軍事與政治乃至戰略與政策兩者之間,發生矛盾。在軍事上,增加火力與緊縮兵員,固然是合理的。但是軍事上的備戰工作與政治上的反戰心理,必不能長此並存,更無從協調一致。俄共乃利用西方這一軍事與政治的矛盾,來推行其和平攻勢與中立戰術。於是西方
國家在其內部的和平主義與亞洲非共國家的中立主義,互相呼應的情勢之下,對於俄共集團的間接作戰和直接挑釁,都不能保持其堅定的立場,採取適時的行動。因之一般非共國家,鑑於西方國家的現狀政策和反戰心理,更感覺其無可依恃,便不能不讓俄共牽?鼻子,來走上其「和平共存」之路。這更是核子武器在雙方平衡時期的「唯武器論」和「唯氫彈論」,為共產帝國來爭取其「和平共存」的時間,以達到其不戰而勝的指路碑。這在時間上,已是顯然有利於俄共集團的一方了。
     (丙) 在戰力上,火力重於人力的思想

 一、今日科學極度發達時代,本來在工業上,機器愈是進步,愈可節省其勞力。在軍隊中,武器愈是精良,愈可緊縮其兵員。在戰場上,火力愈為雄厚,愈可制壓其敵人。這一原則本是合理的。所以我認為民主集團今日準備機動的世界戰略部隊,擁有進步的核子武器與強大的火力,準備在未來對敵人的最後決戰中,予以制命的打擊,這一戰略亦是正確的。但是共產集團正因為西方國家注重人道主義,重〔第232〕視人的生命,所以只有使其火力來代替人力的不足,於是他乃更不惜以人力消耗其敵人的火力,而盡力利用其人海戰術。因為他是視人民為芻狗,為草芥,對於人的生命是毫無憐惜的;而且他今日控制著歐亞大陸這樣繁殖的人力,更可用以設計更多的方法來對付你的火力了。所以俄共認為西方這一火力重於人力的思想,決不能對抗他的人力與空間居於絕對優勢的無限戰爭思想。
 二、西方集團對於共產集團的空間與人力,不能居於優勢,乃只有氫彈威力為其惟一戰勝蘇俄的武器,而求其速戰速決。但共產集團對於民主集團,決不與之輕易決戰。我們中國古代有「守株待兔」的故事,兔既不來,株亦失其殺兔的效用。不但他在決戰之前,必須先改變他與敵人的均勢,而且他可永遠站在其附庸國家與舊殖民地的幕後,指使他們與西方國家為敵,而始終不來出面對你作軍事的挑戰,以達到他不戰而勝的目的。現在他在歐亞大陸的人力與空間上,既佔了絕對優勢,如西方集團與他作戰,僅依恃其強大火力,即令你佔有大量氫彈的優勢,亦不能發揮其充分的效果,解決這廣大無涯的戰場的戰局。因為在歐亞大陸這樣廣大無涯的空間上,畢竟火力不能處處代替人力,來達成其戰爭的任務。

 三、在韓國戰爭中,聯軍雖能以火海戰術打擊中共匪軍的人海戰術,但是今後俄共集團決不使這一段歷史重新上演。中共在韓戰中所以不能對抗聯軍的火力,是因為第一、中共侵入韓國,以客軍的地位作戰,其人海戰術受了後方交通的限制,不能發揮其絕對戰爭的效用。第二、中共在韓國作戰,當時沒有充分的火力,尤其是沒有強大的空軍,與其人力互相配合。這是他所以招致失敗的兩個基本原因。今後俄共對自由世界進行戰爭,必將以強大的火力來裝備其無限的人力。民主集團如能看清這一點,即須〔第233〕特別警覺俄共集團對亞洲大陸上如此繁殖的人口,他是如何狡獪和狠毒的設法加以利用。所以民主集團必須注意爭取這廣大人力來參加世界反侵略陣線的一方,不應拱手讓俄共及中共無限制的作為他侵略的工具。我想民主集團的軍事家,決不會忽視人口這樣繁殖的廣大地區,對於其政治、經濟、社會、人心,完全不計入其戰爭條件之中,而竟把戰爭看為軍事的單純行動罷!
 四、假定核子武器力量,已到雙方平衡時期,而其在戰爭之中,皆不敢使用氫彈,竟演成已往同樣的傳統戰爭,又或在氫彈戰爭發動以後,戰爭仍不能速決,而成為長期消耗戰時,則人力的因素更為重要了。何況俄共今日無限戰爭的思想,必將已被其所統治的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空間),及其所控制的龐大人力為重心,來作為其戰爭基本力量,而再將其無限的「時間」與「空間」相互配合,準備與民主集團來作長期戰爭,而且這是他將在其氫彈奇襲戰術不能生效時,必然採取的一個作戰準備,乃是無可置疑的。故西方國家在世界反共產反侵略的鬥爭中,對於人力更不能不加以重視,而彌補其反共戰爭中的弱點,以免俄共對於其優勢人力,配合其廣大的空間,有恃無恐的來作他無限戰爭的持久消耗戰。
 今日在俄共心目中,西方國家這種舊式傳統戰爭思想,所產生的軍事觀念,對他世界革命的總計畫,不僅不能阻礙,而且只有使他更容易的發展而已。何況今日民主集團與蘇俄集團之間的鬥爭,並不止於軍備的對立。而整個世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心理各方面都充滿?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正在不斷的演變之中,尤其是東方民族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信仰自由與階級鬥爭,新殖民地人民的反〔
第234〕共心理,與舊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要求,特別是鐵幕之外的中立主義之發展,與和平攻勢之激轉,以及鐵幕之內的人民迫切呼籲,和他們所急切需要的解放運動。在這些矛盾和演變之中,俄共及其國際第五縱隊是積極的脅制和利誘,製造和操縱,處處不斷的爭取時間及其戰略上各種的優勢地位。反之,民主集團是消極的躊躇莫決,或因循補苴,至多亦不過是個別的孤立奮鬥,徒使蘇俄集團整個政治軍事的侵略,更迅速的向其所追求的極限來發展而已。
 時至今日,民主集團必須確立其積極的反共政策,主動的來轉移其世界戰略形勢,尤其對於人力與空間的優勢,不使其永久的屬於共產集團的一邊,更為重要。惟有如此,方能重建世界和平,達成其拯救人類自由的最後目的。我們現在再進一步對於民主集團今後反共的政策和戰略方針,加以檢討。
 (註一)蘇俄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與英國訂立為期二十年之合作互助條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與法國訂立同樣條約。此在大戰後均有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莫斯科竟宣佈取消兩約。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一節,第一三九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六節,第一二九至一頁;第二十四節,第一四五至一四八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一節,第一三九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頁。

第六節 民主集團反侵略的基本政策和戰略之檢討

 我們在檢討反侵略的基本政策時,應該首先研究的,並不是對蘇俄軍事上如何作戰的方法,而是在〔第235〕軍事作戰沒有開始以前,他俄共對於自由世界的政策及其所施展的政治戰術是什麼?我認為他最大的一個法寶,就是其世界革命基本的政治戰術——「和平共存」的欺世幻術。這個幻術亦就是他列寧傳統的間接作戰迂迴戰略所產生的。這是民主集團討論對俄共的基本政策以前,必須特別加以注意的一點。現在我們要討論民主集團已經實際採取及可能採取的各種政策。
 一、基地圍堵政策 赫魯雪夫對俄共第二十次黨大會的報告,攻擊西方的「實力地位政策」。自此以來,俄共及其國際第五縱隊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到處煽動反美運動,而以迫使美國撤退其海外基地為其主要目的。但在俄共的心目中,西方基地圍堵政策,仍是舊式有限戰爭思想的一種產物。如以此防制莫斯科的侵略戰爭,雖可有一時的功效,但是侵略者曲線戰略的鬥爭方向一經變換,則圍堵陣線,立即呈現其動搖的趨勢。因為俄共及其國際第五縱隊的政治心理滲透戰術,是沒有限界的。當反侵略的防線樹立於侵略者的周圍,而阻止其軍事侵略進展之時,他的政治心理作戰,已經突破了此一防線之外,在反共國家與反共國家之間,在反共國家與非共國家之間,並在反共及非共國家的內部,施展其挑撥、分化、動搖、顛覆的活動。到了這些社會政治和心理作戰的工作做到某一階段的時候,俄共乃更要偽裝其軍事戰術為政治戰術,而標舉其「和平共存」的口號,掩護其軍事戰術之進行。於是基地圍堵政策,遂不能保持其原有的陣線,而舊式有限戰爭思想的缺陷,便立即暴露於侵略者的面前,任他乘虛抵隙,狼奔豕突,而無法圍堵了。這最顯明的一個結果,就是中東和北非在轉瞬之間,已成為不可收拾的危局。
 二、報復主義和嚇阻主義 今日美國積極發展氫彈和洲際飛彈,同時?手策畫其「大舉報復」和「〔
第236〕局部應戰」的彈性戰略。這個戰略,乃迫使俄共在短期內不能不放棄其軍事冒險與擴張政策。故自越戰停止以後,這二年來,蘇俄及其附庸都不敢向外進行其軍事侵略。這個政策,不能不說是已收到相當的
效果。所以報復主義與嚇阻政策,在過去可以說是合理的。但是俄共在亞洲和中東地區,這一年中間,又採取了各種不同的擴張方式。只就他在亞洲地區所使用的各種方式來說,自去年冬季以來,中共對緬甸的政治與軍事的侵略行動,以及其對高棉和寮國的經濟滲透與政治威脅的擴張行動。這中間有些本是多年反共產親西方的國家,乃亦不能不被他威脅利誘,漸次動搖,而傾向共產集團。嚇阻政策在這堿O否生效?假使說中共對高寮的擴張是政治和經濟的,不在嚇阻之列,那中共對緬甸侵略的事實,明明是軍事的行動,那末,這是否應在嚇阻之列呢?如果嚇阻政策而不能嚇阻共產集團的軍事侵略行動,豈不徒使民主集團的本身力量與威信,無形減低,反而使其本身的困難問題,更是不斷的增加,而且這對於共產集團的侵略政策及其日程,到底有什麼影響和改變呢?所以在俄共的心目中,這報復主義和嚇阻主義的戰略,亦是舊式防禦戰爭思想所產生。
 而且民主集團採用這個政策,自須繼續其軍備競爭,永保其對於敵人的優勢,纔有報復和嚇阻的力量。如果敵人在軍備競爭上,達到其與民主集團平衡或優勢的程度,則這一政策更無法實行了。何況今日莫斯科,一面凍結民主集團的核子武器,而一面復以其社會政治作戰,在民主集團的外部,改變其世界戰略的形勢,並改變侵略者與反侵略者雙方實力的對比,使其完全有利於蘇俄的決戰;同時更在民主集團的內部,散佈失敗主義和反戰思想的毒素,培養「不惜任何代價求取和平」的病菌。這一情勢如繼〔
第237〕續發展,必使其政治、經濟、社會、心理以及軍事各方面,都為此失敗主義所籠罩,到了蘇俄主動的採取軍事行動來作最後決戰之時,西方民主國家早已自陷於被動地位,那時再使用核子武器,即使其仍能實施報復,亦恐難挽回其在政治社會和心理的各種戰場上,早已宣告失敗的頹勢。所以這報復主義和嚇阻主義,在俄共看來,決不能防制其俄共先發制人,乘虛突襲的最後決戰思想。所以這種報復和嚇阻的戰略思想,雖其握有現代威力最大的新武器,亦並不能發生任何新奇的功能,和任何制勝的把握。

 三、「以戰止戰」即聲罪致討政策 就是民主國家對於蘇俄將要發動戰爭之時,先發制人,對蘇俄加以攻擊。這種政策,只有共產極權國家方敢採用,而在民主國家,是不願採用的。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政策,不必多加討論。惟我在這堶n有說明的一點,就是我們中國始終不願西方盟友,採取以戰止戰的政策,來主動的直接攻擊蘇俄本土,這一點將在下編中再加敘述。這堜珥n指出的,就是美國如首先發動對俄戰爭,那就是促使蘇俄攻擊美國的本土。當然,美國今日在自由世界反共產反侵略的鬥爭中,有
其領導的地位與責任,但這並不是必要使他直接介入戰爭。我認為美國本土應該主動的建立其為世界反共的兵工廠,而不能只是被動的準備其為反共戰爭的主戰場。所以美國必須積極的支持歐亞大陸上反共國家,並協調非共國家與反共國家,鞏固其反侵略陣線,增強其反侵略的力量,充實其對共產集團備戰和作戰的供應,而不使其本身捲入大戰的漩渦,以免其本土變為大戰的戰場。所以我們認為以戰止戰的政策,不僅與民主國家的歷史傳統相違反,而且亦不是自由世界反共戰爭所必需的。
 四、解放政策 這是我們東方反共國家所認為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必然的一種政策。我們認為這個政〔
第238〕策,應當包括?全盤的戰略和綜合的作戰計畫。如果民主集團不能確定這個政策為反共產反侵略的基本政策,那其他一切戰略和戰術,都等於空談。這個政策如何入手呢?我們所了解的解放政策,乃是西方國家支持我們歐亞二洲被蘇俄共產侵略主義所強制分裂的國家,使其鐵幕外的民族革命,和他鐵幕中的反共革命勢力,匯合為一個潮流,來恢復其國家的統一。我們相信,德國如不能統一,則歐洲沒有和平與安全。我們同樣相信,中韓越等國如不能統一,亞洲亦沒有和平與安全。所以我們認定這解放政策,應該是自由世界反共的基本政策,但是這個解放政策,究竟如何實施,纔不落空談呢?大家終不免於懷疑。因此,我要更進一步,為這解放政策提出其實施的方法:第一就是迂迴戰略,第二就是間接作戰。
因為俄共征服歐亞大陸,所採取的戰略乃是從中國向南亞和中東迂迴,更從中東向非洲和歐洲迂回。今日俄共侵略的鋒鋩,深入中東,並威脅西歐,而中國大陸已成為他的後方基地。在這種形勢之下,為了挽回中東的危局,解除西歐的威脅,最健全的戰略,就是對侵略者的後方基地實施間接的攻擊。我要在下一編中指出,西方國家如選擇戰場,不應在歐洲和中東直接與蘇俄作戰,最好的戰場是遠東。因為這一戰場上的戰爭,乃是東方民族為反抗新殖民地主義,爭取其國家的統一與自由而戰的民族革命戰爭。這一反侵略戰爭,當然是東方民族都能同情與支持的。而且這一戰爭,無須西方國家直接的參加作戰。如果這一東方民族革命戰爭,在此蘇俄大戰準備尚未完成以前,就積極的進行,那無異予蘇俄以間接的打擊,而且這一間接的打擊,乃是積極的消除大戰禍根的戰略,而較之將來俄共對西方國家的直接奇襲,發動大戰的戰略,其性能和功效,不啻有天淵之別。所以間接作戰的反共戰爭的戰略,乃是今日西方〔
第239〕國家解放政策所應取的最高指導原則。
 但是我對於民主集團的軍事觀念和反共政策的弱點,今日率直的加以指明,並不是說民主集團不必發展其新武器,充實其新軍備;亦不是說蘇俄集團的侵略,不必嚇阻,或以加倍報復的戰略為不合理,更不是說民主集團應該改變其防禦戰略為攻擊戰略,而積極的使用武力來對蘇俄集團作戰。我毋寧認為這些政策和戰略,在世界反侵略鬥爭中,都是必須的,而且是重要的。但是,新軍備和新武器,必須要有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心理的、民族的各種新的成分與之切實配合,使其在一個綜合的政略及計畫,和統一的反共鬥爭行動中,發揮更大的效能,同時鬥爭方式更須彈性的積極的針對蘇俄的政策及其戰略和技術來決定,以免時時陷於被動,而求其切實有效。
 總之,今日反共鬥爭中,武器和軍事的力量所佔有的地位及其所發揮的效能,必須從社會形態和政治現狀上,纔能作正確的估計。如其武器與軍事行動脫離其社會政治及敵方客觀的條件而孤立起來,作為報復嚇阻的手段來使用,此正為蘇俄侵略者所以今日偽裝其愛好和平,而乘機鼓吹其「和平共存」的論調,來抵銷你報復嚇阻的政策。而且西方國家如欲在東方廣大的地區中,準備以實力阻止蘇俄的侵略戰爭,他就向亞洲民族,指摘西方的嚇阻政策為「舊殖民地主義的砲艦政策」,來激起亞洲民族的反西方的情緒。西方國家如欲以軍事力量為後盾,而直接對共產集團國家施用其壓力,來阻止其侵略行動,他亦可對其各國的人民,高彈其「帝國主義侵略」的老調,來發起其反帝的「愛國運動」。所以民主集團的反共鬥爭,不能採取直接的行動,而必須採取間接作戰的迂迴戰略,提高自由世界反共抗俄合作互〔
第240〕助的信心,擊破中立主義者和平共存的幻想,並且在一個積極的統一戰略之下,軍事戰術與政治戰術協調一致,鐵幕外的民族運動與鐵幕內的革命運動相互策應,務使其地利與人力上,皆能發揮其充分的功效,如此消極的自可阻遏俄共統治世界的野心,而積極的就能消弭世界大戰,以確保永久和平。否則唯軍事論或唯氫彈論,不過是徒對俄共的政治和心理作戰,供其利用的資料,而圍堵政策或報復政策的單一鬥爭方式,亦不過坐視俄共對反共陣營進行其政治滲透,對中立國家製造其「和平轉變」的時機而已。

 

 

 

 

蘇俄在中國  第三編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標及其最後的構想

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戰略

及其戰爭方式的演變

以上各編,已將俄共與我們中國「和平共存」的經歷,作簡明的敘述,並對中國和世界的反共鬥爭的成敗得失,作扼要的檢討。本編再對俄共的戰爭思想,及其世界革命的戰略和戰爭方式,加以分析。我們從這三十年的經歷中,看清了莫斯科世界革命的戰略及其戰爭方式的改變,影響我們中國的局勢;而中國局勢的改變,對於莫斯科的戰略和戰爭方式,更有其決定的影響。所以我們先就此點,略為說明。

第一節 從列寧到史達林

 第241

 我們要研究蘇俄戰略及其戰爭方式時,首先應該注意其俄國歷史上,對他們斯拉夫民族最深刻的一個傳統觀念,就是他們俄國有史以來,從沒有為其來自西方的敵人所征服,而卻被他東鄰的成吉斯汗後裔統治至二世紀以上(一二四一——一四八年)。所以到了蘇俄時代,他對於東方這個歷史性的潛意識,乃就特別的濃厚而加以警戒,亦可以說,這是他布爾雪維克自列寧以來,對於東方赤化,比西方更為注重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今後第三次大戰的最後基地,亦建立在這亞洲心臟地區。故今日對於蘇俄問
題,無論其為政治、經濟、社會、種族、生活、習慣、歷史、地理;特別是軍事戰略各種學術研究時,這一個歷史因素,是決不能予以忽視的一點。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政變,使布爾雪維克取得政權。列寧最初認為必須西方工業國的社會革命成功,而後俄國蘇維埃政權纔可鞏固。所以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之間,他屢次準備以武力援助德國共黨的暴動及匈牙利革命,都沒有成功。後來他派遣軍隊侵入波蘭,又招致悲慘的失敗,於是列寧對世界革命政策,乃轉向東方,而且更加積極的急進。
 遠在一九一三年,即中國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列寧綜結馬克斯死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說道:「在亞洲開闢了一個極偉大的世界風暴的新來源。……我們現在正處在這些風暴和他們反過來影響歐洲的時代。」(註一)到了一九二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中,列寧起草的決議,關於東方民族革命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合作,說道:「與殖民地分離,及其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將顛覆歐洲資本主義的體系。為使世界革命獲得其完全的成功,這兩種力量的合作是緊要的。」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列〔
第242〕寧發表他最後的一篇文字,其中說道:「歸根到底,鬥爭的結局將取決於這個事實,即俄國、印度、中國等已成為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正是這個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年來,也非常迅速的捲入下爭取自己的解放的鬥爭。」(註二)於是我們中國,在列寧這一急進的東方政策之下,乃成為其蘇俄第五縱隊——中共的滲透和顛覆的唯一對象。
 當時俄共世界革命戰略的目標,從西方轉移到東方的經過,最明確的說明,就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季諾維也夫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特別會議的演說,其中說道:「最初我們對於中歐,也許過於重視,那就是我們屬望德國的時候。我們以為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之後,德國必將繼起。到了一九二五年共產國際全體會議,我們不能不注重英國,其時德國革命似較遼遠。現在有一個新的特出的重要因素出現了,就是中國的革命運動,打了許多驚奇的戰績。」(註三)季諾維也夫所指驚奇的戰績,自然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當年的東征和北伐戰役。可是這個北伐戰役的勝利,不僅與他中共並無關係,而且他俄共始終是想要積極的阻止和破壞這個戰役的。
 史達林取得了獨裁地位之後,對於列寧的戰爭方式,有兩點重要的改變。第一是列寧的對外政策是以蘇俄的力量支持各國共黨的「革命」;反之,史達林的對外政策即是以各國共黨的「革命」,支持蘇俄的政權。為了蘇維埃政權乃至為了他個人的權力,雖犧牲其在某一國家的共黨,亦所不惜。中國的共黨,即曾經屢次做他蘇俄和史達林個人權力之爭的犧牲品。(註四)
 第二是史達林比列寧更著重東方。且自一九二八年以後,他對其國內實行五年計畫,對西方展開其〔
第243〕和平攻勢,而對中國則指使中共採取蘇維埃路線,企圖以武裝暴動,推翻國民政府。(註五)蘇俄西守東進的政策,可以說是在史達林的手上形成和發展的。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冊,第五四六頁。
 (註二)列寧的「寧可少些,但要好些」。
 (註三)德林「俄國在亞洲之興起」,第二一頁引用。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頁;第三章第二節,第九四四頁至九四五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節,第九四四至九四五頁;第三節,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頁;第四節,第九四八至九五
頁。

第二節 史達林的歷次轉變

 從列寧到史達林指導下的共產國際和俄共,對於戰爭問題,常在其各種會議,加以分析,作成決議。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所決定的共產國際綱領及其決議案,把世界上的戰爭分為三類,並對各種戰爭中,各國共黨的任務,有詳明的規定。
 (一)「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戰爭」,即蘇俄以外的列強之間的戰爭。蘇俄對於這種戰爭。不去參戰,同時各作戰國的共黨,應以反戰運動,轉變其戰爭為革命。
 (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即歐洲列強在亞洲或其他各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列強的戰爭。各地共黨應支持這種反帝戰爭,再進而轉變其民族戰爭為階級戰爭。
 (三)「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戰爭」,即蘇俄以外的國家〔
第244〕對蘇俄的戰爭。各國共黨應以反戰運動,破壞各作戰國的動員作戰工作,並進而煽起其親蘇的革命。
 綜合的說,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所表現的史達林對國際戰爭的方針,就是只有戰爭纔是達到共產黨的世界革命和世界專政的道路。
 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蘇俄對西方的和平攻勢,雖擴大了英法與德國的矛盾,而其對中國的武裝暴動政策卻全歸失敗。於是史達林召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採取「統一戰線」的戰略。(註一)這次大會並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六次大會的戰爭思想,只是把「統一戰線」作為國際共黨主要的戰爭方式來運用。而其運用「統一戰線」的目的,不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是促成世界戰爭。
 列寧說:「革命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說,戰爭——一連串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註二)史達林亦相信「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戰爭一旦爆發,蘇俄必將被迫參戰,但是「蘇俄必須最後參戰」。一九三九年,他與德國訂定互助協定,促成歐洲戰爭;一九四一年又與日本訂立中立協定,促成日本南進。(註三)及至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之間,蘇俄復乘大戰的發展而尚未結束之前,在德黑蘭與雅爾達會議中,先擊敗其同盟的民主國家,而伸張其戰後世界的戰略陰謀,(註四)造成戰後東歐及東亞今日這樣險惡的局勢。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六節,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冊,第一二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五節,第九七至九七一頁。

 第245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頁;及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第一○○八至一頁。

第三節 從馬林可夫到赫魯雪夫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蘇俄向歐洲與亞洲的侵略暴行,控制了東歐諸國,強佔了東德。劫掠了中國的外蒙、新疆和東北,分裂了韓國,並指使中共匪黨把整個中國大陸關進鐵幕。於是世界反侵略的國家乃訂立北大西洋公約、太平洋集體安全系統,以及已格達公約,結成反侵略陣線,來保障世界的和平。這一強大的壓力,迫使莫斯科不能不改變其戰爭方式。早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俄共第十九次黨大會,史達林已提出「和平共存」的口號。此後三年來,莫斯科的政權由馬林可夫轉入赫魯雪夫之手,而其
對自由世界的和平運動及中立戰術,仍繼續發展。今年二月,赫魯雪夫乃向俄共第二十次黨大會提出其戰略計畫及戰爭方式。
 在形式上,赫魯雪夫是改變了史達林主義,史達林相信世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認定世界戰爭是到達共產黨統制世界的道路。反之,赫魯雪夫以為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他提出一個口號就是「阻止戰爭」。但在實質上,赫魯雪夫這次「和平共存」的統一戰線和中立戰術,不過是一九三五年以後,史達林的「統一戰線」和中立戰術的歷史的重演,而以破壞自由世界反侵略陣線為目標。而且馬林可夫與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的口號,雖然是相同的,但就其實際的戰爭方式來說,馬林可夫階段的戰略還
是防禦性的,而到赫魯雪夫卻轉變為積極的攻擊了。換句話說,在馬林可夫的階段,莫斯科的「和平運〔
第246〕動」還是企圖阻止巴黎協定的成立,太平洋安全系統的結成,和中東聯防的進展。而今日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則針對著這世界反侵略陣線而實施其戰略的攻擊,更要積極加以破壞了。

第四節 俄共戰爭方式轉變的樞紐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之間,列寧和托洛斯基等國際派的視線,正集中於中歐革命的時候,史達林乃發表其「不要忘記東方」的論文,其中指出,只有在東方,「纔能打破歐洲所鑄造而束縛整個世界的帝國主義的鎖鍊」。(註)到了史達林專政之後,他集中其侵略的鋒刃於我們中國,但是他同時亦並沒有忘記西方。在俄共的長期侵略日程上,中國是其「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標;到了俄共自以為他控制了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從此可在東方九億人口之中,製造「大風暴」,反過來影響歐洲的時候,他就轉換其侵略鋒刃,指向西方了。我們從這一點上亦可看出俄共的世界戰略及其戰爭方式之演變,是以我們中國局勢的轉移為其樞紐的。
 (註)史達林全集第四冊第一七一頁。

第五節 中國反共鬥爭在國際上不能擊破

   俄共「和平共存」陰謀的原因

 我們中國首當蘇俄侵略之衝,也就首先站在世界反共鬥爭的前線。我們中國過去在這反共鬥爭中,所以不能擊破俄共「和平共存」的政治戰術,而反遭受了挫敗的原因,其與國際政治有關的,至少有下〔第247〕列二點:
 一、我們本身缺乏反共鬥爭的經驗,世界亦沒有這樣反共鬥爭的先例。三十年來,我們每一次與蘇俄及中共接觸乃至商談,每次與俄共及中共決裂乃至作戰,都是一步一步的探索和研討。有時我們不知其為俄共的陷阱,而冒然失腳;也有時我們明知其為共黨的陰謀,而依然中計。因為反共鬥爭必須是全面動員,總體作戰。縱令我們政府,看清了蘇俄的侵略企圖,揭開了共匪的猙獰面目,如不能得到國民的支持,和國際的諒解,就算我們的反共政策和方法是正確的,而其結果仍然是一場失敗。
 二、國際社會亦沒有經歷過這樣一個大陰謀的外交先例。所以當時並沒有人能了解蘇俄真是懷抱著這樣統制整個世界的侵略野心;更料不到我們中國反共鬥爭的失敗,對於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竟發生了這樣重大的影響。因此,第二次大戰之後,太平洋各國,面對著蘇俄侵略的陰謀,雖在客觀上實際利害相同,但在主觀上彼此缺乏互信,甚至只信其敵人的謊謬宣傳,而漠視其友邦被侵略的事實真相,其結果國際對華政策,與中國反共政策,發生了矛盾,乃給予俄共和中共以挑撥分化,各個擊破的機會,
這也是我們中國反共鬥爭失敗的最大原因之一。

第六節 西方與蘇俄在亞洲勢力

   消長的轉變及其影響

 中國反共鬥爭一經失敗,大陸關進共產帝國的鐵幕之後,除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本身慘遭空前浩劫的直接影響之外,而其對於國際上所發生的影響之大,亦是無法估計,而且這一惡劣的影響,正在不斷〔第248〕的繼續發展之中。
 一、國際共產主義的發展,因我大陸的淪陷,而突飛猛進,尤其亞洲各國共黨之梟張,幾乎有不可向邇之勢。所以到了今日,赫魯雪夫且自誇其共產主義已超越國界而成為世界體系了。
 二、蘇俄在東方的聲勢與威望,提高到百尺竿頭。除了各國共黨之外,一般非共國家亦認為其只要親俄媚共,即可保持其共存安全,而且認為蘇俄援助東方各國,是有誠意而足以信賴的。於是蘇俄所稱為東方這一枝「廣大的後備軍」,乃就轉變為其在亞洲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的先鋒隊了。
 三、西方國家在亞洲的信譽與地位,在亞洲人民心目之中,正與蘇俄成為一個互相對照的反比例。這就是西方國家在亞洲的聲勢,因中國大陸的淪陷,隨之一落千丈。這一個亞洲反共的力量之中國政府,遭受了打擊,使國際形勢突然轉變,不僅為蘇俄與西方國家在亞洲勢力的消長與成敗的唯一關鍵,而且亦是世界安危與人類禍福的一個轉捩點。真不知這一形勢,究竟如何能再爭取回來,以挽救今後世界人類無窮的浩劫!

第七節 蘇俄與共產集團內部的

     矛盾及其不可克服的弱點

 今日俄共帶領?中共,向東南亞和中東這廣大地區急進,一面繼續進行其戰爭準備和戰爭威脅,一面施展其「和平共存」與中立主義的政治戰術。於是赫魯雪夫就向自由世界炫耀他所控制的廣大空間和多數人口的力量,並且誇大其和平攻勢與中立戰術的效力。他說道:「結果,在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包括〔第249〕歐洲和亞洲,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廣大和平區域。這個地區所包括的廣大區域內,居住著將近十五億居民,即佔全球人口的多數。」這就是他自以為現在是他準備其最後決戰而實現他對於自由世界「和平共存」的最後構想的時候就快要到了。
 但是我相信今日世界反共鬥爭已有其豐富的經驗和寶貴的歷史教訓。中國三十年反共鬥爭的整個過程,尤其值得我們重加分析和檢討,縱令俄共「和平共存」的詐術和中立主義的騙局,今日還能施逞於一時,只要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各國愛好自由的人士能夠認識這些事實,且能體認我們中國這個痛苦的經驗,並能同心協力,粉碎他俄共「和平共存」的口號之下所發現的國際陰謀和狡詐的政治戰術,這就是他蘇俄集團侵略主義失敗的起點。
並且我們對於今日赫魯雪夫強調的「和平共存」及其「阻止戰爭」這種論調,以及其所施展的清算史達林和取消共產國際情報局等魔術,相互參證,更可以看出他俄共現階段在其國內和國際策略上,幾個不可克服的重大弱點及其因果所在:
 第一、國際如無突變的原因發生,那蘇俄在最近期間即在其第六個五年計畫之中,至少在這三年內,他最後決戰性的軍事準備尚未完成,他不可能會主動的向世界發動大戰,如果他被動的作戰,那是必敗無疑的。所以他要強調其「阻止戰爭」,和取消共產國際情報局,企圖眩惑國際觀聽,使西方國家誤信其停止侵略行為,且使亞非國家墮入其中立主義的圈套。
 第二、他蘇俄本國人民,對於其共產政權暴力壓迫,與對史達林魔王二十餘年的積憤,無法平熄,〔
第250〕尤其是赫魯雪夫在所謂「集體領導」的政治上,不可克服的矛盾,無法統一,更不能像史達林時代之能切實統制,因而無論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民族、軍隊、思想,甚至在其黨務上,矛盾太多,所以他不能不清算史達林,期洩人民憤恨,更不能不強調和平,以安定其社會人心。如其對外一有戰爭,則其內部必將引起叛變,且有整個崩潰的可能。
 第三、今日蘇俄對其附庸各國之組織,更不能如史達林時代之控制有效。而其附庸各國對於蘇俄帝國主義之暴戾專橫,及其內心之恐怖怨恨,隨時有爆發之可能。無論其在東德、波蘭、捷克、匈、保與中共等附庸,已經是破綻百出。因此亦不能不清算史達林和解散情報局的組織,更不能不遷就狄托,接受其意見,來變換其統制方法,使附庸各國的共黨,以其所謂「獨立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新路線」欺哄一般民眾,緩和其分裂的情緒,以彌縫其內鬨的裂痕。他在如此情勢之下,若其對鐵幕之外再引起戰爭,則不待其附庸各國的傀儡對蘇俄之背叛,而其各國內部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必乘機蜂起。如此則他即欲維持其共產集團的現狀而不崩潰,亦不可得了。
 只舉以上三點,亦就可以斷定俄共在現階段內,不僅不敢發動世界大戰,而且不能在其國外參加任何足以引起大戰的局部戰爭,這就是他提出「阻止戰爭」與「和平共存」的口號的用意所在。

第八節 自由世界今後成敗的關鍵

——對共產集團應該特別警覺的兩點

 蘇俄及其共產集團內部,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已如上所述。但是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必須特〔第251〕別警惕的。
 第一、國際共產黨的內鬨和分裂,雖可削弱其對鐵幕以內的控制,及其對鐵幕以外的鬥爭力量,使其不能不改變其對內的控制方法和對外鬥爭的方式,以延長其征服和統治世界計畫的時間表,但他們決不因此而革除其階級性和國際性的共黨本質,亦決不會改變他們的世界革命和消滅資本主義的共同目標。換句話說,儘管國際共黨的內部進行?權力鬥爭,而其對於一般民眾及其敵人「資產階級」,是必須合力壓制和摧毀的;儘管他們鐵幕的內部發生了利害衝突及其如何自相矛盾,而其對於自由世界及非共國家,仍然要共同行動來脅制和欺壓的。今日假定共產附庸各國,一旦都背叛莫斯科而脫離其領導的時候,那我以為其共產集團必會有另一個領導中心產生,不過其領導的名稱或變更其一個新的方式而已。須知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的統一律」,是共產集團的唯一基本思想方法;以仇恨發展鬥爭,以鬥爭製造暴力,為其生存的社會根據;而以暴力控制群眾,以群眾供其奴役,為其共同的政治目的。所以共產集團的鐵則,是無鬥爭即無生存,並從鬥爭中獲得其統一。我們切不可忽略他們這一個傳統的本能,及其永不改變的本質,這樣對共產集團行動的判斷,方能免於錯誤。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或以為其俄共附庸國家的叛變,將為人類帶來自由,為世界帶來和平,因之認為共產集團的內鬨,即可消除他俄共侵略的野心,這一判斷亦可以說是絕對錯誤的。須知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狄托叛變脫離了莫斯科,而俄共就在其明年(民國三十八年)侵佔了中國大陸,擴張其比南斯拉夫的面積與人口大過數十倍之多的領域,這豈不是他一方面雖失了一個南斯拉夫,而在其他方面,反得了幾十個南斯拉夫麼?這一個事〔
第252〕實,希望自由世界勿再健忘才好。
 第二、國際共黨只圖利用敵人,而決不為敵人所利用。無論他共黨內部發生何種鬥爭,亦無論其對外遭受何種困難,任何國家或個人,若要乘機利用他,其結果必將為他所利用。我們應該一讀史達林的「列寧主義文選」中所說的一段話:「在我們的工作上,我們不能跟?任何人的音調來跳舞。尤其不能讓自己受反對者關於我們的話來指導我們。我們必須走我們自己的道路,掃除那反對者欺騙的企圖,和我們自己中間某些布爾雪維克使其自己成為反對者挑撥的犧牲的諸般錯誤」。(註)所以今日,無論共產集團內以及其國際共產黨的矛盾和內哄是怎樣的發展和表面化,應知共產黨人畢竟是共產黨人。尤其是各國共黨領袖,他們就是死了的骨灰,亦不會變成民主主義或民族革命者。他們內部鬥爭,無論誰勝誰敗,孰得孰失,而只是一種換湯不棋藥的人事交替,歸根到底,仍是共產黨徒一丘之貉,這樣從一手移轉於他手的結果,決不會減少其對自由世界侵略的危險,亦不會改變其征服世界、奴役人類的目標。須知南斯拉夫的狄托,脫離了莫斯科至今已有八年之久,而其南斯拉夫的人民,並沒有脫離其共黨奴役的統治,亦沒有得到任何的自由,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史例。所以只要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政權存在一天,或其附庸各國的共產政權存在一天,那不僅對於其人民自由,毫無關係,而且他共產國家之間,決不能脫離其共同依存關係,何況俄共更有其歷史和地理的憑藉,以及其辯證方法來變相的控制他們。
 因之自由世界如不能及時利用其分裂和內哄的時機,以援助其鐵幕內反共人民的革命,來推翻共產制度,而等待他們共產黨內部自動崩潰,那無異是緣木求魚,到了最後,仍是徒供國際共黨來施展其統〔
第253〕一戰線和中立戰術,乃至推行其反戰運動的機會。其結果,真正因此而分化者,必為民主集團的自身,而不是共產集團。須知共產主義及其共產組織,如在一國之內,有其合法的政黨地位,則這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絕無安全之望;若在世界之上有其一個共產國家存在,則世界必無和平之日,而人類亦無自由的保障。所以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對於共產集團的崩潰,如持等待政策,必將對世界人類的前途,鑄成大錯。
 我以為自由世界今日只有針對俄共內在的危機,看準其內哄分化的各種矛盾因素,採取積極政策,使其鐵幕內外的反共人民,互相策應而匯合為一個反共主流,以促成蘇俄本國反共革命,扶助其人民,真正獲得解放與自由。如此,不惟可以阻止蘇俄向自由世界挑戰,而且更可促進共產集團內部徹底崩潰,杜絕蘇俄征服世界的野心,消弭世界大戰的禍根,以確保世界永久和平。這實在是民主集團使蘇俄不戰而屈的良機,不可輕易錯過。
 如自由世界反共人士研究俄共的情勢,果能以其史達林死後三年來所導演的「和平共存」、「阻止戰爭」,和清算史達林、解散情報局等技藝,以及其附庸各國所發生的罷工暴動、反共抗俄各種事實,和他蘇俄內部各處變亂與各種矛盾作整個的檢討,綜合其中之激劇變化,內崩外潰的跡象,就可證明他若非自惑其岌岌可危,無法維繫的事實存在,則他決不出此鞭屍暴惡、謝罪乞憐等各種非人所為大獸行。如果反共人士猶以為此僅是俄共歷來所施展的一套欺世騙人的同樣幻術,而忽視其共產鐵幕內在的危機,則此種錯誤的判斷,必將招致養廱貽患,又為俄共來造成其坐大反噬,從容統制世界的後果。
 
第254

 (註)史達林「列寧主義文選」第七六頁。

 

第二章 俄共戰爭思想的

來源及其基本原則

俄共的戰略目標從中國轉向東南亞和中東,其戰爭方式從製造戰爭詭變為「阻止戰爭」與「和平共存」,已如上述。但實際上,他這三十年的侵略行為,乃是結合多數戰役的一個戰爭。我們中國為了國家生存與人民自由,繼續不斷的與他進行各種戰鬥。這一長期的痛苦經驗,使我們對於俄共的戰略目標和戰爭方式的轉變,每一步驟都比較了解。我將在補編中,說明俄共對我們中國所施展的各種戰術,本章只研究其俄共戰爭思想的來源及其戰爭的基本原則。
 我今日探討俄共的戰爭思想的根據,第一是以馬克斯和列寧對於戰爭的基本觀念為基礎,來研究其具體的戰爭原則;第二是綜合我們三十年來與共黨實際的作戰經驗,來分析其戰爭方式與戰術;第三是參考俄共對內對外戰爭,自一九一七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的戰史,來解剖其戰爭的本質。至其蘇俄軍事上所謂「永久性的作戰因素」的五原則,(註一)或其早已公開發佈的各種教令以及其各軍種或各兵種的戰術問題,並不是我在此所要研究的對象,至於中共的戰爭思想,不過是俄共的一些餘瀝,更沒有什麼特別加以分析的必要。
 惟在研討俄共的戰爭思想之前,所應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他們所謂戰爭思想,並不單純是指軍事作戰一方面的戰爭思想,乃是連帶著對政治作戰的戰爭思想而言。尤其是他們世界革命的戰爭思想,更是政治作戰的戰術重於軍事作戰的戰術之思想。但是他們政治作戰的戰術,最先還是應用軍事作戰的理〔
第255〕論,後來又運用其政治作戰的戰術思想,而反映到他軍事作戰的戰術思想上面。例如他們所謂「普羅」軍事思想,完全是受了他布爾雪維克政治思想的影響所產生的。
 我們若是就他蘇俄軍事的戰爭思想而言,那他們思想的來源,可說是由東方與西方兩個不同方向融匯而成的。他們戰爭哲學的來源,在西方是師法克勞塞維茨,在東方是師法孫子。他的戰爭型態,在西方是學習拿破侖,在東方是學習成吉思汗。故其對於兵學的研究,特別講求東方的孫子與成吉思汗的學理及其原則。這是我們探討俄共軍事的戰爭思想所不可忽視的。
 至於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爭思想有兩個主要的來源:一個是馬克斯,一個是克勞塞維茨。他從馬克斯所得到的,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社會結構及政治情勢的分析方法;他從克勞塞維茨所學到的,是戰爭的基本原理,和戰爭指導的方法。史達林承接列寧的衣缽,但他對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在第二次大戰前後,卻不斷予以抨擊,特別是他對其最高軍事學校教授拉金上校所問,「應不應該批評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基本理論」時,他所答的一段話,說:「克勞塞維茨是手工業戰爭時代軍事理論的代表。他早已成為時代落伍的軍事理論權威者。現在我們是處於機械化戰爭時代,在機械化戰爭的時代,需要有新的軍事理論家。」我以為他這一段話,只能對於軍事作戰的戰術思想而言。因為各軍種的戰術思想,自然是隨?時代與武器的發展而進步,決不能墨守成規以甘居落伍的。
 但是他對克氏的戰爭原理,亦即是他們所指「軍事基本理論」有關部分的抨擊,我以為他如不是一個不懂軍事學理的人,那他無非是為了誇耀其自己理論的高深,強詞奪理,要勝過古今一切戰爭論權威〔
第256〕者,表示其戰爭思想並不是由外傳而來,乃是皆由其自己獨出心裁的天才而得的自大狂的心理罷了。我以為今日共產主義戰爭思想尤其是他們世界革命戰爭思想的理論,仍不能脫離其共產主義的祖師,馬克斯和列寧傳統思想的軌範。不過列寧對於其學術與理論方面,並沒有像史達林那樣自作聰明,自大自負的習性,而且他列寧自己亦不承認其是一個軍事專家,就是在其論述中,亦沒有關於戰爭思想的系統著作。但是他平生是特別注重軍事科學和研究戰爭藝術的革命家,而且他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之間,讀克氏戰爭論,曾作很精詳的札記。我們今日可從克氏戰爭論中,特別是列寧札記所摘錄和他所評註的部分,來對列寧的戰爭思想,加以檢討,更可了解列寧及其俄共戰爭思想的梗概。
 (註)蘇俄軍事上所謂「永久性的作戰因素」的五原則,就是(一)後方的安定性。(二)軍隊的士氣。(三)師的素質和數量。(四)軍隊的裝備。(五)指揮官的組織能力。

第一節 戰爭的絕對性

 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中,開宗明義,即確立「絕對戰爭」的概念。戰爭為了達到其使敵人服從我方的意志之目標,在概念上,暴力的發展與暴力的行使,沒有任何限界,不達到極限而不止。這就是戰爭的無限界性或絕對性。(註一)
 克氏以為過去大多數現實戰爭,都是有限戰爭,因此過去一般人對於這一絕對戰爭思想,究竟有多少現實性,表示懷疑。但是克氏從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發現了戰爭的新趨勢。這一趨勢就是戰爭急速向「絕對」的方向邁進。(註二)。

 第257

 這一「絕對戰爭」或「無限戰爭」,與過去現實戰爭或有限戰爭相比較,其差異之點是什麼呢?
 一、有限戰爭祇是一次決戰,或是幾個戰鬥的結果。所以戰爭的勝利,乃是一次決戰,或是幾個戰鬥的勝利之總和。反之,無限戰爭乃是繼續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又是一個不可分的總體。這個總體,雖包括著多數戰鬥,但各個戰鬥,其本身並無獨立價值,而必須從其戰爭的總體上估計其價值。(註三)
 二、有限戰爭思想,把戰爭看做一種類似商業上的交易行為,估計其所負擔的風險,及其所期待的利潤的數量,拿出軍隊來作資本,而希望每一筆交易,所受的損失,不會超過他投資的數量。(註四)反之,「無限戰爭」乃是一個最後決戰的概念。為了最後勝利,軍隊的數量、編組,以及政治謀略、外交行動,都是為了最後決戰。好像我們把所有資本投入一個事業,每一筆交易都是為了最後的結算。(註五)
 三、有限戰爭的目的,是強迫敵人接受我方的條件來訂立一個條約,或是割取敵人的一部分領土。所以這種戰爭要計算其所需用的時間,要計算其所得到的土地。反之,無限戰爭的目的是要使敵人屈從我方的意志。除非毀滅了敵人的作戰力量,迫使敵人無條件投降,接受其絕對的統治,則時間多少,土地得失,都沒有獨立的價值。
 但在法國革命戰爭中,發生了共產主義和階級戰爭的一道逆流。這一道逆流,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手上,構成了一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他們更將克氏「無限戰爭」的概念,應用於階級戰爭,而形成其「世界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狂暴思想。馬克斯為共產國際聯盟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乃是國際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運動的起點。馬克斯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暴動中,指出未來的民眾〔
第258〕革命,「不再是像從前一樣,把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機器,從一手移轉於他手,而是要把他徹底粉碎」。(註六)恩格斯在「法國內戰」的緒論中,更明白的說:「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組織了第三國際,其信條載在「共產國際憲章」第一條,就是:
 「共產國際——國際工作者同盟——是各國共產黨的結合,亦即是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導及組織者,共產主義的原則及目的之宣傳者,要努力爭取勞動階
級,和貧農的廣大群眾,要為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為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為完全消滅階級,並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而奮鬥。」
 蘇俄及其所役使的國際共產黨,在世界各國家、各民族,和各地區中作戰,乃是以「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為其最後的目的。他們為了追求這一狂妄的目的,他們的戰爭,當然竊取克勞塞維茨所謂「絕對戰爭」和「無限戰爭」,而不是一般現實戰爭或有限戰爭所能比擬。
 (註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國防部譯本)第一篇,第一章,第三頁至九頁。
 (註二)戰爭論第八篇,第二章,第一頁至一一頁。
 (註三)戰爭論第八篇,第一六頁附表參看。
 (註四)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八六頁至八七頁。
 (註五)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斯的信,特別對這個比喻,感覺興趣。

 第259

 (註六)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馬克斯寫給顧格曼的信。

第二節 國民戰爭與階級戰爭的並用

 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無限戰爭的趨勢,再具體一些說,就是戰爭成為全國國民的事業。克勞塞維茨指出了歐洲在十八世紀中,戰爭只是政府之間的事;到了法國革命,戰爭一變而為法國三千萬民眾的共同事業,(註二)使戰爭更接近其絕對性的本來性質,(註二)擺脫一切傳統的限制,而能盡量發揮其本來的威力。(註三)
 克氏在戰爭論「國民戰爭」一章中,表現了他理想中的無限戰爭的型態。他認為一個國家在敵軍侵入國土之時,本國軍隊向國內退卻,而以正規部隊支持其武裝民眾作戰。敵軍侵入國土愈深,則其兵力愈為分散,「於是國民戰爭的怒火,遂開始燃燒,終成燎原之勢,達到決定戰局的最高潮。」(註四)一個國家在戰敗之後,再起作戰時,國民戰爭,更是禦侮圖存的戰爭方式。(註五)克氏的戰爭哲學,推論至此,其對於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可以說是有其寶貴的貢獻。
 克夢塞維茨的理想中的無限戰爭的基礎,就是他所謂全民武裝的「國民戰爭」。因之,馬克斯亦依據這一理想,從法國革命中尋繹其階級鬥爭的戰法。馬克斯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暴動中,指出未來的階級戰爭,將演成群眾的大規模的軍事的流血的鬥爭。(註六)所以他們極力鼓吹「全民武裝」的論調,這對於列寧的戰爭思想當然有特殊的影響。

 第260

 到了列寧,他完全襲取克氏從法國革命所指出的「無限戰爭」的趨勢。他說:「法國革命民眾,重新構成其整個戰略體系,打破戰爭的一切舊規律和舊習慣,創造新的革命民軍來代替舊式軍隊,並採用新的戰法。」(註七)但是他對於俄國革命,則完全採取馬克斯階級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來指導他的黨徒的行動。他認為一九五年俄國革命,雖接受法國革命的教訓,但是「無產階級」放棄了「國民的」和愛國的幻想,集中其階級的力量於其階級的組織——工農兵蘇維埃。(註八)後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列寧指導十月政變,就是把俄國對外戰爭轉變為階級戰爭,來推翻臨時政府,取得政權。此後蘇維埃政府在內戰中所採取的戰法,更是把克勞塞維茨的「國民戰爭」的戰法,應用於階級戰爭。
 同時,列寧不僅未曾放棄克氏「國民戰爭」的思想,並且採取他這個思想來確立蘇俄的軍事政策。首先,他在內戰中,決心建軍。他對俄共的幹部們說:「咬緊你的牙關,莫說大話,準備你的武力。」他力主蘇俄軍隊要用現代的武器和現代兵術來作戰。(註九)並且他在一九二年波蘭戰爭失敗之後,即決定蘇俄的紅軍,應以保衛其本國國土為主要任務,決不再為援助其他各國共產革命而出國作戰。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俄完全以其正規紅軍為對德作戰的主體,而以全民武裝的國民戰爭方式,支援其前線紅軍,在愛國戰爭的口號之下,來擊敗德軍,爭取勝利了。
 (註一)戰爭論第八篇、第三章、第五頁。
 (註二)戰爭論第八篇、第三章、第五三頁。
 (註三)戰爭論第八篇、第三章、第五四頁。
 (註四)戰爭論第六篇、第二十六章、第一五七頁。

 第261

 (註五)戰爭論第六篇、第二十六章、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頁。
 (註六)馬克斯「法國的內戰」對此點論述甚詳。恩格斯亦在其「法國階級戰爭」緒論中,說明革命群眾對普魯斯作戰:「凡是能夠拿起武器的人民,全數編入軍隊,採用槍砲、彈丸、炸藥,其效力之大,是前代所夢想不到的,這使全部軍事完全變革。」
 (註七)列寧在一八一七年所說,波莎尼「一個世紀的鬥爭」第八八頁引。
 (註八)馬克斯「法國的內戰」英譯本附錄所載列寧一九八年論文。
 (註九)列寧一九一八年五月八日演說,選集第七冊,三一一頁。

第三節 軍事戰術與政治戰術的協調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以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是以其他手段,繼續政治的對外開係」。列寧對他這句話,加以評註,以為「戰爭不止是一個政治行為,並且是政治的最後手段。」又以為「政治是全體,戰爭是局部。」列寧對於這一個觀念,再加引伸,說:「和平是戰爭的繼續」,「和平是繼續戰爭的其他手段」。這列寧的引伸,更是構成了俄共戰爭思想的基點。所以關於克氏這一理論,應該特別說明。

 通常一般人都認為戰爭爆發的同時,政治關係即告中斷。克氏則認為「戰爭不過是政治外交的一個手段,決不是一個獨立的行為。」(註一)因為戰爭的基礎,以及規定戰爭重要方向的一切對象,諸如本軍的兵力,敵軍的兵力,兩國的同盟者,兩國的國民性,及其政府的性質等,都含?政治的性質,而與全般的政治關係相連,所以到底無法切斷。(註二)克氏認為一個戰爭之中,軍事與政治的一切活動,構〔第262〕成一個整體,這一整體中,每一個肢節都不能分開,每一項活動都是和整體合流,而為整體所規定。而這一整體乃是由國家政策來指導的。(註三)他這一概念,開拓了現代總體戰理論的道路,同時亦演變為俄共世界革命戰爭的構想。
 克氏對於戰爭的整體之中,心理作戰及政治作戰,應如何與軍事作戰協調,亦有精闢的說明。克氏以為戰爭的對象有三種:一是敵人的戰鬥力,二是敵人的國土,三是敵人的意志。為了影響敵人的失敗心理,則對敵軍作戰,和佔領敵人的土地,都成為心理作戰的手段。並且,直接運用政治戰術,影響敵人對於戰爭勝算的推測,更無需擊破敵人的戰鬥力,而迫使敵人接受我方的條件,這比擊破敵人戰鬥力的方法,是更為有效的。(註四)
 馬克斯和恩格斯也可以說是現代總體戰理論的先驅。他所謂辯證法的歷史觀,就是對於社會政治的各種勢力,從變動的觀點,把握其內在的聯繫,而加以分析。他們並不把戰爭當作孤立的現象來考察。他們認為戰爭要在政治、經濟、心理各種領域中使用各種方法來進行,而軍事行動乃是其最後的手段。所以一個戰爭,在其開炮之前,已經在經濟和心理戰上,決定了勝敗。(註五)
 因之,在俄共的戰爭思想上,使用武力與使用和平方法,都是戰爭。惟其是各種方法,同時使用,或交替使用,纔形成蘇俄集團世界革命戰爭的總體戰。
 列寧在一九二年說道:「我們的道德,是從無產階級鬥爭產生的。共產主義的道德,乃是為階級鬥爭而工作的道德,凡是有利於階級鬥爭的一切方法,都可採取。」(註六)列寧明白指出了這「一切方〔
第263〕法」是些什麼。他說:
 「布爾雪維克有了十五年(一九三至一九一七)的實際歷史。這種歷史經驗是豐富的革命運動的各種方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群眾的,國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各種形式,彼此交替……。」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持久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註七)
 一九二八年的共產國際綱領也明白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階級鬥爭在新情勢之下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堅決的戰鬥——流血的與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對舊社會的勢力及傳統之戰鬥。」
 所以蘇俄及其國際共黨對敵鬥爭,不僅隨時變換其鬥爭方式,並且要從一個方式變換為正相反對的方式。這就是他「辯證法」所謂「對立物的轉變。」
 (註一)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九一頁。
 (註二)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九二至九三頁。
 (註三)戰爭論第八篇、第大章、第九八頁。
 (註四)戰爭論第一篇、第一章、第四九至五頁。
 (註五)歐爾主編「現代戰略的諸作家」,第七編,「恩格斯與馬克斯社會革命的軍事概念」,可以參看。

 第264

 (註六)列寧「青年聯合會的任務」,選集第九冊,四七五頁。
 (註七)列寧「左傾幼稚病」,選集第十冊,六二頁至八四頁。

第四節 攻擊與防禦的統一

 軍事學家往往批評克勞塞維茨對於防禦,過於重視。殊不知克氏「戰爭論」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攻擊與防禦之辯證法的統一。
 克氏認為轉攻為守是攻擊戰的「原罪」,攻擊者常在此時招致失敗。轉守為攻乃是防禦戰最輝煌的起點,防禦者常能從此獲致勝利。所以攻擊戰是軟弱的戰爭方式;而防禦戰是較強的戰爭方式。克氏以為「『保有』比『取得』為容易」。「所以攻擊者浪費的時間,完全成為防禦者的利益。防禦者可在其未曾耕種之處,有所收穫。」(註一)一般兵法家,常認為唯有攻擊始可制勝,而克氏則認為攻擊之所以制勝,這制勝之機,是要由防禦得來的。所以克氏指出單純的攻擊戰易致失敗,並對於防禦者向國內退兵而對敵作國民戰爭的戰法,特加以詳盡的說明。
 克氏對於攻擊戰,更有其獨特的分析。他認為「戰爭的概念,實在不是由攻擊而成立」,其意就是只要被侵略者沒有抵抗的行動,那就不會有戰爭了,而且「攻擊的絕對目的,並不是戰鬥,而在佔有某些事物。」(註二)他有一句名言:「侵略者常抱和平主義。」因為侵略者深願在不流血而毫無抵抗的狀態之下,侵入敵國。(註三)他這句話,是列寧所最為讚許的。

 第265

 列寧襲取這「攻擊與防禦的辯證法的統一」的原則,而構成其階級戰爭與國民戰爭的辯證法的統一之世界革命的戰略思想。今日我們所應特別注意的,就是自列寧以來,俄共對其敵國,雖常用其國內的階級戰爭來擊敗他;而對其蘇俄本國的軍事政策,卻是以防禦為攻擊的原則。他對於國際戰爭,絕對避免參戰,即在其本國受到敵國的攻擊,不能不參戰時,亦寧可向國內退卻,再與其敵軍抗戰,而以愛國主義的口號,進行其全民武裝的國民戰爭。列寧在他駁斥「左翼共產主義者」的論爭中,說道:「若想
真正防禦一個國家,就必須徹底準備,和精密測定力量的相互關係,預先知道力量不足時,則向國內退卻,就是最重要的防禦手段。(若有人認為這僅是應用於某種特定場合的公式,那就請他讀一讀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之一,克勞塞維茨關於這個問題的教訓吧!)但是左翼社會主義者中,竟毫未瞭解到力量相互關係底意義。」(註四)他這一段話堙A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他對於「向國內退卻」的防禦戰法,並不認為其僅是應用於某種特定場合的公式;這就是說,他把這種防禦戰法,當做蘇俄指導世界革命戰爭的基本原則。
 (註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六篇,第一章,三頁。
 (註二〕戰爭論第六篇,第七章,六一頁。
 (註三)戰爭論第六篇,第五章,四三至四四頁。
 (註四)列寧全集第十五冊,二六一頁。

第五節 正攻與奇襲的統一

 俄共對於戰術的整體,採取攻擊與防禦統一的原則;而其對於決戰的行動,則以正攻與奇襲的統一〔第266〕為其基本思想。
克勞塞維茨認為攻擊的唯一優點,就是奇襲;不必要的時間消耗,不必要的迂回行動,都是戰鬥力的浪費。(註二)這正攻與奇襲的統一,亦是克氏戰爭思想上的一個基本原則,而亦為馬克斯和列寧所襲取。馬克斯在其「德意志——革命與反革命」中,論群眾暴動,說道:
 「暴動與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其進行要依一定的規律。這規律如被忽視,即有損害於忽視的一方。一經進入暴動的過程,即須以最大的決心來行動,且採取攻勢。每一暴動,守熱即是滅亡。要在敵人的力量分散之時,襲擊你的敵人;準備新的勝利,保持第一個行動所激起的奮發士氣;爭取動搖份子到你這一邊,在你的敵人未能結集其力量來對付你之先,迫使其退卻。」
 一九一七年十月政變的前夕,列寧引用這一段話,主張立即對其敵人襲擊,發起武裝暴動。(註二)一九二三年五月,列寧追述其「十月革命」的教訓,更引用拿破崙的話,就是「要先行接戰,再看情勢的發展。」(註三)由此更可見列寧是怎樣指示俄共來施行奇襲了。
 帝俄時代侵略主義的傳統,是先發制人,襲擊其鄰邦。即如加薩林女皇的時期,一七六七年陸軍侵入克里米亞,一七六八年艦隊襲擊希臘,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及一七九五年三次瓜分波蘭,並對波蘭人肆其屠殺。在尼古拉斯一世的時期,一八二八年侵入土耳其,一八五三年侵入達旦尼爾海峽,一八五四年侵入克里米亞。這些都是帝俄時代先發制人,乘虛蹈隙,肆其襲擊的實例。他這一歷史的傳統思想,當然亦是今日俄共所一手承襲的。

 第267

 蘇俄建軍之初,其戰術思想特別強調攻擊,甚至防禦在其戰術上沒有地位。後來到了一九四二年對德抗戰,纔把防禦列為一種正常的戰鬥方式。但是他們直至今日,其基本信條仍然是「只有在主要的方向,作一個具有決定性的攻擊,纔能制勝。」他在其所謂「永久性的作戰因素」五原則之外,增加一個「暫時因素」,即以「奇襲」為其唯一主要的戰爭原則。
 就純軍事來說,在現代戰爭中,戰術的奇襲,雖然是常用的,而戰略的奇襲要使其有效,幾乎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俄共及其國際共黨,並不期望其對方對於戰爭完全沒有準備,而乘機施行戰術的奇襲。他的企圖,乃是在其對方雖有準備,而他仍然能夠實施戰略的奇襲。所以他實施攻擊之前,其惟一慣用的戰法,就是施用偽裝和詐術,來隱蔽他自己的方法與目的,並轉移敵人的視線和方向,如此則共黨不僅對敵人所未能警覺和準備之處,施行其戰術的奇襲,並且要在敵人有警覺並有準備之時,亦能施行其戰略的奇襲。

 (註一)戰爭論第八篇第九章,一五七至一五八頁。
 (註二)列寧「布爾雪維克能保持國家權力麼?」選集第六冊,二九一至二九二頁。
 (註三)列寧「我們的革命」,選集第六冊,五一二頁。

第六節 戰爭與革命的互變

 馬克斯以及列寧,都襲取克勞塞維茨的兵學和戰術,但克氏從法國革命中,指出其國民戰爭的戰法〔第268〕,反之,馬克斯卻從法國革命中摘取其階級戰爭的教訓。
 但是戰爭與革命,畢竟是互相關聯,互為轉變的。法國革命之後,拿破崙乘法國三千萬國民參加戰爭的威力,對外作戰,造成輝煌的戰績。這就是國內革命醞釀對外戰爭的新方向和新兵術。反之,在第一次世界戰爭中,俄國對外戰爭卻引起了國內革命,乃使布爾雪維克乘機奪取政權。這又是「戰爭為革命的產婆」之實例。總之,無論法國或俄國在當時情勢之下,而其反專制和反封建的革命,是必然發生的。但在革命發展過程中,到底是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或是共產主義暴力鬥爭的成功,那就要看當時各種社會政治勢力的推移和消長,以及其各個政黨的組織、政策、戰略和技術怎樣來決定了。
 自列寧以下,俄共一般領導者對於這一戰爭與革命互為轉變的問題,曆來都是特別敏感,並且全力運用。俄共所堅持的基本原則,就是他對於蘇俄鐵幕以外的國家,期待並促成其相互間的戰爭。因為無論其為「帝國主義戰爭」,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都給予共黨以機會,使其「轉變國際戰爭為內戰」,而奪取政權。所以蘇俄對其本國以外的各種戰爭,指使當地共黨參加,而蘇俄除了其正式紅軍不允參戰以外,其他一切皆予以間接援助和積極鼓勵。但他本國對於國際間各種軍事戰爭,是力
求置身事外,而不願捲入漩渦之中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蘇俄政府與德國簽訂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列寧說道:「消極抵抗,是比一支不能作戰的軍隊,更為有力的武器。」到了一九二年,他對波蘭作戰失敗之後,列寧的國策,對於其共產國際的敵人,要由其各國內部無產階級革命,而不由蘇俄集結軍事力量來擊敗他們。但蘇俄並〔
第269〕非沒有攻擊戰爭的計畫,惟在其最後決戰性的軍事準備沒有完成以前,決不參加任何軍事戰爭,而對其敵國攻擊的方式,只是用政治和心理等各種非軍事的攻擊戰而已(註)
 (註)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在莫斯科,托洛斯基說明列寧的軍事政策,參看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七節九一七至九一八頁。又歐爾主編「現代戰略的諸作家」第十四章,「列寧、托洛斯基、史達林——蘇維埃的戰爭觀念」三二四至三二八頁,亦說明如此。

第七節 戰爭的曲折路線

 如上所述,蘇俄及其共產集團的無限戰爭,乃是攻擊與防禦,軍事與政治,戰守與和平之辯證法的統一,亦即是階級戰爭與國民戰爭,舊民族主義與新殖民地主義的辯證法的統一。這一戰爭的進行,當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曲折的。列寧說:「如果敵人的行動不是一個直線而是曲折的,我們也必須曲折纔能趕上他。」(註一)俄共這一戰爭的曲折路線,可從下列三方面來說明。
 一、俄共對敵作戰,常估計戰爭的形勢,來確定其戰略和戰術。在其所認為「革命高潮」之時,他採取攻勢,實行武裝暴動,或軍事決戰。在其所認為「革命低潮」之時,他採取守勢,甚至於退即或屈服。他們以為「革命不是順著一條直線的、延續的、上升的路線來發展的,而是順?一條曲折的途徑,高漲和低落的潮流」。(註二)
 二、俄共對敵作戰,更常採取間接作戰的方法。他要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心理的戰場上,戰勝敵人,而後與他在軍事戰場上達到其最後決戰的目的。因此,在列寧的戰爭思想上,「最健全的戰〔
第270〕略是遲延戰鬥,最健全的戰術是遲延攻擊,直至對方的士氣衰落,人心動亂,使其決定性的最後一戰,可以施展之時為止。」(註三)他這樣以政治與軍事,和平與戰鬥交互使用的戰法,亦使其戰爭的進展,不是直線,而是曲折的路線。
 三、列寧的迂回戰略,在地域上,更有其最高的典型,就是蘇俄征服世界的路線是從亞洲向歐洲。列寧以為「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經過加爾各答的。」這一迂回戰略,亦使俄共的戰爭,形成其曲折的路線。
 由此可知,俄共自列寧專政以後,莫斯科的戰爭方式,雖有其多次的改變,但實際上都不過是在這一曲折路線上迂回戰略中,著著進行而已。
 (註一)萊迪斯「政治局的作戰典範」三三頁引。
 (註二))史達林「列寧主義」第一冊,二二頁至二二二頁。
 (註三)李德爾哈德所著「迂回戰略」,對列寧的戰爭思想,撮要說明如此。

第八節 一切為了決戰

 克勞塞維茨以為無限戰爭的最後結局,是殲滅敵人的兵力,佔領敵人的國土,並且強制敵人屈從我方的意志。但是要使敵人屈從我方的意志,必須事實上使敵人喪失抵抗力,或使其感受有陷於這種危險的威脅。所以軍事行動常須以解除敵人武裝為目標。(註一)為了達成決戰目的,其所能使用的手段頗多〔第271〕,而最主要者則為戰鬥。所以一切軍事戰鬥動作,皆須從屬於決戰的最高原則之下。如以不流血而期解決戰局的方法,決不能視為保存其戰鬥力的自然手段。如勉強為了保存戰鬥力而避免流血決戰,反將使其軍隊陷於危險的境地,而致完全毀滅。(註二)可以說,無論任何不流血的方法,要想其代替決戰而來解決戰局,那是絕不可能的。
 馬克斯是反人道主義和反和平主義的。他認為未來的社會必須由流血戰爭產生。列寧亦以為共產主義的正確綱領,是「武裝無產階級,來征服和消滅資產階級」。並且相信「沒有一資本主義國家能在蘇俄的手上,逃脫其敗亡的命運。」(註三)一九二八年,史達林導演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在其所通過的「共產國際綱領」中,更明白規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不是意味著依議會的多數,以和平方法獲取現存的資產階級機構,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乃是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權力,摧毀資本主義國家機構,而以無產階級權力代替他。」由此可知俄共及其國際共產組織。從來沒有承認任何和平方法可以代替其「暴力」和「決戰」的原則。
 但是俄共對自由世界進行「無限戰爭」,不是戰爭一經開始,即進入流血決戰的階段,也不是利用政治戰及心理戰來代替決戰,以期獲致最後的勝利。因為在無限戰爭中,休戰的狀態常較接戰的時間為多,而其在休戰狀態中,並不停止其對敵人戰爭的行動。他的一切政治的心理的戰術,主要的作用,全是為了他改變雙方的均勢,即改變其敵人物質的和精神的優勢為劣勢,同時亦即改變他自己物質的和精神的劣勢為優勢,而後進行其流血的決戰。這亦就是俄共必須運用其「和平共存」戰術的主要關鍵之所〔
第272〕在。
 因此,共黨將要對敵決戰,必先施展其和平共存的各種方法,尤其是政治和心理戰。即令其進入決戰階段,他仍然進行其政治心理作戰,來改變雙方的均勢,並隱蔽其決戰的方法和目的。
 (註一)戰爭論第一篇,第一章,第七至八頁。
 (註二)戰爭論第一篇,第二章,第六一至六九頁。
 (註三)列寧對俄共第八次黨大會報告,選集第八冊,第八七頁。

第九節 俄共戰爭思想體系中的基本原則

 蘇俄建軍之初,托洛斯基提出下列四點,作為其戰爭原則,就是(一)國家在其國內政策的基本(階級性的)方向;(二)勞動者國家的國際動向;(三)紅軍在其組織上與國家的關係;(四)紅軍的戰略和戰術的知識。我認為這四個原則,過於抽象,而且與蘇俄現在的軍事本質,不相符合,更不能代表今日俄共的戰爭思想。
 我以為俄共今日的戰爭思想,應就其列寧所謂「打破戰爭的舊規律和舊習慣,創造新的革命軍來代替舊的軍隊,並採用新的戰法」為其目標,而尋繹他所指為新的軍隊和新的戰法,並與其在目前實際上軍事的本質和趨向相適應,乃可綜合為下列四項原則:
 (甲)絕對性即毀滅性的無限戰爭之最後決戰;

 第273

 (乙)總體性的政治與軍事綜合作戰之迂回戰略;
 (丙)階級性的「革命民軍」之全民武裝戰爭;
 (丁)國際性的「世界革命」之終極目標。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戰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後構想及其進行的方略

——和平戰術與備戰計畫之綜合運用

以上所舉的這些事實,就是我們三十年反共鬥爭中,由於痛苦經驗所得的教訓。現在依據我們的經歷,來檢討今日克里姆林宮對自由世界「和平共存」的最後構想。他的構想就是對自由世界繼續加強其和平攻勢和中立戰術,同時又傳播其所謂「阻止戰爭」的反戰運動,而在鐵幕之內積極準備其全面戰爭計畫。這就是他和平戰術與備戰計畫之綜合運用;換句話說,他要用和平攻勢來瓦解世界反侵略陣線,而後以武力突襲來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決戰,達到其共產制度成為世界體系,而由俄共完全統治世界的最後構想。現在要研討其最後決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三種作戰計畫。

第一節 蘇俄「和平共存」構想中的政治作戰計畫

 我們從共產集團在世界各地進行的冷戰行動,以及今年二月俄共二十次大會所表現的一切,可以了〔第274〕解蘇俄今後對自由世界「和平共存」構想中,其政治作戰計畫是什麼?
 (甲)對東南亞及南亞的「和平共存五原則」及其真實意義

     ——我對亞洲非共國家貢獻一頁慚愧的實錄
 蘇俄對自由世界的政治作戰,以亞洲為其重點之所在。這不只是說從東南亞到中東的非共國家,乃是他冷戰的目標,並且因為亞洲民族的向背,將為蘇俄與西方實力對比轉移的主要條件,而亞洲局勢的改變,將為整個世界戰略形勢改變的主要關鍵。因此我們首先要對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在亞洲的政治戰術,加以檢討。
 一九五二年秋季開始,共匪在大陸上宣傳其亞非各民族的文化、經濟,應該有其共同組織,來求得合作互助的必要,從此就繼續不斷的進行這個計畫。後來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南亞洲的五個國家,即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印尼和錫蘭,在哥倫坡開會,決定召開一個亞非會議。同年六月,尼赫魯邀周匪恩來到印度。這個蘇俄的傳聲筒,就在這時候,提出了其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即(甲)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內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存。在周尼的「聯合聲明」中,指明下他們「特別希望在對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中,適用這些原則」,且認為「採納這些原則,將有助於創造一個和平的地區」。這一事件,說明了中共的企圖,就是要拿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做幌子,來參加亞非會議;尤其顯露了中共政治作戰的箭頭,是指向東南亞了。
 到了一九五五年四月,亞非會議在萬隆開會。就在這個會議以前,周匪恩來在仰光,迎候納塞,復〔
第275〕在萬隆,經過他們多次會談,最後公開的宣佈他們同意採取共同行動,來反對殖民地主義,於是更使納塞再進一步的靠攏共產集團,從此就增強了中東局勢的危機。
 從哥倫坡會議到萬隆會議,乃是中立主義的發展過程,而中立主義也就在這一發展過程中,表現其為共產集團政治侵略中新增了一道戰壕。通常所謂「中立」,是一個國家對於交戰的雙方,採取置身事外而無所偏袒的立場。但是萬隆會議顯然不是如此。他在事實上,由於中共之參加,更暴露其中立主義不過是俄共集團的政治侵略的武器,並且在實質上,由於中共對尼赫魯和納塞的特殊勾結,這個會議也就成為共產集團,展開其對東南亞和中東雙管齊下的政治攻勢,建立其一個重要的基地。
 周匪在萬隆會議中,販賣其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之後,北平共匪就在這五原則的口號之下,向東南亞及南亞進行其政治侵略。他支持越盟,準備其侵犯越南的軍事行動。同時對中南半島的核心地區之高棉與寮國,於國際社會不加註意之中,一面積極施展其中立戰術,一面主使其共黨進行滲透顛覆活動,以代替其武裝侵略而使其迂回間接「和平轉變」為附庸。他對南亞,製造尼泊爾的變亂,並加強其印度與錫蘭的關係,供其利用。我們在此應該指出萬隆這個亞非會議,俄共雖未便親自參加,但其在亞非集團中,所發生的政治作用,可說是完全達到了他預期的目標。
 現在要說共匪所提「和平共存」五原則意義及其真相所在。我首先指出一個事實,就是在俄共與我們中國「和平共存」的三十年中,這五個原則,豈不都是俄共對我中國政府,自一九一八年七月俄共對華第一次友好宣言,中經一九三九年八月中蘇互不侵犯協定,乃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第276〕歷次所訂各種協定及其宣言之中,每一條都有很詳明的規定麼?而且他還是對世界再三聲明,向其盟友美國鄭重保證的,試問其現在到底如何呢?
 今年二月,赫魯雪夫對俄共大會的報告中,更在中共這一貨色上,再加一條俄式的商標,要向自由世界大量的推銷。赫魯雪夫說:「這和平共存五原則」「提供下在目前局勢下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最好方式。為什麼不使這些原則,成為全世界所有地區的所有國家之間的和平關係的基礎呢?假如所有國家都接受這五項原則,那將是符合各國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的。」在赫酋這段話之中,更是證明這「和平共存五原則」,乃是共產集團由俄共領導的一個整套的陰謀。而且赫酋把「國家」
和「人民」分為兩段來說,更是在其中間藏著不少意義。他對亞洲自由國家說:你的「國家」如果接受中共的和平五原則,那將符合你的「人民」的要求。我們從這奡N可知道他所說的「人民」的意義何在。這堶惕迂a?其「和平轉變」的政治戰術中的重大步驟。
 我們亞洲各自由國家,如果相信中共「互尊主權」、「互不干涉內政」,乃至「平等互惠的通商」等項甘言蜜語,而與他共產集團「和平共存」的話,那必須警悟他中共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在形式上是對你「國家」現在的政府所提供的諾言,而在實質上,他卻是對你國內的共黨,即赫魯雪夫所指為「人民」者,所給予的鼓勵,你國內的「人民」——共黨,這樣就可在中共為俄共間接支持與策應之下,發展他的勢力,製造政變,來掠取你的政權,到了那個「和平轉變」的時候,你總會發現中共「不乾涉內政」和「尊重主權」的甘言蜜語,不過是對你現在政府的一包糖衣毒藥。並且,到了你國內共黨滲〔
第277〕透顛覆的政變已告成功時,而你國家的政權轉入共黨即其所謂「人民」的掌握之後,你的國家巳經淪為蘇俄的附庸,還有什麼「主權」、「內政」和「平等互惠的通商」之可言?這就是說,到了他這個「和平共存五原則」實行的時候,亦就是你們國家變成了蘇俄附庸的時候,這就是中共所說「和平共存五原則」真正的意義和內容,其結果就是你無代價的斷送了你的國家。這是三十年來,蘇俄對我們中國的政策及其行動方式,也是今日俄共與中共以及東歐等附庸各國,成為彼此一家,整體不可分的關係,一個最好的說明。
 當一九一八年的時代,俄共對我中國宣佈放棄其一切特權的第一次友好宣言之後,他與當時中國北京政府交涉,長期拖延,毫無實際放棄什麼特權的跡象,就引起了一般民眾懷疑其放棄一切特權的真實性。但是他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說,這放棄特權的交涉,必須等待你們國民黨推翻了現在北京軍閥政權,統一中國以後,纔得實現。不料到了我們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且與他復交以後,他不僅對這些諾言,尤其與中東鐵路有關的協定,不如約如期的實行交還我政府,而且竟將此鐵路出賣給偽滿洲國。及至
我們與他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之後,他又與偽滿洲國訂立勘界協定。甚至第二次大戰後訂立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他對約內所有條款,不僅概不履行,而且立即撕毀,居然公然發動其違約背盟製造其在中國第五縱隊共匪全面叛亂的侵略行動了。我以為這一個現實的歷史教訓,不僅是現在亞洲的非共國家,對於共產集團所提「和平共存五原則」的意義,應該徹底了解,而且世界各國的非共政黨,亦更應該特別警覺,慎重研究,望勿再蹈我們中國大陸受俄共「和平共存」的覆轍。
 
第278

       (乙)中東的中立主義及其前途
 俄共於中共盤踞中國大陸之後,乃一方面由他本身從遠東向南亞中東及非洲迂回,另一方面他以中共為其經紀代理人向太平洋東進和南進。今先說明俄共以中東為中心之政治迂回戰。
 他對中東與非洲,以「反殖民地主義」的口號,使各地共黨與民族主義的勢力互相結合,以展開其中立運動。而其所護植的中立主義份子,就是南斯拉夫的狄托、印度的尼赫魯和埃及的納塞等領袖們。今後他必將更協助其中立集團勢力之加強,予以積極的鼓勵,務使他們能安心中立,而且仍將使他南斯拉夫的狄托扮演其重要的腳色。至於這些中立份子,亦以為其中立各國有其廣大勢力,不祇不怕俄共陰謀或暴力之威脅或侵略,並且儘可在東西兩集團中間騎牆觀望,唯利是圖,沉醉在其「中立」與「獨立
」的幻夢之中。而俄共就在這樣中立戰術運用之中,一面施展其各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法則,操縱他們,分化他們,而一面又在其中立各國內部,利用其接觸和協助的關係,發展其共黨滲透和顛覆的陰謀,不僅要使他們個別的孤立,而且必使他們自動的崩潰。到那時候,俄共就將更進一步,鼓勵他們與其國內共黨,組織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自然而然的踏上其和平轉變的道路。而這些中立集團的中立份子,到那時候雖欲其不為中共朱毛與東歐各國之續,而成為蘇俄附庸,亦不可得了。他們那媟Q到今日俄共的中立戰術,就是要他們最後和平轉變為其附庸的香餌。
 莫斯科為了施展這一中立戰術,除了俄共自己的笑臉攻勢和旅行外交之外,更須製造其經紀代理人為其間接的進行政治戰。原來過去這一年間,南斯拉夫的狄托,就是他們在中東和東南歐代理人的理想〔
第279〕人物,但是他這一?現在似乎是失敗了。而且今後狄托是否仍歸俄共懷抱,亦將成為問題。不過狄托今後即使重回俄共的懷抱,為其中立戰術的工具,那他亦決不能如毛澤東那樣任其俄共指使,為所欲為了。我以為狄托主義的刀口是兩面的。而赫魯雪夫或其他俄酋如仍欲利用狄托,也更要冒?絕大的危險。赫魯雪夫在過去一年間,所以利用狄托中立主義的招牌,就是要他在共產集團之內高唱「民族獨立」的口號,一面固然是為要緩和附庸各國反俄抗暴的革命情緒,而其另一方面更是為使他可以欺騙鐵幕以外的非共國家,拉攏中東的民族主義,來排除西方勢力於中東之外。但是狄托的「民族獨立」的共產主義如弄假成真,則東歐附庸都要反抗俄共的統制,而建立他狄托為中心的共產聯盟,以代替今日俄共領導的地位,這樣東歐鐵幕的瓦解,也就是蘇俄本身的安全直接受到致命的打擊。所以赫魯雪夫如沒有控制狄托的把握,就不敢放手再利用狄托安撫其東歐附庸的任務,否則狄托如將其「民族獨立」的共產主義果然實現,那不僅是赫魯雪夫個人的權力就要崩潰,而且俄共整個的生命,亦將不可挽救。但是今後狄托的命運,亦將臨於危亡的邊緣。
現在狄托也許自以為他這七年來反俄鬥爭的結果,獲得了重大的勝利,那堛器D他這一勝利,就是過去在其對俄共破裂,與他斷絕關係的政策上得來的。今後他如仍舊歸還俄共的懷抱,只要予俄共以「彼此一家」的機會,那無論其東歐與中東的形勢如何變化和發展,而他俄共對南國,外部的壓力與內部的滲透和顛覆,必比其對印度和埃及的政權,更加積極和尖銳。誰都看得出他狄托今後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再與俄共破裂絕緣,精誠的加入西方反侵略的陣營,徹底改變其中立的立場,這是他惟一光明〔
第280〕的前途;第二條路就是完全「一面倒」向俄共,與中共一樣接受莫斯科的指揮,再替俄共重做欺騙自由世界的工具。這樣,他的政權生命,仍操在俄共手中,而且自由世界亦不會再相信他了,這是他自投羅網的一條絕路,除此以外,他再不會有第三條路可走了。
           (丙)對歐洲的統一戰線
 俄共對歐洲的鬥爭方式,我將於本章第三節另有說明。本節只指出其蘇俄最近的企圖和行動上,所應加以注意的一點而已。今日俄共對於北歐,特別是丹麥和冰島,企圖促使其中立化,以打開他大西洋北方的門戶。這是我們所應特別注視的。惟他對於鐵幕以外的西歐各國和對中東非洲的政治作戰,是互相聯繫的,而且是兩重的。就是第一間接利用其中立主義者鼓勵「民族獨立」,挑起中東和非洲反舊殖民地主義的民族鬥爭,迫使西歐各國不能不退出中東和非洲。第二他直接指使西歐各國的共黨,使其與
各國社會黨結成統一戰線,並經由議會政治,以控制其政府及政策。第一步使其外交轉向中立化,最後使其「和平轉變」,靠攏共產集團。
      (丁)對美洲的顛覆工作與孤立戰術
 現在再就中共在共產集團對太平洋區域的政治作戰中,所扮演的角色,略加分析。

 俄共從莫斯科到華盛頓,是有三條路線。第一條是通過北冰洋,直達北美。第二條由北太平洋經白令海峽而達北美,這是他蘇俄對北美直接作戰,實行奇襲的路線,但這兩條路線非到他對美最後軍事決戰的階段,是不會使用,而且現階段中,他亦無法使用的。
 
第281

 第三條路線是通過西南太平洋而轉到中南美洲。如果在軍事作戰上說,那他必要先瓦解西太平洋的鏈島防線,纔能進入中太平洋;又必須瓦解東南亞聯盟,纔能進入南太平洋,而達到中南美洲。本節對此有關軍事作戰問題,不擬多作詳述。今日只就其在政治作戰的路線一點上,加以說明,就是現在俄共對美洲的政治作戰計畫,是以其北平匪偽組織毛澤東為其經紀代理人,而間接的對北美作政治的進攻,且其所採取的戰術是二方面的。
 第一方面,中共的正面攻擊,就是直接對美國進行和平談判。這一和平談判,對美國內部,可以助長美共及其同路人「改變美國對中共政策」的運動,且其對南亞與中東,亦可以鼓勵國際姑息主義與中立主義的聲勢。
 第二方面,中共的迂回路線的進攻,就是他經中南美而轉入北美的一條路線。這更是他對西半球的政治作戰的重點之所在。今日我們必須特為警覺的一個事實,就是中共開始對中南美進行其和平攻勢與貿易政策。正如其俄共本身直接的對中東和非洲的政治滲透,而間接的就是他對歐洲迂回作戰一樣,中共對中南美的政治攻勢,亦就是他俄共對美國的迂回作戰。正如俄共煽動中東的變亂,即可使西歐國家不能不放棄亞洲而退保歐非,最後又不能不撤出非洲而退守其本國完全陷於孤立的境域。而其中共對中
南美的戰略,亦是如此。如其不能使中南美各國的反美運動連續發生變亂,普遍蔓延而動盪不定,則西半球安全無恙,他即無法迫使美國退出亞洲。所以俄共心目之中,由北平經東南亞繞道太平洋,向中南美全面發展,乃是俄共在其政治作戰上從莫斯科到達華盛頓的一條最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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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共產主義對中南美的滲透和顛覆工作,並不是中共本身所能進行的,在實際上中共毛澤東不過為其經紀代理人而已,為什麼俄共要指使中共在中南美做他的開路先鋒,明目張膽向中南美這個區域全面進行其政治攻勢呢?這是因為中南美各國對俄共的陰謀已有了相當戒心,所以他必須中共為其經紀代理人,加以掩護,而與他自己對歐非的擴張行動,互為策應,以增加其共產主義發展的速度。並且,中南美各國之中,如其對中共的政策,發生變動,則美共的同路人更可藉口來推動「美國改變其對中共政策」的運動了。率直的說:美國對中共政策之改變,其真實意義,就是要美國從亞洲退回美洲。而中共今日的企圖就是從中南美製造其迫使美國退出亞洲的動力。現在的問題,就是非洲與中南美兩大洲共產主義的政治滲透和武裝變亂,其進行和發展的速度如何,就可決定其赤化非洲和赤化美洲的時間誰先誰後了。
 最後要特別指出,俄共對於北大西洋公約和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的瓦解和破壞工作,在歐洲以西德為其焦點,在東亞以日本為其焦點。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世界反侵略鬥爭最大的成就,即是西德參加北大西洋公約,與盟國對日和約的訂立。因而俄共對於德日兩國,不祇要阻止和破壞其重整軍備的工作,並且要威迫利誘,達到其中立化的目的。
        (戊)俄共統制世界的里程
 俄共從莫斯科經由這三條路線到達華盛頓,亦即是從「和平共存」到最後決戰的過程,民主集團對於這一迂回路線和遲延決戰的戰略,以及他在這「和平共存」的時間之內的政治作戰計畫,如不能深切〔
第283〕警覺,採取對策,那就是坐視世界形勢一天一天朝?他俄共預期的方向和時間來轉變,亦就是聽任他統制世界的最後構想,依其預定的計畫來實現罷了。總之,今日俄共對這一「和平共存」的整個政治作戰計畫,其對歐亞兩洲的部署工作,經過這十年的時間,已有了相當的基礎,可以說是其第一階段計畫,已告一段落。今後只要等待其全球整個時間表之配合,自不難一舉成功。至於他目前第二階段的基本工作,正是他在非洲與中南美洲同時並進的時期。只要這第二階段的計畫亦能如第一階段十年中,順利進行,則其第二個十年之後,就可進入其第三階段最後統制世界的里程了。不過我以為只要民主集團,今日能夠針對俄共內部的危機,把握其世界戰略的關鍵,從遠東解除中東的危局,並從東亞大陸捍衛太平洋的安全,則俄共的時間表上所預定的整個計畫,必將全部粉碎。
 我在下節中,再就俄共「和平共存」最後構想中的戰爭經濟計畫和軍事作戰計畫,加以探討。

第二節 蘇俄「和平共存」構想中的戰爭經濟計畫

    (甲)俄帝和中共的戰爭經濟計畫的三個特點
 莫斯科積極備戰的工作,可從俄共二十次黨大會所通過的第六個五年計畫,及中共去年發表的第一個五年計畫中,表現得再明顯亦沒有了。中共的計畫固然是在俄共計畫之前訂立的,但到了去年年底,俄共計畫提出以後,中共立即加緊改正,追隨其後。最顯明的,就是去年七月,中共剛才決定了「農業生產合作化」的綱領,而今年一月又拿出一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要「在一九五七年或者一九五八年〔
第284〕,基本上完成其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的任務」。而其所謂「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就是俄式的集體農場。接著就是今年四月,米高揚來到北平,使中共立下契押,在蘇俄控制之下,加緊其一百五十六種工業的進行,和阿、迪、蘭鐵路的建築。這兩件事,就是中共追隨俄帝的戰爭計畫而力求其配合的實例。現在我要略舉俄帝與中共相互配合的戰爭經濟計畫的特點,亦就是我們所應特別注意的幾點:
 第一個特點是他積極開拓亞洲心臟部的基地。蘇俄在他本國集中力量開發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地區。而其附庸中共亦以東北的工業基礎,積極擴大生產,而以其餘力支援西北和西南的工業發展,並以其東南的工業轉移西北,建設西北的新工業地區。綜合俄共與中共兩個計畫來看,莫斯科的企圖,是要在一九六年以前,在亞洲心臟部完成其戰爭經濟的基地建設。這樣他以為從此就可以不怕核子武器的攻擊,而在歐亞大陸上,能對民主國家作持久的戰爭。
 第二個特點是他繼續加緊發展其軍事工業。在數量方面,蘇俄本國預定一九六年,鋼鐵產量達到一九五五年美國產量三分之二;煤產量趕上一九五五年美國的產量;電力產量要趕上美國。只是石油還趕不上美國,他當然期待著中東區域美英二國經營的油田,作為他後備的力量。至於中共的工業是以鋼鐵、電力、機器製造、燃料、有色金屬及基本化學工業為重點,來配合蘇俄作戰的需要。

 在地域方面,蘇俄新建的重工業、發電站和鐵路,都?重西伯利亞地區。例如煤,主要的地點將為庫茨涅茨克煤區、卡拉干達煤區和其他「東部」的煤區。又如石油,主要的地點將為烏拉爾與伏爾加河流域的油礦。水電站的主要地點,將為安加拉河上的布拉茨克水電站與葉尼塞河上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第285〕水電站。並以這兩個水電站與庫茲巴斯、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等地的火力發電,結成一個統一的動力系統。
 蘇俄的原子能工業,亦將以西伯利亞與中國西北部為其主要基地。他現有的原子能工廠是在貝加爾湖西端的史流狄安卡。今後新的原子能工廠,也就是在中國西北部新疆省連接他西伯利亞統一的動力系統所在的地區。
 第三個特點是加緊發展戰略交通線,建築鐵路和公路。莫斯科為了連結西伯利亞及中國西北與華北兩大地區的戰爭經濟基地,加緊驅策中共趕修阿克斗卡、迪化、蘭州鐵路,和烏蘭烏得、庫倫、集寧鐵路,後者現在已經通車,前者亦將於一九五八年完成。同時中共已經建築了西康打箭爐直通拉薩的康藏公路,以及甘肅河口經青海西寧黑河到拉薩的青藏公路,又建築了聯絡青藏兩條幹路的西寧到玉樹公路。
 蘇俄企圖從此嚴密控制亞洲心臟部,並使其勢力從阿克斗卡,經過中國西北部的新疆,橫貫我中國大陸,而直達大平洋西岸的青島、海州與上海各港口;並從貝加爾湖,經過庫倫,縱貫我中國大陸,而直達南海岸的廈門、廣州、欽州各港口。莫斯科侵略主義者自以為到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亞洲大陸心臟部的戰爭準備計畫完成以後,他就有充分實力支持全面的世界大戰,亦就可實現其世界革命的最後構想了。
  (乙)俄帝和中共戰爭經濟計畫的成敗關鍵,計有四個因素
 俄共和中共這一戰爭經濟計畫,今後能否順利的推進,或中途遭遇阻礙而不能不加修正和變更,甚〔
第286〕至根本失敗呢?我以為他們這「五年計畫」的成敗,完全要取決於以下四個因素。
 第一是對農民的剝削。從史達林的五個五年計畫,到赫魯雪夫的第六個五年計畫,都是以重工業與集體農場為其中心。換句話說,他們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是在農村人口的血汗之上,建設其以重工業為基礎的作戰機構。在這種計畫之下,農民終年耕作,不得一飽,而其所生產的糧食和原料,配給其軍政人員,配給其工業機關,並配給其都市人口;而農民從都市所得的輕工業品,不能維持其最低生活,且不足以供應其農場的再生產。農民不堪其過重的剝削,工作興趣只有低落,工作效率更是減退,而其結果就是農業減產,饑荒頻仍,造成其整個經濟體系的根本危機。這是他第一個失敗的因素,如其不能徹底改善或轉移,那他這經濟戰爭計畫最後必然失敗,即使其中途有所修正或變更,亦是無法挽救的。
 第二是對其附庸的榨壓。在俄共的五年計畫之下,蘇俄的經濟組織,對於他本國一般人民是一具吸血器,同時對於其附庸更是一具榨油機。他榨壓其附庸,不能滿足其需要,只有加重剝削其人民。他對於本國人民的剝削,如長此以往,必然激起其抗暴運動。他對於附庸的榨壓,若繼續不已,更將激起其附庸的民族運動。這一事態演進的結果,就是附庸國家的獨立運動及其本國農民的抗暴運動,結成其內外呼應的革命運動的潮流。這個革命潮流,如他不能挽回,那就是他戰爭經濟計畫必然失敗的第二個因素。
 第三是對新殖民地的奪取和劫掠。俄共的戰爭經濟計畫,必須剝削其農民,更必須榨壓其附庸。到了他的附庸的財富和資源已至榨無可榨的程度,又必須繼續對外侵略,擴張新殖民地以供其劫掠。但他〔
第287〕對外繼續擴張侵略,最後必激起世界戰爭。如其不敢冒大戰的危險而停止其侵略,那就要招致其內部恐慌和絕望的革命危機。這是他戰爭經濟計畫必然失敗的第三個因素。
 第四是對自由世界的貿易。俄帝及其中共,為了實現其戰爭經濟計畫,雖力求建立其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但在其自然資源及其工業水準不足之處,對於特殊物資的需要,仍不能不依賴鐵幕外的貿易來維持和發展。所以俄共雖絕對壟斷其附庸的經濟,卻不能斷絕其對自由世界的貿易。但在俄共的戰爭思想中,貿易不是和平的通商,而是戰爭的繼續,不過是戰爭的另一方式而已。尤其是在他對外軍事侵略為反侵略勢力所阻截,一時無法取得新殖民地來供其榨取,而不能不以對外貿易來獲致其戰爭經濟計畫
所必要的物資,他們的對外貿易更顯出其戰爭的色彩。
 在中共侵韓戰爭的期間,聯合國通過了戰略物資禁運案,這對於中共當時的戰爭經濟及此後五年計畫的進行,當然是嚴重的打擊。所以最近三年來,他不斷的以貿易為釣餌,同時以國際中立主義者為說客,誘致那些夢想與中共通商的國家,破壞這禁運的限制。這一禁運的聯合國決議如果為其所破壞,那亦就是他經濟計畫起死回生的一個轉機。
 中共這對自由世界的貿易戰,不僅是為了解除他戰爭經濟計畫所遭遇的難關,並且是為了執行俄共「和平共存」的政治作戰計畫,協同俄共及其他附庸,把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影響,排斥於東南亞至北非這一廣大的「和平區域」之外。只要自由世界各國對於其戰爭經濟計畫成敗所繫的第四個因素,能夠徹底了解,並對於共產集團的貿易攻勢所包含的戰爭本質及其政治毒素,能夠提高警覺,而予以防制〔
第288〕;同時對於戰略物資禁運案所加於中共侵略者之打擊,能夠繼續執行,而不使其破壞,那就可以加速共產集團的戰爭經濟計畫的失敗,而增進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了。

第三節 蘇俄「和平共存」構想中的軍事

   作戰計畫及其一般形勢的分析

     (甲)俄帝世界革命戰爭的最後根據地
 今日若只就東半球的形勢而言,即可在上節所述中,斷定蘇俄第六個五年計畫,是以建設亞洲心臟部為其重點。具體一些說,蘇俄的企圖,是要建設烏拉山以東,貝加爾湖以西,帕米爾高原以北這中俄邊境上三角地區的根據地,這三角地區亦就是他控制歐亞大陸,而對西方作戰的最後根據地。同時又由如上節所述的鐵道線,以新西伯利亞站至伊爾庫斯克的鐵路為骨幹,經阿、迪、蘭鐵路與烏、庫、集鐵路,而控制整個的中國大陸,即從新疆至西藏,從蒙古至華北,從西北至西南,再從中國的西南控制東南亞洲,使這個東亞地區成為他戰略物資和人力補給的策源地。如果蘇俄真能穩定他這樣一個廣大而深厚的策源地,完成他這第六個五年計畫的建設工作,他就可如列寧往日所說「西方國家在亞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和資源」,今日乃即為其蘇俄取而代之了。而他亦即能由此達成其「世界革命」和「統制全球」的目的。
      (乙)俄帝在東半球的三個戰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雖已進入了空權時代,但是蘇俄為了對抗民主集團的海空優勢,乃力求〔
第289〕造成其陸空優勢,企圖從大陸控制海洋。故蘇俄今日對西方的基本戰略,仍不脫離其大陸決戰,以陸戰為第一之陸權的傳統觀念。今後蘇俄的世界戰略,其重點還是要從以上所說的亞洲心臟部最後根據地,向?三個戰場,就是歐洲戰場、中東戰場和遠東戰場,策劃作戰。他對於這三個戰場的關係及其特點可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歐洲戰場
 西歐戰場當然是東西二方都認定其為是惟一的主戰場,但是西歐各國擁有高度的科學,進步的工業,繁密的交通,和人口集中的大都市。每一個國家雖沒有足以自給的經濟和自衛的武力,只要他們聯合起來,仍然是世界反侵略運動中的一支強大勢力。現在北大西洋公約已經是把他們聯合起來了,所以蘇俄決不敢輕易啟釁的。但是蘇俄利用他們中間,紛歧的經濟利益,和各國內部的社會矛盾,來挑撥其相互之間的猜忌,並離間他們對美國的合作。換句話說,今日莫斯科對於歐洲戰場的惟一鬥爭方式,是在
「和平共存」的口號之下,施展其威脅利誘的中立政治戰術,使西歐各國趨向於中立化,而脫離美國的關係。
 第二、中東戰場
 從南斯拉夫和希臘以東,經埃及阿拉伯各國至印度,乃是蘇俄今日政治作戰施展其中立戰術的重要戰場。在這一從東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廣大區域之中,文化上的特徵是回教。其地理上的特徵是依旁著地中海、黑海加波斯灣,乃至印度洋西北部的幾個山嶺沙漠地帶。而在這個崎嶇和荒漠的地帶堙A可是散〔
第290〕佈著世界上主要的油田。
 蘇俄對於這一連結地中海與印度洋的廣大地區,斷乎不會停止其侵略,而且是正在積極進取,志在必得的。這不僅因為中東是歐、亞、非三洲的橋樑,也不僅因為中東是世界主要油田的所在,尤其因為蘇俄將來對西方國家作最後決戰,而中東如仍為反侵略戰線之一環,則蘇俄西進歐洲,西方國家即可從中東襲擊他的左翼;如果他東進太平洋,西方國家亦可從中東襲擊他的右翼。倘如西方國家在中東對蘇俄採取攻勢,更可從此截斷他歐俄與亞洲心臟部的交通,而使蘇俄東西南面的作戰,陷入絕境。亦可以說這一地帶,真是蘇俄主要的生命線,所以蘇俄為了他將來的最後決戰,必先對這一地帶,第一步竭其全力,施展其「和平共存」和「中立路線」的政治戰術,將西方勢力驅遂於中東之外,而由其蘇俄完全控制這個地區。
 第三、遠東戰場
 前面說過,三十年來,蘇俄侵略主義第一個目標就是我們中國。大陸的淪陷,雖使蘇俄完全控制了亞洲的心臟部,且已將其侵略戰線推進到西太平洋與東南亞地區,但是我們中國反共抗俄戰爭,至今仍在全面進展,而且大陸上的反共怒潮,更是日日高漲,有增無已。俄共侵華的陰謀,本來預期其先能徹底解決中華民國,而後統制整個東方民族,以建立其統制世界的基礎。可是他這個野心,並沒有像其所預期那樣達到目的。現在不僅是我們中華民國仍在自己領土之上,屹立不搖的站在亞洲反共抗俄的前衛,百折不回的向他俄共作殊死的奮鬥,最後終將予他以致命的打擊,而且韓國與越南亦為其民族獨立自〔
第291〕由,始終如一的對俄共傀儡,正在積極的繼續鬥爭。但是遠東戰場與歐洲及中東戰場皆有其完全不同的三個特點。
 一、蘇俄如對西方國家在歐洲作戰,當然就是蘇俄本身直接作戰,亦就是熱核子戰爭。但遠東戰場乃是由中共匪軍間接為蘇俄擔負作戰的任務,而不是蘇俄本國直接作戰的戰場。
 二、遠東戰場又與中東不同。中東戰場與歐洲戰場,無論在地理與軍事上,都有連帶關係,故中東的戰爭,自亦為西方國家對他蘇俄本土作戰,當然亦是使用熱核子武器的全面戰爭。反之,遠東戰爭的主流,乃是我們東方反共各民族對蘇俄傀儡——中韓越的共匪極權暴力,作民族革命的解放戰爭,而對其蘇俄本土,並不發生直接的關係。
 三、西方國家直接對蘇俄作戰,無論在歐洲或中東戰場,都要遭遇民族主義的難題。反之,我們東方反共各民族對其共匪作戰,乃是其各被侵略民族對於蘇俄侵略者的各傀儡工具作戰,亦即是東方各民族為肅清其本國漢奸賣國賊而作戰。尤其是東方第一號漢奸賣國賊——中共的崩潰,更可使亞洲各民族都能免於侵略的威脅,而重獲其普遍安全與永久的和平。
 我們在三十年反共鬥爭的經驗中,更知道俄共與中共的關係,至少有下列二個特點:
 (子)各國共產黨的一切手段,無論是軍事的或非軍事的,都是為了他本身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但各國共產黨的一切努力,其最後又都是為了維護其共產主義祖國——蘇俄的政權為第一,即使犧牲其本身,亦所不惜。這是共產附庸政權,效忠蘇俄,認為是他天經地義的職責,中共匪黨更是如此。所以〔
第292〕我們斷定,不僅中共不能脫離俄共的控制,而且到了中共潰敗的時候,俄共為了他保存本身的實力和安全,而以中共為其犧牲品。這是俄共三十年來對中共的慣例,乃是歷歷可數的。(註一)
 (丑)蘇俄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只認得實力,而不知其他。他有力量時,必然乘機侵略,他受打擊時,亦可退卻求和。只要我們反共的陣營團結堅強,使他覺悟其作戰必歸失敗,他就會退卻而放棄其侵略戰爭,再不敢對自由世界作挑戰的姿態。(註二)因此,反侵略集團對共產集團的實力政策,決不會召致全面戰爭的危險。反之,只有姑息政策,纔足以鼓勵其附庸,替蘇俄作不斷擴張的侵略戰爭。
 今日俄共自誇他已經控制了歐亞大陸八億人口,建立亞洲心臟部為其全面戰爭的基地,並且自誇他到了最後決戰時期,即能在熱核子戰爭中獲得勝利。但是他一切的一切,最後仍取決於一個事實,就是他們列寧所指的即在這「東方絕大多數人口」之中。我們中國大陸現在至少還留存?四億五千萬人口,這是一個東方民族獨立自由戰爭的主力。所以中共在東方的成敗,對於整個蘇俄集團侵略主義的成敗,實有其決定的影響。
 我們再綜合這三個戰場來看,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蘇俄對西方決戰的後方基地,乃在於中國大陸及其亞洲心臟部。而今日中共就是為他主子俄共,擔負這保衛後方基地作戰的任務。換言之,中共就是為俄共所豢養調教而看守俄共後門的一隻家犬。我們民主國家如果讓他這一後方基地順利建設,且日漸強固,那將使蘇俄在未來的全面戰爭中,就可立於不敗之地。
 今日世界反侵略集團,如以東方中、韓、越等各國的民族革命戰爭為前衛,能在精神道義與物質經〔
第293〕濟支持他們,使其能夠自動的解放其各國被俄共奴役的同胞,而對守衛蘇俄後門的家犬——中共,一致反擊,那就是對蘇俄的後方根據地及其戰略物資的策源地,加以間接威脅和根本解決,使蘇俄的西進或南進的野心,亦都受到牽制,這樣他自不敢發動大戰。而阻止蘇俄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方策,亦自在其中了。故今日如欲消弭世界大戰的來臨,必先防制蘇俄最後根據地之建立與完成。否則無異於養虎自噬,聽候蘇俄統制世界、奴役人類之禍至無日,殊非吾人防患未然之道。
      (丙)俄帝軍事作戰的四個方式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研究的一個問題,就是東方反共民族對中共的戰爭是否引起世界大戰,使西方國家捲入大戰的漩渦?我們要對這一問題,提出確切的答案,必先就俄共對於一個自由國家或地區,要使用武力作戰時,所採取的各種方式。
 第一個方式是他對一個自由國家的內部,製造「內戰」來達成其征服的目的。俄共為了侵略一個自由國家,乃在這個國家之內,組織其共黨支部為其第五縱隊。他這一第五縱隊的滲透和顛覆工作,最後的一步就是以武裝暴動來實行政變。如果這個國家的政府使用武力來抵制他,因而引起戰事,那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就向全世界大肆宣傳,說這個國家發生了「內戰」。其實這一戰事在本質上就是蘇俄的侵略戰。他這侵略戰乃採取「內戰」的方式,於是俄共就可以對這個自由國家,兵不血刃的實行吞併,而不引起世界大戰。
 第二個方式是他對一個自由地區,製造國際戰爭,而俄共自居於中立地位來坐收漁人之利。他這一〔
第294〕方式,對於舊殖民地國家反對西方國家的運動中,最為有效。俄共利用這一反西方殖民地主義的民族戰爭,間接的打擊西方國家,而直接的施展其滲透、操縱和顛覆的手段,最後且轉變這民族戰爭為階級戰
爭,來奪取這個國家的政權。於是俄共亦就將這個國家關進共產主義鐵幕而不引起世界大戰。
 第三個方式就是他冒用「志願軍」的名義,派遣其正規紅軍進入一個自由國家作戰。這所謂「志願軍」,由中共的武裝部隊侵入韓國作戰,開一惡例。就這一實例來說:中共所謂「志願軍」,又有四個特點:其一是中共侵韓的部隊,都是其正規部隊,乃由他中共直接指揮作戰;其二是中共侵韓部隊,不僅不受北韓共軍轄制,並且轉而統制北韓共軍歸其指揮;其三在韓國休戰談判進行時,中共派遣代表參加談判,並且在協定上簽字,這乃是中共自己明白承認其所謂「志願軍」就是他中共偽組織所直轄的正
規軍;其四,中共侵韓部隊,在休戰協定簽訂之後,至今繼續佔領北韓地區。這些特點,說明了共產集團所謂「志願軍」就是他的正規紅軍;而其以「志願軍」作戰,不過是他侵略戰的一個方式,並且是他直接作戰的一個方式。
 第四個方式纔是他派遣其正規紅軍直接出國作戰。這一方式是違反他俄共指導世界革命戰略的最高原則,亦是俄共傳統的戰爭思想所不許可,而乃極力避免其使用的。因為俄共直接作戰,至少發生不利於他自己的兩個結果:其一就是他的直接侵略戰必將引起世界大戰;其二就是他的直接侵略戰必將引起那被侵略者的民族戰爭。所以我在本書中屢次指出俄共在其對自由世界最後決戰的準備未能完成以前,決不肯且絕不敢採取這一直接作戰的方式。

 第295

 我們從以上的分析,達到這樣的結論:自由世界要阻止俄共的侵略,並消除世界大戰的危機,其唯一的方法就是杜絕俄共利用任何方式來間接作戰,以及其冒用所謂「志願軍」的名義來直接作戰。自由世界應該明白認定兩點:(一)任何一個自由國家之內,只要是共黨發動的戰爭,就不應視為「內戰」,而應視為國際戰爭。(二)任何一個地區,只要有蘇俄的部隊參加戰爭,即令其使用「志願軍」或其他任何名義,皆應視為蘇俄正式軍隊。我們深信聯合國如能確認這個原則,使俄共不能施用任何偽裝和
詐術,假借任何名義和口號,來掩蔽其軍事侵略行動,如此方能阻止俄共的侵略,並消除世界大戰的危機。
  (丁)侵略勢力與反侵略勢力之間的一個決勝的因素

   ——共產鐵幕之內的民眾革命與亞洲民族獨立運動
 我們若更深進一層來看,蘇俄集團對民主國家作戰,不僅是在上述三個戰場上決定其勝敗。而且存在侵略勢力與反侵略勢力之間,為其兩者勝敗決定因素的,就是共產鐵幕之內,廣大民眾反共革命的力量,與亞洲民族的獨立自由的力量。誰能取得這個力量的信任和支持,誰就得到最後的勝利和成功。西方國家如被迫而在歐洲與中東戰場直接對蘇俄本土作戰,那莫斯科一方面還可以激起俄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即其在第二次大戰時,對德國作戰的所謂「愛國戰爭」來抵抗他;另一方面,他在中東亦可利用亞
洲民族的反殖民地主義運動來牽制他。如此則這一鐵幕中的革命力量和亞洲民族的力量,就不能參加反侵略陣線,反而為侵略者所利用。這一條是導入世界大戰,而且勝敗之數未可預卜的道路。反之,如果〔
第296〕我們東方反共各民族,能得到世界反侵略陣線精神與物質的支持,而向東亞各共產附庸國,並以大陸中共為中心目標,共同反擊,那麼這一遠東戰場上的戰爭就是民族自由戰爭,也是民主革命戰爭。這個民族戰爭,自將喚起全亞洲獨立自由的民族違動;而這個革命戰爭,更能激起鐵幕中的反共革命運動,而必將與我們團結一致,合力反共,求得其本身的解放。那是無須西方國家直接參戰,而其民族的反共革命必然獲得最後勝利的。
 我們認清了這一點,即可看出一九五年韓戰發生之後,西方國家因為恐懼蘇俄和姑息中共,而反對我們中華民國派遣軍隊參加聯軍,於是造成了中共在韓戰末期,有恃無恐,任意勒索,與反盜為主的結果。今日世人只知道,中共匪軍進入韓國來作戰之後,聯軍受了國際政治外交上的牽制,不能越過鴨綠江,只能局限於韓國戰場,作有限戰爭,致使聯軍特別是美軍付出了十五萬人傷亡的重大代價,仍不能達成聯合國所賦予的任務,使韓國亦不能獲得統一,這固然是國際政治史上,尤其是美國對外戰史上莫大的遺憾。但是當時聯軍縱令能夠乘勝追擊中共匪軍,進入東北作戰,這在中共,雖然戰敗,但他對於深入中國境內的聯軍,仍可以其正規軍配合其所組織的民眾游擊隊伍,進行其國民戰爭。即使蘇俄並不參戰,而聯軍亦將招致失敗。反之,如果當時有我中國國民革命軍加入聯軍作戰,則這一戰場的情勢,必將完全改變。須知中共匪軍脫離國境,侵入韓國,雖其在形式上仍採取人海戰術,而其在實質上已不是在中國大陸上他所組織的被欺騙被脅制的民眾中作戰,即不能發揮其國民戰爭的力量。只要我們國民革命軍進入戰場,即可使匪軍在作戰中發生政治和心理的影響,在韓國境內,即可以瓦解中共匪軍了〔
第297〕。如其有我國軍追過鴨綠江,進入東北,則國軍不僅是在我們自己中國的民眾中間作戰,並且在全國人民中,更將激起普遍的反共革命運動,使我們國民革命軍無須後方兵員的補給,而轉變聯軍的有限戰爭為中國的國民戰爭。所以我認為當時西方國家反對我們中華民國派遣軍隊參加聯軍,乃是韓戰最後沒有結果的一個最大原因。
   (戊)遠東反共革命戰爭獲致徹底勝利的唯一道路
 我還要更進一步指出:遠東反共戰場,要由我們遠東國家來負責承擔,西方國家實在是沒有直接參戰的必要,否則,不僅對西方國家為不利,而且亦是不利於東亞反共戰爭的。同時,亞洲反共民族對共匪反擊的時候,蘇俄如以其正式軍隊參戰,將使蘇俄陷入亞洲民族革命的漩渦,並且容易引起其蘇俄國內人民的反共革命,那就是他本身將要遭受其所謂「化外戰為內戰」的危機,這是與他蘇俄對於世界革命的傳統政策及其辯證法則,完全背反的,何況這樣就會導致世界全面戰爭?因之,在蘇俄最後突擊必
操勝算的大戰準備沒有完成以前,我們可斷定他決不敢在東方民族革命戰場上,冒昧從事直接參戰。否則如其真敢參戰,那就無須等到世界大戰,而即可使他在遠東戰場陷入泥淖,招致根本的失敗。所以為其根本利害計,他是不能對中國大陸反共戰場直接參戰,而重蹈日本失敗的覆轍的。反之,西方國家如以其正式軍隊在東亞參加作戰,將使共產集團以其反殖民地主義的口號,轉變亞洲人民的反共革命運動,而為反西方的民族運動,這亦就是對於東亞反共戰爭最不利的所在,而亦就是韓戰不能獲致徹底勝利,以致毫無結果的實例。所以我並不贊成西方國家直接參加我們反攻大陸的戰爭,只要其在道義和物質〔
第298〕上,以及武器和技術上能積極援助就夠了。
 但是民主集團如恐反共民族革命的局部戰爭有引起世界規模的核子戰爭的危險,於是只求避免戰爭,維持現狀,無論其共產集團對自由世界如何推進其政治作戰的間接侵略,或用其半軍事的直接挑戰,都無法抵制,更無從報復,那只有任令其無止境的滲透顛覆,無限度的挾制敲詐。如果這樣,今日雖可保其一時的苟安,而明日的結果,就只有二途:其一為坐待其先發制人,偷襲毀滅;其二為接受其「和平共存」,聽其宰割統制而已。所以今日民主集團不欲阻止世界大戰之發生,避免人類毀滅之浩劫則已,否則只有以東亞局部戰爭代替世界全面戰爭,以普通傳統戰爭代替核子武器毀滅性的戰爭。這個東亞的反共民族革命戰爭,乃是一條無須經過世界大戰,而瓦解蘇俄集團,並解放共產鐵幕被奴役人民的道路,也是自由世界遏制俄共統治世界的野心,而且是重建世界和平、保障人類自由的惟一道路。
 民主國家,對這兩條道路,究竟何去何從,亦就可決定其俄共統治世界的前途為成為敗了。
 (註一)參看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七節,第九一五頁,托洛斯基引述列寧的話。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第十六節,第九三八至九四二頁。

第四章 結論——世界和平之路

與我們反共的信心和立場

第一節 中立主義對共黨「和平共存」

中的地位及其使用價值

 第299

 我在前面各編中,敘述了我們中國以及我個人三十年來與俄共及其傀儡中共的經歷,說明了我們本黨和政府為什麼不止一次,而且是三次與共黨「和平共存」的國內和國際的情勢。
 我現在不憚重複的在結論中還要提起中立主義的問題。因為我們在這三十年與俄共「和平共存」的經歷,特別體認到中立主義的危險性,其對於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雖不像共產主義那樣威脅之大,但其為虎作倀的罪惡,為害人類之甚,實有過之。
 中立主義的前提,乃是自由國家能與共產國家在和平與繁榮的狀態之中共存。但是我們中國與俄共相處的經驗,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只有共黨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來鞏固他侵略所既得的戰果,或重新集結他的武裝暴力,來準備下一次的戰鬥,他才運用這「和平共存」的口號,來製造中立主義的幻想,並且鼓勵這種和平共存的心理,轉而影響其敵人,使之自陷於癱瘓的狀態,聽任他來施展其政治和軍事的襲擊。
 中立主義的效用,在通常的情況之中,只有那些缺乏自衛的能力和自立的意志的執政者,纔會利用這中立主義,企圖苟安自保。但在最近兩三年間,中立主義是在兩種情況之下猖獗起來的:其一是那些投機主義者企圖在侵略者與反侵略者對立之間,得到了一些利益,並尋覓機會來坐收其漁利;其二是中立主義者為自大狂所動,企圖在侵略者與反侵略者之間,自居於和談的地位,而且自誇其為世界和平製造者以自重。每當共黨準備其決戰行動之先,需要這一段和平共存的時期,必有這種中立主義者大肆其活動。其最為確切的實例,就是我們中國所謂「民主同盟」,在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的時期所扮演的這〔
第300〕一腳色。這些政客們,以中立姿態來替共匪對國際社會作說客,對國內民眾做宣傳,使其誤信中國的前途,只有對共和談,並組識聯合政府。而在實際上,他們這中立主義的活動,不過是為共匪的武裝叛亂乃至為其暴力決戰來作準備而已。
 基於上述,我以為任何國家,對於中立主義的任何鼓勵,是與其對共產主義予以直接幫助,有同樣的危險。我們至此,必須認清中立主義,乃是共產主義對民主主義作戰的一道戰濠,亦就是保護其共產主義的一種武器。我們尤須警覺,在今日這反侵略與侵略者雙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時期,中立主義的危險性更是特別重大。因為只有這個時期,中立主義者纔能抬高其使用價值,而對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進展,亦更有其特別的貢獻。

第二節 世界和平之路

 反共鬥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要仔細考察共黨的「長期戰爭」的戰略,我在前面各章中,已經提到了。有些人所謂戰爭,其特徵是軍事行動和宣戰,但在共黨的觀念上,戰爭是一個永久的狀態。就蘇俄來說,戰爭只有在其世界革命計畫完成之時,纔告終止。換句話說,俄共的長期戰爭狀態,必須繼續至其對象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及民族自由主義完全絕跡,纔算是他的成功。亦有些人仍然要問蘇俄何時發動一個戰爭。實際上,我們已經是在戰爭之中,或許是一個冷戰,但畢竟亦是一個戰爭。因此,我
以為自由世界對俄共長期戰爭的對策,應該先要策定一個總體性的基本方略。這一總體性的基本方略,〔
第301〕就是:
 一、世界反共鬥爭必須確定一個總目標,就是以維護人類自由和解放被壓迫的民族與人民,重建世界和平與安全為宗旨。
 二、為達到這一總目標,必須結合並協調下列的三種力量:第一就是西方民主集團的資本主義;第二就是東方民族的獨立運動;第三就是共產鐵幕中的反共革命運動。我們相信這三種力量的結合與協調,不僅能夠制止蘇俄對自由世界無止境的侵略,並且能夠迫使蘇俄放棄其對於附庸的控制,同時鼓勵俄羅斯人民推翻其蘇維埃極權暴力的統治。
 三、為達到這一總目標,必須結合軍事戰術與政治戰術,採取各種不同的鬥爭型態,而不能拘限於唯軍事或唯武器的戰略觀念,和硬性的單一鬥爭方式。這就是說,民主集團要採取彈性的與多元的鬥爭方式,首在政治與社會心理戰場上獲得勝利,纔能迫使蘇俄放棄其武裝侵略的企圖和世界革命的計畫。
 四、為達到這一總目標,必須維持並加強其軍事實力。因為政治與心理作戰,並不能代替軍事作戰。政治與心理作戰的任務,在轉移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並改變世界戰略形勢,使侵略者徹底覺悟其軍事作戰決無制勝的可能,纔肯甘心屈服。所以民主集團不能放鬆其軍事準備,並且要加強各地反共武裝的力量,使其隨時隨地對共黨侵略,可以獨立接戰和決戰。
 我在上述各編中,指出了俄共從南亞和中東向歐洲迂迴,同時中共從東南亞向中南美迂迴的雨條戰略路線,共黨集團這一迂迴戰略,說明了俄共征服世界的企圖,其勝敗的關鍵是在亞洲,也證明了亞洲〔
第302〕民族及其所擁有的廣大人口在世界反共鬥爭中的重要地位。
 今日俄共利用亞洲民族主義的意識和情感,來挑起其反西方殖民地主義的運動。民主國家對於這一運動,我以為應該要主動的協助其成功,而且幫助這些民族,使其進入政治民主和經濟建設的道路,使之領悟共產主義真是他們惟一敵人,而引導其共同反共,脫離其新殖民地主義的陷阱。尤其要維護其民族文化,重視其民族尊嚴,纔不致給予俄共以滲透、挑撥、製造糾紛,以便利其操縱和顛覆的機會。

 然而今日共產集團已控制亞洲的心臟部,並進而建設其為未來全面戰爭的最後基地。我們知道,和平是不可分的。我們不能想像亞洲如此廣闊土地與眾多人口,聽任其無限期的陷在鐵幕之內的凍餓死亡線上掙扎,而殘存的自由地區人民,仍可保持其自由。我們更不相信東方反共國家在其為俄共強制的割裂狀態之中,而亞洲還有什麼和平安全的可望。所以民主國家單是援助亞洲自由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區域安全,還是不夠的,只有對亞洲反共國家予以物質的和精神的支持,使其能自動的對共產鐵幕,展開其民族革命戰爭,或能隨時隨地策應其鐵幕內的反共革命運動,來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恢復其領土的完整與國家的統一,纔是瓦解共產集團的唯一途徑。
 我在前節中,提出反共總體性的基本方略問題。我知道一般人說到戰爭,不僅是想到軍事作戰,並且想到必須美國參加作戰,纔能爭取勝利。我的意見決不如此。我認為反共的軍事作戰,要在歐亞大陸上進行,而美國自應以積極的世界反侵略戰爭的兵工廠自任,但不能被動的只準備其本土為反共戰爭的主戰場。

 第303

 這並不是說,美國只是為一切爭取自由或恢復自由的國家來製造武器,和供給物質的援助,而是說美國應該負起他自由世界所公認的領導者,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中所應負的指導責任。而且為了整個世界反共作戰的根本問題,美國本身就不應該捲入戰爭漩渦之中。惟有如此,整個反共戰局,方能運用自如,而不致限於被動地位。亦惟有如此,方能確保反共總兵工廠所在的基地安全,更可使反共鬥爭立於不敗之地。所以我認為美國對反共鬥爭,應該採取間接作戰的迂迴戰略。而民主集團對於反共戰爭的基本方略,就應該確定其三個原則:第一、只要俄共對美國不首先採取奇襲行動,或俄共本身並未在其他地區參加戰爭,則美國本身亦不應隨時隨地參加戰爭。第二、反共戰爭必須在鐵幕之內或接近鐵幕的邊緣作戰,而不應在遠隔鐵幕的自由地區作戰。第三、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侵略,採取重點主義,應該預先選定地區,只要其共產集團無論向任何一國挑戰侵略,則自由世界仍照其預定地點,主動反擊,而這一反擊,就不應限定在被侵略的當地。因為共產集團狡獪的侵略手段,並不一定對準?自由世界有軍事準備,或有集體防衛協定關係的地區,故美國亦不能被動的隨時隨地應戰,予以反擊,或就地報復。我以為領導反共的美國,不能採取普遍設防或到處參戰的方針,而應採取間接作戰的迂迴戰略,並採取重點主義,選擇其主戰場,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擊。若對亞洲來說,就應該針對亞洲共禍的根源和俄共世界革命戰爭的最後根據地,來綜核東方各民族反共革命武力的統一計畫,負責指導,總以轉變世界戰略形勢,阻止共產集團的侵略,使整個自由世界免於第三次大戰為最高指導的原則,同時亦得以解放共產鐵幕,重建世界和平與安全。這是今日民主集團對於反共戰爭的基本原則,我相信這個基本原則,如能適切〔第304〕實施,則人類浩劫自可免除,而世界和平亦必能重建。

第三節 自由而統一的中國與世界和平的關鍵

 我們可以說,國際共產主義今日威脅世界的焦點完全在亞洲,而亞洲共產主義的威脅,主要的來源,乃是在中國大陸的中共。中國大陸的淪陷不僅是世界上一個悲劇,而且整個世界從那時起直到現在,亦就沒有得到一天和平安全的日子,其嚴重性已為世人所公認。如果我們政府仍在大陸,必不至發生韓戰和越戰,以及北韓和北越為共黨所佔領的災禍。所以亞洲的反共鬥爭,必以中國大陸為起點。
 我在本編第一章第四節中指出中國大陸乃是亞洲局勢的樞紐之所在。因為蘇俄的世界戰略陰謀,是以中國局勢為其轉移的樞紐。今日我們中華民國正是在他這個樞紐上,始終不懈的與之苦戰惡鬥。並且在自由世界反共鬥爭之中,我們反攻復國的戰鬥,乃是國際反侵略陣線,與民族革命反共戰爭匯合的關鍵。唯其是國際反侵略陣線之一環,我們有要求國際道羲的權利;唯其是民族革命,我們相信這一戰爭發展的過程,將得到東方一般為獨立自由而奮鬥的民族的同情;唯其是反共戰爭,中國大陸的同胞,必將群起策應,堅決參加這一莊嚴的陣營。因之,我更加相信中國反共抗俄的整個戰爭,必能與我們過去北伐剿匪和抗戰諸役一樣,最後獲致全面光榮的勝利。
 以上各篇曾經檢討了政府和我個人在反共鬥爭中的錯誤和缺失,及其對國際國內所發生的形勢與影響。我許身國民革命,已四十九年,從來不計個人的毀譽,亦決不推諉自己的責任。一九四九年美國政〔
第305〕府發表其中美關係白皮書。當時我已經宣布下野,離開政府已有六個月了,惟聞政府亦要計畫著一個白皮書,指責美國政府自雅爾達會議以後,在中國局勢演變中,所應負的責任。我極力反對這個作法。我當時就告訴來臺徵求我意見的外交部代理部長葉公超說:我們中國在美國還有多數的友人,並不因白皮書而對中國國家的前途感覺失望,亦不因此而對中國政府的信譽有所懷疑,現在我們政府如果為此,要與美國來作無益的辯論,這不只使我們兩國人民百年來所建立的傳統友誼,將受到莫大的損傷而無法補償,而且其結果,惟有增強俄共離間中美陰謀的助力,達成其所預期的目標,更使其稱快而已。
我們中國立國處世的道理,是「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若要追問過去大陸上反共鬥爭失敗的責任,只怪我們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國家建設沒有基礎,因之對強權侵略者,沒有維護我們領土主權的力量。更只有怪我個人自己,在這長期反共鬥爭中,應該見到的,未能預見,已經見到的,又未能取信於人。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只要我們全體同胞能保持自己國家的人格和民族的正氣,只要我們能維護民族崇高的文化和悠久光榮的歷史,只要我們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覺,埋頭苦幹,雪恥圖強,向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建國的目標,直前邁進,深信我們必能踐履自己的責任,掌握自己的命運,完成我們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使命。

 

 

 

 

蘇俄在中國  補編 俄共在中國三十年來所使用的各種政治鬥爭戰術及其運用辯證法的方式之綜合研究

第一章     退卻、防禦與攻擊

本書各編中所敘述的歷史事實,說明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與我們的「和平共存」,在實質上就是他侵略我們中國的一種基本策略。戰爭失敗了,他就要求和平共存。待他實力長成了,他就要破壞和平談判,發動武裝叛亂。而且他正對我們和平談判的時候,也就是他對我們準備武裝叛亂的時候。這就是他「辯證法」所謂「矛盾的統一」和「對立物的轉變」。所以我們對共作戰,必須觀察並把握他的戰爭思想及其行動規律,纔能判定自己所取的戰略和戰術是否正確。我們與共黨相持三十年之久,第一個經驗就是依據辯證法來研究其戰爭思想,並把握其行動規律。而且我們認為要拿這一實際經驗所得的各種作戰方式,公之於世,尤其是對於自由世界反共國家,更有其貢獻。故特在本書各編之後,另成一編,為之補充,以供參考。

 每次莫斯科提出「和平共存」的口號,一般人總以為蘇俄是在退卻。但從俄共和中共對華侵略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知道他「和平共存」的要求,有時他用作退卻的掩護,有時他用作防禦的手段,也有時他用作攻擊的方法。

 第307

 (甲)退卻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八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了「統一戰線」的戰略。共匪即展開其「人民陣線」的活動。(註一)到了二十五年二月以後,匪軍困處陝北,無法生存,乃自延安發出「停戰議和」的通電。此後他就要求與國民政府和平商談,至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訂定了四項原則。這就是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要求,來掩護他的退卻,最顯明的實例。(註二)(乙)防禦 共匪為了防禦而要求與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和平共存與合作,最早的事例,就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定亂之後,鮑羅廷接受本黨「整理黨務辦法」。(註三)中共這時的和平協議,其作用是保持國共合作,準備在北伐過程中,再對本黨伺機反噬,這就是他運用「和平共存」來作政治上的防禦戰的實例。
 到了抗戰時期,中共與國民政府五次和談,他就從防禦轉變為反攻,第一次至第三次和談,還是掩護匪軍的發展,到了第四次及其後的和談,那就是他政治上的攻擊戰了。(註四)
 (丙)攻擊 共匪以「和平共存」為攻擊的手段,最顯明的事例,就是抗戰結束之後的和平商談。(註五)這次和談乃是他對國民政府的政治上積極的攻擊戰。
 我們要判斷蘇俄及其國際共黨的行動規律,首先必須把握他對於防禦與攻擊,以及退卻與前進,是依據辯證法的矛盾律和質變律來運用的。誰都知道,軍隊的退卻是為了反攻,防禦是為了攻擊。但是共黨的戰法不止於此。他的退卻不僅是為了反攻,他的防禦不僅是為了攻擊,並且他的退卻和防禦,同時使用,而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就是分散敵人的力量而集中自己的力量,鬆懈敵人的鬥志而加強自己的鬥〔
第308〕志。尤其是他退卻或採取防禦的態勢之時,乃積極施展其政治心理滲透戰術,從敵人的內部瓦解其反共壁壘,並分化其反共盟友,而後施行其最後的一擊。我們把握他這一特點,纔能看出為什麼蘇俄和國際共黨,無論在其退卻、防禦或攻擊之時,都可運用「和平共存」的口號了。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七節,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六節,第九五一頁,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第十六節,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頁;第二三節,第九八五至九八六頁;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頁。第三十一節,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頁;第三十二節,第九九九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六節,第一至一一二頁;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第十八節,第
三二至一三六頁;第二十一節,第一三九至一頁。

 

第二章 中立主義、統一戰線與孤立戰術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俄共與中共「和平共存」的鬥爭方式,就要對他的中立主義、統一戰線與孤立戰術加以檢討。

第一節 中立主義

 中立戰術乃是國際共產黨「和平共存」的主要戰術。「和平共存」不過是一個口號與一種姿態,而〔第309〕其中立戰術纔是他具體的鬥爭方式。今分兩項,說明如下:
 一、先說明共黨怎樣施展其中立主義的鬥爭方式。共黨對於中立者的要求,最初甚為平常。第一、他不要求中立者來幫助他,只希望中立者不去幫助他的敵人;第二、他不要求中立者附和他,只希望中立者反對他的敵人;第三、他只要求中立者不幫助雙方,只希望其反對雙方,就是要中立者對雙方一齊批評,一齊斥責。如此第一步先使其中立化,再進一步就使其批評政府、反對政府,而在無形之中,使他離棄政府,自陷於孤立。一到匪勢猖獗,政局動搖的時候,這些中立者乃自然而然,不得不向共匪附和靠攏了。這樣豈不是完全達到他中立戰術的目的?其實例如下:
 (子)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以後,所謂「抗日救國同盟」的各種活動,就是中共對國民政府施展其中立戰術。(註一)
 (丑)抗戰的末期及戰後,所謂民主同盟的各種活動,也是他的中立戰術。而其在民國三十五年,對美國調處國共問題的外交鬥爭,亦不外乎這一中立戰術之運用而已。(註二)
 二、再說明共黨怎樣助長其中立主義的實施。共黨為要克服敵人的意志,改變敵人的陣容,首先就要混淆你的耳目,變亂你的印象,使國家社會中,是非混淆,利害不辨,務使一般民眾,驚惶恐怖,無所適從。而最後只有懾服他的淫威,接受他的意志。這種方式,可以助長中立戰術與和平商談,使其發揮最大的效用。其實例如下:
 (子)抗戰勝利之後,國際共黨的宣傳攻勢,使一般人誤認蘇俄侵華第五縱隊的變亂為中國的「〔
第310〕內戰」,同時誤認我政府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戡亂軍事為「製造內戰」。(註三)
 (丑)就在這個時期,共黨透過其外衛「民主同盟」,利用「民主」和「自由」的口號,在政府和社會中,或正面提出主張,或側面散佈謠言,使一般中立者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對政府與共匪一齊斥責,一樣反對,而認為中國只有一條出路,就是進行和平商談,組織聯合政府。(註四)
 中共這兩次對於中立主義,有兩種不同的用法。我們先對統一戰線和孤立戰術,加以說明,然後再分析這兩種用法不同之所在。

第二節 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的攻擊戰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國,中共曾經多次反覆使用這個戰略,來進攻我們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茲舉其最重要的二個事例:
 第一次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後,中共對我們本黨提出統一戰線的要求。十三年我們本黨改組,中共即在「統一戰線」的口號之下,與我們合作,並使其黨員加入本黨。(註五)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以後,中共要求與我們「一致抗日」,並且他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四項原則,實行參加抗戰。(註六)
 共黨的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是聯合盟友,共同對付一個敵人,但在實質上,他是在對敵人作戰的過程中,從盟友的背後,扼殺他這個共同作戰的盟友,達到他自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一九二年,〔
第311〕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與社會革命黨談判合作,列寧對他的黨徒說道:「要記住這一個不可靠的友人,也就是一個敵人。」(註七)一九二四年,季諾維也夫對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說:「我們不必對社會民主黨人說明:我們不與其他勞動黨結成統一戰線,是因為他們的領導者是反革命的話。我們寧可告訴他:我們準備與你們結成統一戰線,只要你們的領導者接受這些基本條件(大家都知道,這些條件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中共匪黨,屢次與我們在統一戰線中的和平合作,也就是這種態度和作風。到了後來,他無法在統一戰線中併吞我們,於是就要與我們決裂而對我們作戰了。這就是他的「統一戰線」本來的目的。

第三節 孤立戰術與反孤立戰術

 要攻擊一個敵人,先要孤立這個敵人。要攻擊一個戰場,先要孤立這個戰場。孤立敵人的方法,是離間他的同盟者,瓦解他的陣營。孤立敵人戰場的方法,是切斷他的左右翼,破壞他的後方交通線。這是任何一個將領指導作戰時,應有的軍事常識。共黨把這個軍事作戰的方法,應用於政治作戰,而構成他的孤立戰術。
 共黨為了鞏固他自己的組織,絕對要封鎖自己的戰場,不許開一道門,甚至留下一點空隙,讓敵人滲透進來。但是共黨為了防制他自己的孤立,並展開他自己的工作,絕對反對其所謂「關門主義」。列寧在一九二年說道:「這媯晶嚜搨n的,是首先在自己與別人之間,劃一條界線,只是單獨的、特定〔
第312〕的、排他的、把無產階級分別出來。然後我們必須宣佈,我們要求所有的人解放,要向所有的人號召,要向所有的人申訴。」(註八)這就是共黨的反孤立戰術,而其所謂「既鬥爭,又聯合」的統一戰線,也不過是他反孤立戰術的最高方式而已。
 中共的反孤立戰術及其孤立戰術,是他經常使用的政治鬥爭方式。今舉其最顯著的實例於下:
 一、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贛南的匪軍,化整為零,逃出我國軍的封鎖線。此後透過其中共的外衛「抗日救國會」,組織「人民陣線」,打破其政治的孤立狀態。直至二十五年五月以後,陝北共軍向我政府投誠,中共與其他政黨,以同等地位,參加對日抗戰,他的反孤立戰術纔得到新的發展。(註九)
 二、三十五年一月至五月,史達林對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戰術,同時亦就是孤立戰術。他企圖離間中美的合作,使我們中國陷於孤立地位。但是他這一孤立戰術,當時為我們防止,故未達到其預期的目的。(註一
 三、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結束之後,共匪通過其外衛「民主同盟」,以中立主義的偽裝,對我政府施展其孤立戰術。(註一一)
 四、三十五年一月,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亦在會議的內外,展開其孤立戰術,企圖聯合各黨派,以「民主自由」的口號,和「聯合政府」的要求,來打擊國民政府。但是我們政府代表,在會議舉行之初,即提出「擴大政府組織案」,並宣佈其「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方針。這一著,打破了共黨的孤立戰術,反而得到各民主黨派的支持。於是共黨乃只有拒絕參加國民大會,以致國大召開的日〔
第313〕期,不得不從這年五月五日,延展至十一月十二日。(註一二)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會期,各民主黨派應出席的代表都報到了,而中共及民主同盟仍拒絕提出代表名單,參加大會。(註一三)他所施展的孤立戰術完全失敗,就轉而實行其全面武裝叛亂了。

第四節 統一戰線、中立主義

   與孤立戰術的並用

 共匪與我們的「和平共存」,最顯著的兩次,都是把統一戰線、中立主義與孤立戰術並用。這三者並用,乃使其「和平共存」與中立主義發生兩種不同的作用。
 一、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共匪對我國民政府,是戰略的防禦與戰術的攻擊。具體的說,當時共匪「和平共存」的要求,在戰略上是為了防禦我們對其殘餘部隊繼續圍剿。所謂「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就是這個戰略防禦的口號。而其所組織的「人民陣線」,就是他這戰略防禦之中的一種反孤立戰術。同時,他通過抗日救國會所施展的中立主義,卻又是對於國民政府的攻擊。在其要求「兩黨合作抗日」的運動中,把一切侮辱和誣蔑,如「法西斯」「不抗日」種種名詞,加到我國民政府的頭上,使我們國家與政府的信譽,受到莫大的損害,而為共匪來開拓他政治發展的道路。所以我們可以說:共匪這次的「和平共存」,是戰略的防禦與戰術的攻擊。
 二、抗戰結束以後,共匪對我國民政府的和談,卻改變為戰略的攻擊與戰術的防禦。換句話說,他的「和平共存」,在戰略上是為了瓦解我們反共的勢力,束縛我們國民革命軍的雙手,以便利他的進攻〔
第314〕。但是他在戰術上,卻採取防禦的態勢,並提出和平的要求。他只是要求得「和平」,爭取「民主」,只是要求黨派退出軍隊和黨派退出學校。他博得一般社會的同情,和一般投機取巧和隨風轉舵的人們的鼓掌和喝彩,來施展其對我國民政府的孤立戰術。所以我們說:這次和談,是他戰略的攻擊與戰術的防禦。
 三、俄共指使其侵華工具之中共,對我們中國屢次使用的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孤立戰術,由上述已可了解其大概。今再就俄共對整個自由世界,在其「和平共存」的煙幕之中,所施展的混淆國際視聽,轉變世界反共陣營的方式和步驟,亦略加說明:
 (子)一九一七年布爾雪維克政權建立之後,俄國的共產主義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成為嚴重的威脅;他的蘇維埃制度和計畫經濟,亦對世界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破壞的作用。正在這個時候,世界反共運動之中,法西斯主義乃復乘機興起。因之當時俄共就一面進行其和平外交,甚至加入國際聯盟;一面更採取統一戰線和中立戰術,促成民主國家與軸心的鬥爭,於是極權主義的蘇俄竟一變而為「民主國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這個最民主的國家,在第二次大戰中,乃乘其民主盟友以其全力對軸心國家作戰的時機,在國際會議中,騙取他們的諾言,作為他戰後侵略中國和併吞東歐的張本。
 (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俄的侵略行為,迫使自由世界不得不結成反侵略陣線,以自衛圖存。於是俄共重新施展同樣的政治戰術。他第一步,以「和平共存」的口號,來欺騙民主國家,使之鬆弛其〔
第315〕反共鬥爭,動搖其反共立場;第二步以中立主義的戰術,來挑起東方民族與西方國家的衝突,使自由世界自啟分化,自相矛盾,而陷於一團混亂之中。於是侵略主義的蘇俄乃竟自居為「和平勢力」,而且是「和平」的代言人。
 在俄共這一和平共存階段之中,中立主義乃是其主要的樞紐。「中立」對於一個個人,好像是「自由」,其實他是要使之「是非不明」,不負其應有的責任。「中立」對於一個國家,好像是「獨立」,其實他是要使之「敵我不分」,失去其應有的立場。俄共的中立主義,就是要叫自由世界一些國際政客們「是非不明」,一些非共國家「敵我不分」;而他更可在這錯綜糾紛的環境中,施展其矛盾戰術:以其敵我不分,他就可混淆視聽,擾亂陣線;以其是非不明,他更能顛倒黑白,以假亂真。然後他纔能對反共國家實施其各個擊破的手段,對非共國家展開其「和平轉變」的技術。
 綜括上述,在分析共黨的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孤立戰術這三種鬥爭方式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辯證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之運用。蘇俄及其國際共黨為了從群眾中瓦解敵人的陣營而增強自己的盟友,他就運用其統一戰線。他為了從群眾中削弱敵人的組織而準備自己的進攻,他就運用其中立主義。所以在本質上,統一戰線乃是共黨對矛盾律的運用,而為其攻擊戰略的張本;中立戰術乃是他對否定律的運用,而為其防禦戰術的張本。至於孤立戰術和反孤立戰術,則在其整個戰略計畫之中,發揮其攻擊和防禦二者並行不悖的作用。但在實際上,他把這三者綜合運用,而形成上述兩種鬥爭方式,其一為戰略上的防禦與戰術上的攻擊,其二為戰略上的攻擊與戰術上的防禦。於是和平共存與中立主義,也就發〔
第316〕揮其積極的作用,而都成為他攻擊的武器了。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七節,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七節,第一至一三二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二節,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三節,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六節,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頁;及第八節,第九二至九二二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七)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八冊一四三頁。
 (註八)列寧全集第六冊,五九頁。
 (註九)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六節,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頁;第十一節,第九六二頁至九六五頁。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一節,第一頁至一二一頁。
 (註一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三節,第一二三頁至一二五頁。
 (註一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一節,第一三九頁至一頁。
 (註一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三節,第一四三頁至一四五頁。

 

第三章 攻心戰術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以為「物質力量的行使,乃屬手段,而迫使敵人服從我們的意志纔是目的」。(註一)蘇俄和國際共黨的政治戰術,要從敵人的內部攻擊敵人,其主要目標就是打擊敵人的「意志」。
 共黨為了施行他這一攻心戰術,首先要接觸敵人。就是因為他要使敵人服從他的意志,必先要與他〔
第317〕接觸。先有接觸而後能滲透,有滲透而後能宣傳,有宣傳而後能動搖他敵人的決心,改變他敵人的政策,分化他敵人的陣營,最後在他對敵人接觸滲透與宣傳戰的中間,使他能從容選擇時機,予以決定的一擊。中共匪黨在這一戰術上所取的方式如下:

第一節 對時間上的心戰

 共匪要與你取得接觸,纔能進行其說服的工作。共匪的說服工作之特點,就是無限期的使用時間來遊說你。今日說服無效,明日再來;本週說服無效,下週再來;今月今年說服無效,下月下年再來。他甚至於作五十次以上的說服,不達到其轉變你的思想和決心而不止。他這無限期的利用時間來說服你,就是他要與你直接接觸的方式。

第二節 對空間上的心戰

 如果共匪不能與你直接接觸,或是你堅決拒絕他的遊說,他還有其間接的接觸的方式。他聯絡你的左右來說服你,或運動你的親屬子女來包圍你。尤其是他滲透政府的決策機構或某些行政部門,來妨害你反共政策及其執行。換句話說,他無限度的利用空間,來包圍你。這是他運用間接接觸的方式,來使敵人服從他的意志。

 第318

第三節 對敵人環境上的心戰

 這一種對敵人環境上的攻心戰術,又可分二項來說明。
 一、施用壓力 蘇俄的第五縱隊國際共黨,為了執行其侵略的任務,對於一個自由國家,要滲透他的政府,偷竊文件,採取情報,來供莫斯科決定其戰略和戰術之用。尤其要煽動群眾,操縱輿論,造成一種壓力,與蘇俄對這個國家的壓力互相策應,迫使這個政府不得不採取一種有利於蘇俄侵略者的政策,或使這個政府採用其錯誤的戰略。
 列寧認為布爾雪維克不應該相信敵人自動的讓步。一九三年,列寧說:「在會議中作戰,不惜決裂,不惜一切代價。只有如此,反對派纔會讓步。」(註二)這就是說,布爾雪維克只有不顧一切後果,對反對派施用壓力,纔能使他讓步,而這種讓步才是可信的。這一方法,他們在中國所施用的最顯明的事實就是:
 (子)民國二十五年,共匪與我們取得聯絡之後,商談如何收編共軍,並使共黨與其他黨派在政府統一領導之下,共同參加抗戰的途徑,但是他就借此機會在社會上發動其所謂「抗日救國同盟」的組織,聯絡各省地方軍隊,煽動大城市的學生群眾,遊行示威,製造一種壓力,企圖迫使國民政府聯俄容共。(註三)
 (丑)抗戰期間,共黨雖派代表參加國民參政會,但是他對於國民參政會,屢次以退席或拒絕出〔
第319〕席為要挾。例如二十九年新四軍事件(註四)發生之後,以及三十三年西安談判之時,(註五)他都曾採取這種手段,對我們政府使用壓力,並企圖引起參政會對政府的責難,製造一般國民對政府的誤解。到了抗戰結束以後,美國軍事調處的期間,為了張家口事件,共黨的代表即以「全面決裂」為威脅,而對馬歇爾特使和我政府施用壓力,企圖迫使我政府接受其無理要求的條件。(註六)這都是
最顯明的事例。
 二、製造恐怖與多方脅制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說道:「在資產階級陣營堙A他們是否相信,這沒有先例的破壞之革命,能夠從容、平靜,以和平的方式,不加苦楚,不施痛苦,沒有恐怖,也沒有慘酷來進行麼?」(註七)這就是說,共產主義的「革命」,不是從容、平靜,以和平方式來進行,而必須採取恐怖和慘酷的手段。中共匪徒亦是如此,而且比俄共還要變本加厲。共匪為了控制他的組織和群眾,其慣用的手段,一面是詐術,一面是暴力。而其使用暴力,又必製造恐怖並肆行脅制,使其黨徒和群眾不知其將置何人於死,且不知其死於何時,死於何地,死於何種慘酷的方法之下。並且他不僅掌握你的生命和自由,威脅你的財產、事業、地位和名譽;並且控制你的父母、夫妻、兒女,乃至你的親戚、朋友和鄰里,使你顧慮他們的生命和自由,無論你的意志如何堅強,只要你聽到他們的哀號,看到他們的慘狀,如此百般的連累和多方的脅制,必使你的意志,由動搖而屈服,由屈服而喪失而後已。
 (子)共匪對於他暴力控制的匪區,將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學方法,混合使用,使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一般民眾也就陷入恐怖,受其挾持。自民國十六年湘西贛南的農村暴動直〔
第320〕到今日,這種暴力控制,三十年間,始終是普遍的繼續的實施無已。(註八)
 (丑)共匪對於其匪區之外的自由地區,凡是他的組織之所在,也就是他對於黨徒及群眾使用暴力的處所。並且他利用人事的牽連和脅制,即令在他的組織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地區,亦可組織其外衛團體或是佈置其間諜網來製造恐怖,脅迫群眾,使他們不能不跟著他走。(註九)

第四節 製造環境

 共匪為了要與你接觸、商談並舉行會議,他不僅製造目標、轉移目標,使你不能不與他接觸、商談乃至舉行會議,並且他還要改變你反共的氣氛,製造和談的環境,使政府與社會上反共的意志皆為之動搖,反共的戰線亦因之混亂和瓦解。最顯著的實例,就是我們抗戰勝利結束之時,共匪一面實行武裝叛亂,而一面推行其反內戰運動。國際共黨誇大宣傳我政府製造「內戰」,同時指責我國「內戰」是國際和平的威脅。在這種氣氛與環境之下,我政府不能不與共匪進行政治協商並接受美國軍事調處。(註一
 共黨在其攻心戰術中,特別運用其辯證法的否定律與質變律。共黨攻心戰術的作用就是他要動搖敵人的意志,而使其服從他的意志。所以他要對你施用一種壓力,製造一種恐怖之外,還要製造一種環境,務使你的意志由動搖而屈服。尤其是在你與他的中間,製造一個中立地帶,在表面上是和平、安全,乃至於志得意滿,而實際上,只要你放棄其固有的立場,踏入了這個陷阱,那共黨就可使你不知不覺之中,從量變到質變,而後不由自主的被他牽著你的鼻子來走,這亦就是他否定你的時候了。

 第321

 (註一)戰爭論第一篇第二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冊,第七九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六節、第七節,第九五一至九五三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七節,第九七五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二節,第一四一至一四三頁。
 (註七)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冊,第一四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三節,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頁。
 (註九)本書第二編第二章,第五節,第一九一至一九四頁,說明共匪外衛團體及其間諜組織,滲透各種群眾的情狀,可以參看。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二節、第十三節,第一二二至一二五頁。

 

第四章 矛盾戰術

利用矛盾,乃是共黨運用其唯物辯證法最基本的戰術。他為了動搖敵人的意志,而改變其政策,分化其陣營,挑撥其內部的鬥爭,並在敵人的中間促成戰爭,其所採取的方式如下:

第一節 製造矛盾

 在敵人中間製造矛盾,而施展其滲透和顛覆戰術。列寧在一九二年說道:

 第322

 「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最留心、最謹慎、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嫌隙(即令是最小的嫌隙,也要利用),利用各國中間及每一個國家內部各種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而另一方面要利用各種可能(即令是極小的可能也好)以獲得同盟者。」(註一)
 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是一個社會,無論你怎樣制止共黨的滲透,只要你自己內部有了矛盾,被他利用;或是留下了一點空隙,使他在你的中間,能夠製造矛盾供他利用,其結果,他就能在你中間煽起鬥爭,並且他利用這一鬥爭,不僅控制那被鬥爭的一方,並且控制那鬥爭的一方。這就是他共黨「獲得同盟者」的方法。
 一、製造階級的矛盾 共黨要滲透一個國家,首先要分析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他就從各職業、各地域、各宗教、各團體的中間,發現其矛盾,利用其矛盾,並且製造其矛盾,乘機爭取群眾,或製造群眾,而展開其階級鬥爭的宣傳,並建立其共黨的組織。今略舉共匪的實際事例如下:
 (子)自民國九年中共匪黨成立以後,即在鐵路職工和大企業中,進行其勞工運動。但是中國的社會階級的分化,並不顯明,產業工人的數量,在全國人口中更佔少數,共匪單是利用勞工運動來發展他的組織,並企圖轉化勞工運動為政治鬥爭,是沒有什麼希望的。所以共匪必須依附我們的國民革命,透過本黨的組織和機關來接觸群眾和組織群眾。換句話說:共匪不能單純憑藉社會運動來建立他的政治勢力,而必須憑藉本黨領導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來發展他的社會勢力。(註二)到了〔
第323〕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共匪脫離了我們國民革命,他再要在城市中發起暴動,就只有失敗了。(註三)
 (丑)民國十三年以後,共匪透過本黨的組織和機關到農村去做農民運動。他的企圖是要利用「農民革命」來推翻本黨而建立其蘇維埃政權。但是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後,他再要在農村中製造暴動,也不可能,毛澤東的秋收暴動之失敗,就是最好的實例。(註四)此後共匪製造農村暴動,也只有採用流寇的方法,燒殺姦擄,極盡其殘忍兇暴之能事了。(註五)
 二、製造民族的矛盾 蘇俄帝國主義者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對於亞洲各國的滲透和顛覆工作,利用民族問題,比他利用社會問題,更為重要。就共匪對中國的滲透和顛覆工作來說:
 (子)俄共對中國民族運動的利用。民國十三年我們本黨改組之後,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就是相信蘇俄是來援助我們「民國統一之成功,及國家獨立之獲得」。(註六)但是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卻就是他對我們國民革命滲透和顛覆的張本。如果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匪的陰謀叛亂成功,或是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本黨的清黨失敗,那我們中國早在三十年前已成為共產主義的試驗場。(註七)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共匪再度利用我們民族抗戰,來發展他的武裝勢力,並企圖施展其民族失敗主義來顛覆國民政府,轉變中國為蘇俄的附庸,但是他這一企圖也沒有成功。(註八)
 (丑)共匪對中國國內民族的分化與煽亂。一九一三年,列寧對俄國國內民族問題的「提綱」,是一面要求「一切民族的自決權」來瓦解俄國的國家組織,而一面又堅持「一切民族的工人階級的最密切最圓滿的聯合。」,來建立布爾雪維克的統一政權。(註九)這一提綱也就是共匪對中國國內〔
第324〕民族問題的「民族政策」的根據。
 我們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乃是「國內民族一律平等」。這一原則是我們本黨的政綱,也載在我們中華民國憲法。但是共匪為了煽動邊疆民族及省區以內的少數民族,使其反對政府,他詆毀我們是「大漢族主義」,而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來製造「民族自治運動」。到了共匪控制了這些民族之後,他又劃分其所謂「民族自治區」來分化他們,煽動階級鬥爭來瓦解他們,並利用匪黨的組織來控制他們。現在略舉共匪製造民族矛盾的實例如下:
 1民國九年以後,蘇俄歷次聲明其對外蒙古,放棄帝國主義政策。並承認我中華民國在蒙古的主權。但他在另一方面,自民國十年起,即製造其外蒙傀儡組織。到了我國抗戰結束時期,蘇俄復侵入我熱察,與中共互相勾結,製造其所謂「內蒙自治」運動,並製造內蒙傀儡組織。(註一
 2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蘇俄軍隊侵入我熱河察哈爾,與共匪勾結,製造其所謂「內蒙自治區政府」。(註一一)實際上,三十五年十一月,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熱、察、蒙古人民的代表,與其他各省代表,在一個會場上,共同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尤其是憲法上「邊疆地區」一章,就是我們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也就是邊疆民族共同的願望和要求。
 3自民國三十二年以後,新疆省邊界上的事變以及伊寧叛亂,都是蘇俄駐新疆的總領事館及其間諜人員所製造的。這些事變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中華民國的國家組織,劫掠我新疆省的領土和資源。(註一二)

 第325

 三、製造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 共匪為了轉變我們民族革命為階級鬥爭,使其乘機奪取國家的政權,首先就要從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內部,製造矛盾,煽動鬥爭。最顯明的事例如下:
 (子)民國十三年以後,共匪對我們本黨內部製造矛盾。在他打擊其所謂「右派」的時候,「右派」固然受了他的打擊,而「左派」亦受了他的控制。(註一三)
 (丑)民國三十四年以後,共匪為了分化我們政府及本黨,乃製造其所謂「頑固派」和「民主派」的名詞。當他對其所謂「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時候,而所謂「民主派」也就被他麻醉和操縱,最後也就不能不向他靠攏了。(註一四)

第二節 製造目標

 共黨為了分化一個團體,乃至滲透一個政府,必先製造一個目標,才能煽動其內部的鬥爭,使他獲得滲透與顛覆的機會。最顯明的事例就是:
 一、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後,本黨與共匪的「聯合戰線」的共同目標原為北洋軍閥。但是共匪為了要對本黨滲透和操縱,企圖假冒本黨的名義,劫持本黨的組織,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工作,乃在本黨內,製造其各種目標,即指其所謂「右派」為「資產階級」,而聯合「左派」之「小資產階級」來打擊他。使我們抹煞其原定目標,而自啟紛爭,以供其共匪份子的利用。(註一五)
 二、民國十五年,共匪在武漢,首先聯合左派即其所謂「小資產階級」,來反對南京的中央政府,〔
第326〕造成寧漢分裂。他再進一步,又以其所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來打擊左派「小資產階級」,而演成武漢的悲劇。(註一六)

第三節 轉移目標

 蘇俄及國際共黨不僅製造目標,在其敵人的中間挑撥鬥爭,並且轉移目標,使反共勢力不能不與他接觸乃至合作。他的「統一戰線」就是這樣構成的。最顯明的實例,就是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之間,在歐洲則有納粹主義的興起,在中國則為中共匪軍的西竄,當時莫斯科為了打開他這個危局,乃提出「統一戰線」的口號。他指使國際共黨在西方各國,製造其「對法西斯的恐怖」,而發動「反法西欺主義運動」。同時在中國,共黨本身已無法作公開的活動,乃透過其外衛團體,以中立的姿態,在「抗日救國」的口號之下,提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這就是他轉移目標的戰術。(註一七)當時我政府對共匪的五次圍剿,已告成功,如再繼續追剿,必能肅清其殘餘部隊,消滅其黨團組織。但是國際的「反法西斯主義」以及國內的「停戰抗日」運動,把我們反共的目標轉換為抗日的目標,而我政府也就不能不決定以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而與其開始商談合作了。(註一八)

第四節 製造戰爭

 莫斯科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際共黨最險惡的手段,就是促成戰爭並製造戰爭,而乘機擴張其侵略勢〔第327〕力,來併吞歐亞自由國家為其附庸。最顯明的就是下列的事例:
 一、民國二十八年即一九三九年八月,史達林與希特勒訂立蘇德互助協定,促成歐洲戰爭。(註一九)
 二、民國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四月,史達林與松岡洋右訂立蘇日中立協定,促成日本的南進。(註二
 本來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後,莫斯科是以其統一戰線政策,在西方聯合英法來對抗德義,同時在東方聯合中國來對抗日本,但是史達林卻在其一隻手聯合民主各國之時,他另一只手又向軸心各國伸出,到了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之間,他就利用德國在歐洲對英法作戰,並且利用日本在太平洋對英美作戰,而使德日軸心國家完全替蘇俄從火中取栗,到了民主集團對軸心同盟的戰爭展開以後,史達林又搖身一變而加入民主陣營來對德日作戰了。
 以上列舉共黨的各種鬥爭方式,都是他運用辯證法的基本法則——矛盾律。他使用這些戰術,改變你的思想,轉換你的環境,動搖你的政策,改變你的目標,促成你對他的敵人作戰,役使你替他火中取栗,而其最後的目的,就是他擴張其侵略勢力,向征服世界的目標前進。
 (註一)列寧:「左傾幼稚病」,選集第十冊,第一一二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五節,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六節,第九四一至九四二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六節,第九四一至九四二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三節,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頁。

 第328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六節,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第十四節,第九三三至九三七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註九)列寧:「民族問題提綱」,見「民族殖民地論綱」專冊。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節,第九七八至九七九頁;第四章第九節,第一一五至一一七頁。
 (註一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九節,第一一五至一一七頁。
 (註一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八至九七九頁。
 (註一三)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二節,第九二八至九三頁。
 (註一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註一五)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節,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頁。
 (註一六)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頁。
 (註一七)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六節、第七節,第九五一至九五三頁。
 (註一八)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節、第十一節,第九五六至九六二頁。
 (註一九)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六節,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八節,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頁。

 

第五章 接觸、滲透、組織戰與群眾運動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的戰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對其敵人從外部的進攻與從內部的顛覆之協調。為了協調這內外兩方面的攻擊,必須將軍事的武器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武器綜合使用。為〔第329〕了使用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戰術,首先要對敵人的社會結構加以分析,來決定其如何接觸這個社會、滲透這個社會,應該組織那些政治社會勢力,而攻擊那個政治社會勢力。

第一節 接觸與滲透

 國際共產黨的組織戰,第一個戰術就是接觸群眾的戰術。我們必須知道共黨所謂「群眾」,就是他進行爭取的目標,也就是他企圖建立的基地。無論是政府、軍隊、工廠、產業組織,有組織或無組織的民眾和社會團體,凡是他要爭取同情,建立組織,或是他所要分化瓦解和破壞顛覆的目標,他就先要使用各種方法,接觸他、滲透他。這種方法,也就是他施用顛覆戰術的第一步驟。今舉例如下:
 一、民國九年以後,共產國際及其支部(中共)屢次要求我們中國國民黨結成「聯合戰線」,實際上就是為了假借本黨的組織與機關,來與一般革命民眾取得接觸,以便利他的滲透,而最後的一著,就是他假借國民革命來建立其「無產階級專政」,達到其赤化中國的目的。(註一)
 二、民國二十三年,國民政府五次圍剿已告成功之後,共匪與我們不斷的接觸,屢次要求停戰議和。此後抗戰期間,他更是與我政府五次進行商談。(註二)
 三、民國十三年我們為了鞏固革命根據地,而接受了蘇俄第一次的援助。二十六年我們為了對日抗戰,而接受了他第二次的援助。他這兩度對我們的軍事援助,當然有利於我們的北伐和抗戰,但是我們接受他這種援助,同時也是他共黨對我們北伐抗戰中政治滲透的媒介,和顛覆我們國家的惟一導線。〔
第330〕(註三)
 四、抗戰結束之後,共匪對政府一面和平商談,一面武裝叛亂,造成邊打邊談之局。(註四)
 總之,蘇俄及中共對我們國家社會以及其對於我們革命抗戰,最初乃是以和平共存的姿態,或道義與物質的援助,利用我們國家的需要與國民的好感,而施展其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和滲透的方法。到了他的黨的組織和武裝暴力滋長蔓延的時候,那就是他對我們進行其鬥爭和顛覆的時候了。但是我們政府對共黨及其匪軍的方針,如能始終採取封鎖隔絕,積極對他全力作戰,即無論其武力增加至如何程度,匪區擴展至如何範圍,他最後仍必失敗在我們手堙C否則假使我政府一旦容許他接觸、商談並舉行會議的
時候,那他的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埋伏滲透、分化挑撥各種戰術,就接踵而來,我們政府也就不能不中他的詭計了。

第二節 組織戰的各種方式

 共黨的非軍事武器,以組織武器為其主要的一種。如他沒有這個組織武器,那無論是宣傳戰、情報戰、群眾戰,或是謀略戰,他都無從做起。換句話說,宣傳是一種組織,情報是一種組織,群眾運動亦是一種組織,並且他要協調這宣傳、情報與群眾運動等各種組織工作,纔能發揮其總謀略戰。共黨的這些組織所構成的非軍事武器的無形戰力,其效用比任何有形的軍事武器為更強。
 共匪的所謂「黨的建設」,就是他在群眾中建立黨團的組織。但是他對敵作戰,並不是直接使用他〔
第331〕這一組織。他要組織各種戰線或外衛與前進崗位來作戰,其所採取的各種形式如下:
 一、在我政府宣佈共匪為非法而禁止其活動的時期,他組成各種外衛團體,替他提出政治主張,煽動群眾,並掩蔽共匪的本來面目,而不用共黨的名義來活動。民國二十四年上海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就是最好的實例。(註五)
 二、共匪為了接觸廣大的群眾,開拓自己的前途,乃滲透其他黨派,使其受他的操縱,替他做工作,而不居共黨的名義。民國十六年武漢的「左派」,名為中國國民黨,而實際上乃是共匪的傀儡工具。(註六)
 三、共匪在特定的群眾中,組織特定的團體,來執行其所賦予的任務。無論是工會、商會、農民協會、婦女會、學生會,或是其他群眾團體,只要是共黨策動和操縱的,都是他的組織武器。例如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的職業學生,鼓動學潮,群赴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政府肆行示威和侮蔑(註七)。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南京、上海、武昌、昆明等地的職業學生,到處煽動反美運動。(註八)關於中共的反美運動,將在下面第六章另作說明。
 四、共匪為了籌集政治活動的經費,並掩護其政治通訊和軍事交通,乃組織各種金融商業機構。關於中共的貿易戰,亦將在下面第六章另有說明。
 五、共匪為了採取情報,或進行其「兵運」與「城工」,而組織其間諜網。這種組織常以各種形式,如銀行、商店、教會、學校、報館、書舖、旅館、妓館、戲館、黑社會,以及國際團體、科學團體,〔
第332〕為其掩護。
 以上各種團體和機關,都是共匪的組織目標之所在。但這些團體和機構的本身,雖已被其完全利用,而其中還是有許多仍在懵憧不覺之中,甚至毫不自知其已為共黨所欺蒙與控制的,可是他對這些懵憧不覺的組織武器,亦就是他從敵人的內部攻擊敵人最為有效的工具。而組織武器與其軍事武器之綜合運用,乃構成共匪的總體戰。

第三節 群眾運動的特點

 我們在這堙A特別要對共匪的群眾運動,加以說明。我們民主法治國家堶情A在憲法與法律保障之下,人民享有政治的自由權利。政府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居住、信仰和言論出版,不能加以干涉,且應予以保護。但是我們應當指出一個事實,就是只要有共匪存在和發展的處所,他就要假借自由來破壞自由。凡是共匪份子滲透的群眾團體,和他發起的群眾運動,都是利用他少數人的組織來對多數人控制和利用。政府如對這種團體,和一切為共匪張目的遊行示威、罷課罷工、集體請願,各種暴行,加以取
締,或予以解散,一般人就不免直接間接的受共匪的影響,反而指責政府不尊重人權,和不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權利。殊不知政府如不取締共匪及其外衛所組織的群眾團體,並解散其所策動的群眾運動,在實際上,即不能保障多數人的自由權利,甚至不能維持社會的安寧秩序。最顯明的事實,就是到了共匪以其組織武器從我們政治社會的內部的攻擊,與其以軍事武器對我們軍隊的前線的攻擊,兩者協調,而〔
第333〕使我中國大陸關進蘇俄共產帝國的鐵幕的時候,我大陸上全體人民的自由權利也就在俄帝共匪兩重壓迫之下,剝奪淨盡了。

第四節 矛盾律與質變律的運用

 共黨在其接觸群眾,滲透社會,而建立其黨團的組織,並煽起其群眾運動的整個過程中,對於辯證法的矛盾律與質變律之運用,不僅極盡其詭詐,並且是極盡其殘酷的手段。他運用矛盾律,不只利用敵人社會政治組織已有的矛盾,並且使用狡詐殘忍的手段,製造其矛盾。來進行他的滲透和發展他的組織。他運用質變律,要把群眾的經濟和社會的要求,轉變為政治鬥爭和武裝暴動,在這種轉變的關頭,他利用其組織的力量,對一般群眾,造謠構煽,威迫利誘,使其遊行示威,並激起其與軍警的衝突,製造流血慘案,來擴大事變,到了最後,大多數群眾是解散了,但是只要他共黨能夠把那些失去理智而盲目衝動的少數份子轉入地下活動,受他的控制和指使,做他的武裝暴力的器材,這就達到了他群眾運動的目的。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五節,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頁;第十節,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關於商談各節,第九七二頁,第九八五頁,第九九二頁,第九九八頁及第九九九頁。
 (註三)本書第二編第三章,第四節;第一一七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關於政治協商及軍事調處各節,第一二五頁,第一二六頁,第一二九頁,第一頁,第一三二頁,第一三七頁。

 第334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七節,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四節,第九四八至九五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五節,第一四九至一五一頁。

 

第六章 貿易戰與基地戰

在共黨的滲透和組織戰的各種方式中,我們對於其貿易戰,要特加說明。
 列寧在一九二年的一個演說堙A解釋他為什麼特許外國工商業者以優惠條件,說道:
 「我這演說的主要命題,是證明如下的兩點:第一、每一戰爭都是平時政策之繼續,不過是另一方式;第二、我們特許的條件,乃是戰爭的繼續,不過是另一方式與另一手段。如若相信關於這些條件的和平協定,是對於資本家的和平協定,那是錯誤的。這種協議是等於戰爭的。」(註一)
 我們要特別警覺的,就是這「對資本家的協定,乃是戰爭的繼續」的一句話。中共匪區對外貿易所用的鬥爭方式,更可作為列寧這句話的證明。我們從過去中共的貿易戰中,所能發現的重要事例,略舉於下:
 一、抗戰期間,中共突破我們國軍對日軍佔領區的封鎖線,來進行其走私。他走私所得的款項,乃〔
第335〕用作他的政治鬥爭與其組織宣傳的經費。(註二)
 二、中共在其匪區內種植鴉片,向自由區走私,並經營外來鴉片嗎啡及海洛英的貿易。其目的為籌集政治鬥爭經費,尤其是毒化我們抗戰的軍民,使其身心健康受到損害,且趨於頹廢。(註三)
 三、抗戰結束之後,我政府努力控制金融市場,來維持法幣的幣值。而中共從其匪區及其對外貿易中,大量搜刮黃金銀元,以及法幣,向我大城市金融市場,破壞政府的金融物價管制法令,以投機行為,助長金融物價的風潮。
 四、一般投機商人,進出匪區,替他走私,或在我工商城市中,替他進行貿易。中共乃以控制他們在匪區中的存款或存貨,或控制他們在匪區中的商店等方法,使其不能不為匪工作。
 五、一般商人,如有商店淪入匪區,中共即控制其商店,而迫使其在上海或其他城市中的本店或支店,容納匪幹,且加以掩護。於是這些商店也就變成共匪的城工特務機構。

第二節 基地戰

 在前章中所說的中共群眾運動的各種方式中,我們所應特別注意的,就是抗戰結束之後,美國調處期間及其後來之反美運動。中共反美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美軍在中國的駐軍問題。而他乃指為美軍駐地為美國的基地,而加以攻擊。他這一鬥爭方式就是今日各國共黨對於美國基地爭奪戰的先例:
 一、濫用國家主權的觀念,作為其反對美國在華駐軍的口實。誰都知道,美國派遣軍隊來華,乃是〔
第336〕根據盟約,並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這並不能算是什麼基地,因而對於我們國家主權行政的完整,是沒有任何侵害的。但是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卻是強詞奪理,稱之為美軍侵華的基地,並指責美軍駐
華,是侵略我國的領土,損害我國的主權,並指責美軍協助我軍在天津、青島等地受降,是干涉中國的內政。(註四)
 二、詆毀中美條約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契據,並誣蔑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援助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行為。(註五)
 三、利用並製造案件,挑撥中國人民對美的仇恨。例如三十五年十二月北平發生沈崇案,中共即藉口發起所謂「抗暴運動」,來煽動群眾,使其反對美國在華駐軍。(註六)
 四、直接襲擊美軍,為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撤退駐華美軍運動,提供宣傳資料。(註七)
 共匪在其貿易戰中,對於矛盾律及質變律之運用,尤為顯明。共黨知道資本家乃至一般中小工商業者對於匪區,一方面懷拖著恐懼的心理,一方面又願與其通商。這一矛盾,遂為共黨所利用。只要他們與共黨在貿易上發生了關係,也就由無形而有形,由無意而有意,受其控制,供其驅使。到了他們全部的資產和營業,都淪入匪區,於是他們在共匪三反五反,(註八)公私合營各種鬥爭方式之下,家破人亡,也就後悔無及了。
 共匪在其反美運動中,利用國家主權觀念和民族感情,來排斥美國駐華軍隊,誣之為美國侵華的基地。但是到了他控制了中國大陸,整個獻給蘇俄,作為他東侵太平洋的基地的時候,他在蘇俄的面前,〔
第337〕不僅不再提有什麼國家主權,並且對於中國一般國民,更施用其極盡殘酷的「洗腦工作」,要把民族感
情毀棄無餘。他這樣假借民族主義來破壞我們中國的國際合作政策,然後再用蘇俄的國際主義來摧毀我們中國的民族主義,乃顯然更是他矛盾律與否定律之運用了。
 (註一)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冊六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三十節,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三十節,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七節,第一一二至一一四頁。
 (註五、註六、註七)均參看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五節,第一四九至一五一頁。
 (註八)民國四十一年之初,共匪由其「三反運動」發展為「四反」和「五反運動」。所謂「三反」就是「反貪汙」、「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這個運動乃是直接針對著他的幹部,而間接打擊工商業者。所謂「四反」,就是「反行賄」、「反漏稅」、「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資財」。所謂「五反」,就是「四反」之外,再加「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種「運動」的目的,乃是對於工商業者的財富,展開其原始掠奪。

 

第七章 偽裝、詐術、奇襲與宣傳戰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的政治戰術之中,偽裝與詐術有其特別重要的作用,因為他要施展其任何一種戰術,和他運用各種卑劣手段,都要先以這偽裝與詐術為之掩飾,而其主要目的,又在使其政治軍事的攻擊能夠發揮奇襲的效用。我們可以說,共黨在其政治作戰中,無論其一言一行,一靜一動,以至於一顰一笑,一啼一哭,隨時隨地所施展的,無不是他的偽裝,也無不是他的詐術。

 第338

 至於他共黨的政治戰術,可以說全部都是他軍事的偽裝;他的宣傳,也可以說全部都是他政治的詐術。共黨的外貌宣傳,是與其實際行為和真正的事實,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們要在這「偽裝」和「詐術」的一節中,分析他在宣傳戰中所經過的事實。

第一節 偽  裝

 共產主義的偽裝就是利用其他思想和行動方式,來隱蔽其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三十年來,俄共及其侵華工具的中共,對於其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常利用各種偽裝,來隱蔽其共產主義的目的和方法。現在略舉其顯明而且重要的事例如下:
 一、思想的偽裝 共黨與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三度和平共存的時期,都是以三民主義隱蔽其共產主義,而在三民主義的偽裝之下,宣傳其共產主義。
 (子)在第一個時期,民國十三年一月,李大釗向我們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申明書」,代表共黨份子聲明其加入本黨,是服從 國父的領導,為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來奮鬥。(註一)但在實際上,中共黨徒乃是假借三民主義來宣傳馬克斯主義。(註二)
 (丑)在第二時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發表宣言,表明「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註三)
 (寅)到了二十九年六月,毛澤東發表其所謂「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
第339〕兩階段革命」的謬說,而在其「第一階段」中,解釋其「新民主主義」為新三民主義,他仍然要偽裝三民主義來隱蔽其目的。(註四)他在第三時期中,即是在這一偽裝之下,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來進行其對我們政府和本黨的政治作戰。
 二、民族的偽裝 自民國十年,俄共製造其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共組織,即是偽裝民族主義,來隱蔽其國際主義的目的和內容。現在舉其經過的事例於下:
 (子)十二年一月,越飛聲明蘇俄協助我們中國的統一獨立事業。(註五)此後五年之間,中共的企圖,就是要利用我們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假借我們國民革命的名義,來達到其統一中國而實行蘇維埃化的目的。(註六)
 (丑)三十二年,正是我國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也就是最後勝利已經在望的時期。莫斯科為了破壞我們抗戰的成果,阻止我們中國戰後的復興,乃解散共產國際,以隱蔽俄共與中共的直接關係。(註七)當時中共已經進行其整風運動,提出「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口號,表示其為中國的一個政黨,而不是蘇俄的工具。他披上了民族偽裝之後,乃開始對我政府作全面的政治攻擊,並準備其武裝叛亂。(註八)
 三、民主的偽裝 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國民革命戰爭,在其實質上,就是民族獨立自由戰爭。共黨要把民族戰爭轉變為階級戰爭,來建立其「無產階級專政」,一定要利用民主的偽裝,來施展其「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的政治戰術。換句話說,他先要利用民主鬥爭,來分裂〔
第340〕我們民族革命的陣營,而後在民主自由的口號之下,發展其階級鬥爭,來顛覆我們政府,而建立其傀儡政權。今舉其顯明的實例如下:
 (子)民國十六年,共黨在武漢所用的口號,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這就是民國二十九年以後,共黨所謂「新民主主義」的前身。(註九)
 (丑)民國二十六年以後,共黨參加我們抗戰陣營,最初是利用民族的偽裝,後來卻為了轉變民族戰爭為階級鬥爭,而改用民主的偽裝。(註一)到了抗戰結束以後,共黨對我政府所施用的政治戰術,更是在「民主」、「自由」、「人權」等偽裝之下,來進行其顛覆工作的。(註一一)
 四、土改的偽裝 抗戰期間及戰後,國際社會久已盛稱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但是,中共的「土改」,實際上是他製造集體農場和軍事動員的手段。(註一二)而國際共產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就是替中共製造其偽裝,以掩蔽其控制農民,全面動員,來建立其武裝叛亂最後決戰的根基。

第二節 詐  術

 詐術的目的,是要敵人誤解其對方行動的目的和方法,使其作戰更易進行,且更有效力。
 共黨最怕的是中敵人的詐術,而又慣於對敵人施用詐術。無論是情報、宣傳、和談或軍事,都是他施用詐術的領域。除了宣傳上的詐術,留在後面再說以外,本節舉其最顯著的詐術,略加說明於下:

 第341

 一、情報上的詐術 世界各國的共黨,都是蘇俄的間諜組織,中共匪黨當然亦是如此。他在我們政府中偷取情報,同時他封鎖匪區的情報,更進一步捏造關於我中國政府與事實完全相反的虛偽情報,供給西方國家,來紊亂其對我國的觀感。這就是他在情報上最為慣用的詐術。
 二、攻防並用的詐術 以防禦的態勢而施行攻擊,這亦是共匪在鬥爭中所慣用的一種偽裝戰術,同時也是他的重要的詐術。我們知道,共匪的軍事行動常取攻勢,但是他慣常的戰術,是採取防禦的態勢,來掩蔽他的攻擊。在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之間,他就是使用這種詐術。他到處襲擊我們國軍,而於國軍應戰時,卻在國際上誣蔑我們破壞停戰協定。(註一三)
 三、和戰並用的詐術 共匪另一個重要的詐術,乃是將戰爭威脅與和平商談,交互使用,造成一張一弛的局勢,或將兩者同時使用,造成邊打邊談的局勢。這種詐術可以打擊我們前方的士氣,阻礙我們後方的動員,動搖我們政府的內部,混亂國際社會的觀聽。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共匪對我們政府所施用邊打邊談的詐術,就是最好的實例。(註一四)尤其是共匪在其和戰並用的時候,對於和平商談,又有其全副的詐術。他屢次與我們政府進行和談,都有其一定的方式。在商談軍事問題時,他必然提出政治問題,在商談政治問題時,他必然主張召開一種會議。在舉行會議時,他首先對議程作疲勞的爭執,或者達到他拖延的目的,或者先在這初步的談判上,爭取其突擊的勝利。至於他在戰力不足或軍事失敗時,就要求和談,來掩護其軍事整理和戰力的補充。這是他的一種通常的詐術,自然是不足為奇。但是他在勝利時,或戰力相等時,也要利用和談,來分化我們反共的陣營,使其勝利更加容易與徹底。這〔
第342〕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希望大家對此特別留心才行。尤其是他在停戰協定或和平條約上簽字,就是要破壞這個條約來準備著隨時翻案。他在和談破裂時,更轉嫁其破裂的責任於政府。所以和談更是共匪一種偽裝的戰法,亦就是他一種慣用的詐術。

第三節 奇  襲

 秘密、機動、偽裝、詐術,都是攻擊構成奇襲的條件。這些都是中共所慣用的手段。所以他歷來在政治戰、宣傳戰和軍事戰上,常能施展其戰術的奇襲。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在政治戰上,中共對我們政府進行其鬥爭,常從一個方式轉換為另一方式,而使其新鬥爭方式發揮其奇襲的效用。即如其在軍事作戰中,突然提出和議;又如其在和談進行中,突然施行武裝攻擊,乃使我們政府陷於被動的地位。這都是他慣用的戰法。
 二、在宣傳戰上,共黨認為「最好的防禦是攻擊」。這一原則在他的宣傳戰上更是應用得最得意的。當敵人對他的甲點施行攻勢宣傳,而使其無法辯護時,他轉換一個角度,就是在其敵人猝不及防的乙點上,施行奇襲。如此乃使其敵人不能不放棄其對甲點的攻勢宣傳,而轉換為對乙點的守勢宣傳,而其敵人的宣傳戰亦即從主動轉為被動。這也是他慣用的戰法。
 三、在軍事戰上,共匪自誇其「紅軍的作戰,一般都是奇襲」。但這是在其敵人進入他匪軍所組織的民眾及其游擊戰所能達到的地區之內,不能不分兵防衛自己的陣地,因而陷於被動的地位,他纔能集〔
第343〕中其兵力,而施逞其突擊和奇襲。反之,如其敵人步步為營,堅壁清野,使匪軍無法展開其游擊戰,亦無從尋找空隙來進行其突擊,那他的奇襲即無所施其技了。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國軍第一次圍剿開始,至二十二年一月第四次圍剿結束,匪軍的戰法,是以游擊戰,牽制我們國軍的正面或側翼,而集中其兵力,向國軍的兩個部隊之間的空隙,對國軍實力比較薄弱的部隊的側翼或後方,迂迴突襲。第一次圍剿的龍岡之戰,第二次圍剿的富田之戰,第三次圍剿的良村之戰,以及第四次圍剿的黎川之戰,匪軍的奇襲,都得了手。
 但是我們第五次圍剿,採取戰略的攻勢,和戰術的守勢,處處設防,步步為營,束小了匪區的範圍,使他的小部隊不能展開其游擊,而他的主力亦不能施逞其突擊。以前四次團剿時期,匪軍的一切調度,必期其第一個戰鬥能夠得手,來影響其整個戰局。到了第五次圍剿時期,他第一個戰鬥,即第二次黎川會戰,完全失敗,以後他展轉作戰於我們國軍的主力與碉堡之間,始終不能取得主動,獲致勝利。到了最後,他就只有化整為零,向西逃竄了。

第四節 宣   

 宣傳戰是使用文字語言或其他符號,影響敵人的心理和情感,使其依照我方的意志而思索和行動。我們知道,戰爭的目的是要使敵人屈從我方的意志。宣傳戰乃是直接訴諸敵人的意志,使其動搖、改變或屈服。所以宣傳戰就是俄共不使用軍事武器,不進入軍事戰場,而擊敗其敵人的主要戰術。

 第344

 要使敵人接受我方的宣傳,必須將宣傳隱蔽起來,使敵人不知其為宣傳,他才能接受。俄共不承認宇宙間有什麼真理。但他偏要用「真理」的名義來說服群眾,或克服敵人的意志,這「真理」在其本質上,不過是隱蔽宣傳,使群眾或敵人不知其為宣傳而予以接受的一種武器。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從俄共及其國際「同志」和同路人的文字語言中,發現任何真理。我們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一國的共黨的宣傳,都是撒謊誣陷,欺世騙人的詐術。共黨的宣傳戰的特徵如下:
 一、詭辯 共黨認為唯物辯證法是他的思想武器。他的唯物論是要打破他人的一切理想和信仰,他的辯證法就是運用其詭辯,使他人相信宇宙間一切現象都是矛盾和鬥爭,而人類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這一詭辯,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否認民族性,甚至否認人性,而認為人類只有階級性,可以說是發展到了極點!他為什麼這樣做?他是要準備我們中國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階級戰爭,以便其出賣民族,製造其俄共傀儡蘇維埃政權。所以他必須經過這樣一個整風運動的階段,先使其一般幹部喪失其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然後才能達到其最後目的。(註一五)
 二、造謠 聽信謠言也許是一般社會的習性。共黨利用這一社會弱點,乃以傳佈謠言來誇大他的力量,打擊政府的威信,動搖國際觀感,製造社會恐慌,瓦解反共心理,這是共黨在宣傳戰中,最重要的一種戰法。例如抗戰期間,他時常散佈謠言,說國民政府與日本秘密進行和談。更進一步,他又利用這種謠言,作為他對國際宣傳的資料,使盟國人士相信我們國民政府內部有投降派,要對日妥協,乃是為了要對共黨發動「內戰」的原故。(註一六)

 第345

 又如三十七年戡亂期間,共黨及其外衛團體,散放謠言,說我們政府與他要求和談,以造成社會的疑團,希望和談的實現。到了他宣傳奏效,一般人相信國家非和談即無出路的時候,他又散放煙幕,說「蔣總統要下野,纔有和談」了。(註一七)
 三、撒謊 對群眾的宣傳要簡單,要反覆,才能發生影響。共黨的宣傳戰,更進一步,慣用「假邏輯」,製造一種簡單的口號,反覆鼓吹,來欺騙群眾。即如共黨及其外衛團體所宣傳的「反共即是法西斯」,就是一個假邏輯(註一八)。事實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都是反對民主政治的。我們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設中國為民主國家。所以我們反共,亦反對法西斯。但是共黨為了破壞我們剿匪戡亂的政策,乃提出「反共即是法西斯」的口號,使一般人誤信共黨要民主,要自由,甚至誤信他是民主黨派,和土地改革派,反而指我們的反共是獨裁、是法西斯。(註一九)
 四、威脅 我們如對於某一問題,發表意見,提出兩個以上的解決方法,這是討論,而不是宣傳。對於群眾的宣傳,一個問題,只給他一個答案,才能發生影響。共黨對於這一要訣,可以說是發展到了極限。他的宣傳,常為狂妄的武斷,且帶有猛烈的威脅性。他要屈服你的意志時,他就在中外的社會上,發動無數的報刊、無數的會議、無數的討論、無數的耳語,無形的來攻擊你,但在表面上,他好像是勸告你,而實際是威脅你。他一面與你和談,而另一面對你威脅,這種威脅的宣傳戰,最顯著的實例,就是民國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間,本黨中央在廣州時,一般黨員幾於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共的話,而本黨中央到後來也就幾於完全被他控制。(註二)又如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之間,一般政治和社會人士,幾於〔
第346〕沒有人敢反對和談,也沒有人敢提戡亂動員了。(註二一)由此可見共黨的威脅宣傳,在社會政治上的影響如何了。(註二二)

第五節 矛盾律與否定律的運用

 共黨的偽裝、詐術和宣傳戰,就是他對辯證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的運用。例如他以政治戰術掩蔽其軍事戰術,以防禦的姿態掩蔽其攻擊的行動,以及其宣傳戰乃是詭辯與撒謊,誘惑與威脅的結合,都是基於「矛盾的統一」的原理。又如他以和談否定敵人對他的戰鬥,同時又以戰鬥否定他與敵人的和談,就是基於「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總之,共黨的宣傳戰法,不僅是無惡不作,而且是無中生有。尤其是他虛構事實,捏造偽證,至於指鹿為馬,張冠李戴,更是他認為宣傳的道德。他如以「人」為對象的宣傳,乃可使魔鬼變為上帝來造就他,亦可誣上帝為魔鬼來毀滅他。他如以「物」為對象的宣傳,乃可使地獄變為天堂來誘惑世人,亦可指天堂成為地獄來恫嚇世人。因此更可了解共黨的外貌宣傳,是與其實際行為完全相反的。最顯明的是他自己剝奪民眾的自由,而對政府要求一切政治自由。他所侵佔的地區以內,完全是黑暗和控制,而對外宣傳他政治的民主和光明。他所謂「人民」,就是榨壓人民的共黨本身。他所謂「解放」,就是奴役。他所謂「和平」,乃是戰爭的另一方式。他所謂「共存」,就是由他單獨統制的變相。所以他所扮演的笑容,亦就是他最猙獰的另一面目。這是我們自由世界,對俄共卑劣的宣傳戰法,應該徹底認識,而且必須予以隨時戳穿和反擊,那才可打破他一切宣傳的邪惡伎倆,而不〔第347〕為其挑撥離間的詭謀所乘,亦不為其威脅利誘的詐術所動。這是目前團結反共力量的第一要務。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八節,第九二至九二二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節,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四)毛澤東妄以三民主義為其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最低綱領」,而以社會主義為此階段的「最高綱領」。其實,他所謂「新民主主義階段」,仍為過渡階段,他要從此過渡到蘇維埃的階段,纔是他所追求的目的。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六節,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五節,第九八七至九八九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四節,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頁。
 (註九)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頁。
 (註十〕共黨企圖轉變我抗日的民族戰爭為內戰,參看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六節,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頁。他利用「民主聯合政府」的口號來打擊國民政府,參看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三十一節,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頁。
 (註十一)本書第二編第二章第五節,第一九一頁。
 (註十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四節,第一四五至一四八頁。
 (註十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頁。
 (註十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八節,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頁。
 (註十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四節,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頁。
 (註十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六節,第九八九至九九頁。
 (註十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第348

 (註十八)勒朋所著「群眾」,英譯本,第六六頁至六七頁:「一連串的邏輯的辯論,是群眾根本不能瞭解的。可以說,他們並不推理;或是說,他們是假推理,他們不受推理的影響。……群眾所接受的判斷,只是加給他們的判斷,而不是他們討論所達到的判斷。」共黨使用假邏輯作宣傳,即是如此。
 (註十九)本書第二編第二章第三節,第一至一八三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二節,第九二八至九三頁。
 (註二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二節,第一二二至第一二三頁。
 (註二二)一九三三年德國宣傳專家哈達莫夫斯基所著「宣傳與國家機構」,以為「宣傳與恐怖不是相反的。事實上,暴力可作為宣傳中必要的一部分。暴力的作用,是激起群眾的注意,使其受宣傳者意志的操縱之閃電式的效力。」納粹主義的宣傳如此,共產主義的宣傳更是如此。

 

第八章 和平談判與停戰協定

共匪在「和平共存」的口號之下,有兩種鬥爭方式,最容易使自由世界認為他真是爭取和平,或真是實現和平的途徑。

第一節 和平談判

 一般人認為和平談判是從戰爭轉入和平的途徑。凡是蘇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談判」的時候,自由世界的人們,立刻認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戰爭,而願意和平了。其實共黨的「和平談判」不是和平的途徑,而是戰爭的一種方式。所以他的和談,不是為了達到和平的結果,而是為了達到作戰的目的。以中共匪〔第349〕黨與我們國民政府歷次的和談為例,和談的作用有下列的幾種:
 一、和談可以延緩我們對他的攻擊。如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共匪提出「停戰議和」,就是緩兵之計。(註一)
 二、和談可以掩蔽共匪的武裝變亂。如抗戰期間,第一次至第三次商談,即是他武裝變亂的煙幕。(註二)
 三、和談可以增強中立主義的聲勢,而擴張其外衛的後備力量。如抗戰結束後,毛澤東在重慶的和談,就是這個作用。(註三)
 四、和談可以打擊我們的士氣。如抗戰結束以後之和平商談及軍事調處,即是這個作用。(註四)
 五、和談可以使自由世界發生「兩個中國」的印象。(註五)
所以俄共與中共都善於疲勞談判。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寫信給他的「同志」說道:「你來信說,你疲於通信和商談。我完全了解你,但是你必須耐煩。你一旦擔任談判工作,便不許你慌張或失望,否則那就不是無產階級了。」(註六)他這話,就是布爾雪維克與其他黨派商談方式的教條。由此亦可見俄共與中共的疲勞談判,也就是他共產集團的一種鬥爭方式。

第二節 停戰協定

 「喘息戰術」是俄共慣用的一種方法,他為了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不只與敵人和平談判,並可與〔第350〕敵人簽訂一個停戰協定,甚至簽訂一個和平條約。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蘇俄與德國簽訂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協定。列寧對他的黨徒說:「除非我被迫不得已,我並沒有意思履行他。」又說:「這個條約是
可恥的麼?每一個真誠的農工將要說我是對的,因為他懂得和平是集結實力的一個手段。……歷史告訴我們說,和平是為了另一戰爭的喘息,而戰爭乃是取得一個或者好些或者壞些的和平之方法。」(註七)這是俄共喘息戰術的一個最顯明的教條。
 共黨這個戰術並不是單純的防禦。共黨利用和談與停戰,來整補他的部隊,準備下一次攻擊,或是為了發動政治宣傳攻勢,分化敵人的同盟者,打擊敵人士氣,瓦解敵人內部的團結。這都是他和談與停戰的積極作用。
 一、共匪向我們要求停戰,第一次是民國二十五年,他從陝北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戰議和的要求。(註八)二十六年中共的四項諾言,也就是他所簽訂的停戰協定。(註九)
 二、共匪與我國民政府簽訂停戰協定,最後一次是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與馬歇爾特使「三人小組」的協議。(註一)共匪這次的和平談判,接受了美國調處而又破壞這個調處,簽訂了停戰協定而又破壞這個協定。他利用這一協定對我政府所加的約束,而他自己不受其中任何條款的一個字句的約束。於是他在政治和軍事作戰上,處處都能保持其主動,時時都可肆行其攻擊。這一實例最足以說明他的「喘息戰術」不是單純的防禦,而具有攻擊的作用。(註一一)
 我們如依辯證法的否定律來判斷蘇俄及共匪的和談與停戰,即可把握其本質。為什麼蘇俄及共匪對〔
第351〕於一個戰爭,要進行和平商談,要簽訂一個停戰協定,但是他一面儘管實行和談而一面仍在進行作戰,並且一面簽訂停戰協定而一面隨即破壞這停戰協定呢?我們要知道,在蘇俄及共匪的思想上,認為和談與停戰乃是戰爭的否定,而破壞和談與停戰協定乃是他「否定之否定」。當他的武力戰不能制勝的時候,他就否定戰爭而與其敵人進行和平商談,甚至簽訂停戰協定。到了他的政治戰分化了敵人的陣營,動搖了敵人的鬥志,打擊了敵人的士氣,以至完成了他作戰準備的時候,他再否定其和談與停戰,而實行其最後決戰,以收穫其戰果。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六節,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六節,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頁;第二十三節,第九八五至九八六頁;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六節,第一至一一二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四節,第一二五頁以下。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六節,第九八九至九九頁。
 (註六)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冊二四七頁。
 (註七)列寧「戰爭與和平」,選集第七冊,第三一頁至三二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六節,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頁。
 (註九)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頁至九六五頁。
 (註十)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註十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八節,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頁。

 

第九章 合法地位與議會政治

共黨「和平共存」的鬥爭方式,還有兩種,不祇使自由世界誤信他是爭取和平,並且使自由世界誤認他是爭取民主。但在實質上,這兩者仍然是共黨慣用的戰術。

第一節 合法地位

 在自由國家堙A如果共黨的鬥爭正在發展,他就要「轉變合法為非法」——叛亂。如果他受了政府的打擊,而不能不退卻,他就要向政府爭取合法地位。爭取合法地位乃是他的防禦戰之一種方式。

 民國十六年四月,國民政府實行清黨。此後共匪即成為非法的組織,而他們即在湘贛豫鄂皖等省的山區,以流寇的方式作武裝暴動。到了二十三年十月以後,匪軍從贛南展轉流竄而到陝北,乃於二十五年五月乞降。此後,他每次商談,必要求合法政黨的地位。(註一)我國民政府始終堅持,一面收編匪軍,一面以政治方法解決共黨的問題。其解決的方針,就是容許共黨參加對日抗戰,至於其政黨的合法地位,要到憲政時期,依憲法辦理。
為什麼我們不許他享有政黨的合法地位呢?因為共匪慣用的伎倆,就是他利用其合法地位,在群眾中發展組織,並準備武裝暴動的各種條件,一有機會,就乘機而起。所以爭取合法地位,乃是他防禦戰的一種方式,而隨時準備著轉守為攻。我們要防範他利用合法地位而實施其非法活動,亦就是要制止他〔
第353〕「轉變合法為非法」的狡計,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給他以合法地位。

第二節 議會政治

 馬克斯主義是反對議會政治的。列寧在其「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更確定「無產階級專政」為社會革命唯一的政權形式。列寧說:「所謂專政的科學定義,就是直接基於暴力的權力,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絕對不受任何規程的限制。」(註二)這種暴力政權,當然是與議會政治和法治主義完全相反的。
 但在一個自由國家堙A共黨並不是不參加議會。列寧在一九二年說道:「布爾雪維克參加過最反動的國會。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參加,對於布爾雪維克準備第二次革命(指十月革命)不但是有益的,並且是必要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共黨參加議會,不是贊成議會政治,而是為了破壞議會。列寧說得非常明白:「我們參加國會,不但無害於無產階級,而且使我們更容易向群眾證明,為什麼這種國會必須解散。」(註三)
 在抗戰時期,共匪參加國民參政會。(註四)他的參加,並不是他贊成議會政治,而是他把國民參政會當做宣傳講臺,當做政治作戰的場所,而他最後的手段,乃是退席和拒絕出席,來抵制國民參政會不利於他的決議。這就是他參加議會而破壞議會的一種戰術。(註五)到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民大會開會,共匪拒絕推選代表出席,企圖阻止大會,破壞政府威信。他這一著沒有成功,就公然發動全面武裝叛變。(註六)

 第354

 共黨為了準備其非法叛亂而爭取合法地位,並且為了破壞議會政治而參加議會活動,他這種鬥爭方式,如依辯證法來分析,也不過是矛盾律與質變律的運用而已。共黨認為每一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而當其矛盾發展而由量變質的時候,這個事物必然轉變為其相反的事物。所以他爭取合法地位,是為了破壞法律,而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叛亂;他參加議會就是為了破壞議會,而轉變民主政治為獨裁專制。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三節,第九八五頁;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頁,第三十一節,第九九八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冊第四四一頁。
 (註三)列寧「左傾幼稚病」,選集第十冊,第一一頁及一二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三節,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三節,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三節,第一四三至一四五頁。

 

第十章 聯合政府

前面所說共黨在其國內所施展的一切政治戰術,都是為了他最後決戰,來奪取政權。現在要說明共黨和平共存所採取的鬥爭方式,其最後的一步就是他所謂「聯合政府」。
 民主國家的一般人士誤認共黨所主張的「聯合政府」,就是議會中兩個以上政黨聯合起來,組織內閣。這聯合內閣,或是網羅議會中所有的黨派而成為舉國一致的政府,或是聯合其議會中的幾個政黨而取得議會中多數的支持。民主國家在緊急危難時期或是對外戰爭時期,往往成立這種聯合政府,來克服〔
第355〕國難,爭取戰爭的勝利。但是共黨他的所謂「聯合政府」,乃是一個政治口號和一種滲透與顛覆的政治戰術,而決不是現代民主國家所採取的聯合政府的精神。他這種戰術是從一九一七年,列寧在俄國革命中所採取的「兩重政權」的戰術,發展出來的。所以他們這樣「聯合政府」,亦是國際共黨在政治鬥爭中的主要戰術之一。
 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把這個戰術應用於我們中國,演成了「聯合戰線」和「聯合政府」口號的政治鬥爭方式。分析說明如下:
 一、民國十三年,共產份子加入我們中國國民黨,在形式上是採取其所謂「聯合戰線」,而在實質上,他的企圖是要在「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中,煽起工人和農民暴動,來打倒本黨,而製造其所謂蘇維埃政權。(註一)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黨製造中山艦事件,就是要實行政變,達到其組織蘇維埃的目的。但是他這一企圖是失敗了。(註二)
 二、民國十六年,史達林指使共黨,要把武漢政權從「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實際上就是要把武漢左派的政權轉移到共黨的手堙A而後組織其所謂蘇維埃。但是他這一企圖又因武漢實行「分共」而失敗了。(註三)
 三、民國二十四年以後,中共奉行其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統一戰線」的指示。他在抗戰期間,始終以「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為其政治主張。(註四)但是他直到三十三年十一月,纔正式向我政府提出「聯合政府」的要求。我政府拒絕了他這一要求。(註五)

 第356

 四、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伊寧事變之中,叛黨向新疆省政府要求和平解決。新疆省政府為了和平解決事變,乃容納伊犁叛黨首領,並且任其為副主席。這可以說是史達林在第二次大戰最後階段重新提出的兩重政權戰術的一個公式,在中國境內新疆省首先應用,亦就是他在東歐附庸國家所設立的「聯合政府」的一個典型。(註六)
 五、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所協議的國民政府改組案,就是要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政府。(註七)後來因為中共和民主同盟要求其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保持否決權,而為其他各黨派所反對,(註八)並且他共黨屢次拒絕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名單,企圖阻止國民大會的召開。(註九)直到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大會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三十六年元旦,由國民政府公佈。國民政府乃與制憲各政黨組織聯合政府,但沒有共黨在內。於是共黨以「聯合政府」的方式而實行滲透顛覆的企圖,亦終於失敗。(註一
 兩重政權的戰術乃是共黨對於辯證法的矛盾律、質變律和否定律的綜合運用。列寧與史達林雖同樣運用這一戰術,但列寧所運用的力量是群眾暴動,而史達林所運用的力量是組織武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有「工農兵蘇維埃與臨時政府並存的事實」,列寧的兩重政權戰術就是利用這一事實,促使兩者的分裂和鬥爭,而以蘇維埃的群眾暴動來打倒臨時政府,取得政權。到了第二次大戰結束期間,史達林卻是定下一個「聯合政府」公式,指使中共及東歐各國共黨,來製造政變。第一步由共黨要求參加政府,第二步由他利用其政府機關的掩護,製造和發展其反政府的組織武器,第三步再來實行政變。可是我們對〔
第357〕於史達林這一公式,是看得特別清楚的。因為他這一公式是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之間,中共在我們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鬥爭經驗發展出來的。所以我們政府也就依據這同一時期的痛苦經驗,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中共乃又採取暴力決戰的方式來發動全面叛亂了。(註一一)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五節,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三節,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三十一節,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五節,第一二六至一二九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一節,第一三九至一頁。
 (註九)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三節,第一四三至一四五頁。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註一一)關於共匪的暴力決戰,參看本書第二編第二章第五節,第一九一至一九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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